第一节传统的断裂
19世纪末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说出了一个西方社会走向衰败的事实，或者说预言了即将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就是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研究了17世纪至19世纪的欧洲，称其为“极端的年代”、“帝国的年代”和“革命的年代”，列宁则直接宣称20世纪的主题是战争和革命。现代政治的危机也正是在战争和革命中愈演愈烈，直到极权主义统治几乎彻底摧毁了西方世界。
汉娜·阿伦特作为这场空前的政治灾难的受害者和见证人，对现代政治的思考无不与思考极权主义现象密切相关。这种思考并不是意识形态化的理解，阿伦特认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统治是极权主义的体现，但她并没有仅仅局限在政治统治的表面，比如残酷的暴政、对人性和人权的摧残、控制思想等，而是在对整个现代政治传统的批判中展开了她对政治的思考。“理解极权主义，就等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纪的核心，它与整个传统断裂，它使我们政治思想和道德判断的准则完全崩溃。”[1]如果说极权主义在阿伦特看来是“极端的恶”，它最大的启示就在于，现代政治传统本身无法解决现代政治的危机。这也是阿伦特为什么说自己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的原因。因为它们都没有超越现代性框架的限制。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各种现代主义都无法解释极权主义现象，无法深入到现代政治的病根中去。
“极权主义的实质不是在于其残酷，而是在于它跳出了我们与历史的关联性，跳出了我们政治思想的概念和范畴。”[2]这种政府形式，我们不能用自由派或保守派、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共和制或寡头制、独裁主义或民主主义来解释，正是因为它们的失败才造成了极权主义；也不能用守法或违法、独断或合法来理解，极权主义统治是通过合法途径掌权的政府，却以法律的形式践踏法律应保障的公正；极权主义超越了近代道德观念中的功利主义，它甚至不以利益作为衡量标准。这种非功利性和超民族性，吸引人们去迎合意识形态构建的一个虚幻世界。这些都表明我们政治思想的概念和范畴已经无法适应现实，无法理解现代人的危机。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现象的理解指向了欧洲的病根——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不仅潜藏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中，而且在当时各个阶层的人中都弥漫着绝望与虚无的情绪。在魏玛共和国的时代里，资本主义的危机不断深化，工人不断失业、被抛向社会的边缘，战争的失败，政府的懦弱和无能，这些社会中蕴含的对现实的不满最终通过虚无主义的方式爆发出来。当时社会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厌恶，使任何极端的反叛，都不过是在推倒虚假的文明、虚假的社会和虚假的生活方式。托马斯·曼说战争是“净化剂”，“战争本身比胜利更能给人灵感”，战争被体验为最有力的大众运动，知识分子以反叛的方式投入这场运动，并与大众结成“命运共同体”。他们无法逃避由有教养的谈吐构成的虚假文化掩饰下的日常生活中的悲哀、卑微、失败和厌恶，似乎只有通过毁灭性的力量才能消灭虚假和邪恶。[3]我们看到虚无主义背后的问题在于，一切传统的价值和规则都化为乌有，一切皆有可能。无论是左派的革命还是右派的政治，所揭示的共同问题在于，现代西方政治已经与古老的政治和思想传统断裂。
阿伦特触及到了这个问题。传统的断裂，在她看来首先是理解的危机。理解源自从习俗中产生的现实感和共通感（common sense），极权主义摧毁的正是我们得以理解的基础。“我们已经失去了理解的工具，我们寻求意义，同时却受阻于我们没有能力产生意义。”[4]换言之，我们无法理解，正是在于我们无法与传统对话。无法理解过去，也就无法理解现在。理解的危机体现在政治中，“政治领域的基础已不再稳固，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尽管当它受到严重挑战时，或许还能理解和判断，却不能给出判断和理解的理由……问题在于，当我们受到当今道德和政治问题的挑战时，在我们的回应中明显缺少传统的声音。伟大的传统寂静无声”[5]。
传统的第一层意义正是在此基础上凸显出来，它思考和要解决的是我们时代的危机，这些危机已经不能仅仅在现代性的框架中理解，而必须把现在置于过去与未来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在古罗马时期只能靠传统来弥补。到了现代，传统逐渐断裂，直到成为无人所知的秘密。结果这种令人困扰的裂隙，仅仅成为少数思想家的体验。”[6]这表明，现在蕴含在过去与未来之中。现在的基点（即阿伦特所说的开端）是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开端的力量蕴含在传统中。现代人就像卡夫卡所描述的，在与过去和未来的斗争中，力图跳出传统，回到自我。现代人的狂妄自大在于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阿基米德支点，以为由此可以主宰天地万物。这种力图从传统中跳出、又以展示人的“伟大的创造性”自居的行为是虚无主义的根源。
由此，传统的第二层意义逐渐明晰，我们是与传统共生的。传统是我们的守护神，我们是传统的看护者。我们行动的力量来自传统。传统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不是把它当作工具使用。传统也不是一个“先验的概念”，不是“思想家虚构的神话”[7]。现代人以为，我们从神权和王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自由，成为自身的立法者。传统是我们要挣脱的东西；或者我们要对传统加以批判和改造，为我所用。传统是我们的对象和客体，成为以我为中心加以裁剪的东西。正是对自我的张扬，使我们逐渐远离传统。现代人离开了传统，才造成了世界的异化和丧失。
传统的第三层意义在于，它是我们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础。“没有传统来选取和命名，传递和保存，来指明什么是财富及其价值所在，就不会有我们当今的共同体，也不会有过去与未来，只有世界的永恒变化和生命在其中的生物进程。”[8]但是，当传统的价值都已瓦解时，我们怎样去理解传统？在对本雅明的历史观的精彩阐释中，阿伦特说：“历史本身，也就是始于本世纪初的传统的断裂，已经使他（本雅明）的任务不再是摧毁，他只需要弯腰去选择废墟中珍贵的碎片。”[9]这些思想的碎片，就像沉到海底的珍珠一样，等待着潜入海底的人去发现。“碎片”的收藏者要重新发现旧的东西的独到之处，要对这些“碎片”命名和阐释，从而赋予它们以意义。
阿伦特对传统与现代的思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对传统既不能只是反叛，极端的反叛导向虚无主义，又不能不假思索地接受所谓的古典传统与启蒙传统。对阿伦特而言，传统可谓是“音调未定的传统”。她既不是在柏克这样的保守主义者立场上看待传统，以为革命者的反叛摧毁了古典的贵族政治，殊不知贵族德性本身的瓦解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也不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的立场上解构传统，以为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一切宏大的历史叙事不过是个人英雄的权力意志和欲望的体现，殊不知那些与历史和传统断裂而毫无根基的个体实践更加虚幻，最终也难逃虚无主义的命运。
阿伦特思考的核心问题是现代性危机与虚无主义的关系。虚无主义是由于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所引起，传统的意义在虚无主义的危机中彰显出来，由此我们必须要与传统进行对话。但是怎样甄别传统中有价值的“碎片”？阿伦特发现和收藏了什么样的“碎片”？阿伦特的作品多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对于重要的政治现象进行剖析。她首先指出当今人们对这些现象理解的误区，然后把问题追溯到其源头，阐明其最初的理解，发现其问题，再带着问题考察这些现象在历史过程中如何呈现，为什么会走进今天理解的误区。这种方法最典型的运用是《过去与未来之间》，在其中阿伦特对历史、传统、权威、自由、真理等重要政治现象进行了解读。
如果说传统的断裂还只是传统与现代问题的表面，那么阿伦特更深层的努力则是要回答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为什么传统会断裂。探讨这些更深层的问题，必然要考察阿伦特的历史哲学，以及她如何理解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由此我们才能体会阿伦特从古典传统中寻求思想资源的良苦用心，才能把握阿伦特在传统与现代、拟或“古今之争”问题上的根本立场。
第二节传统与历史
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提问，历史对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在19世纪的“回光返照”已经充分暴露了历史主义的危害，这就是过量的历史感使人失去了行动的力量。尼采认为，回忆与遗忘对于一个民族文化体系的健康成长，同样必需。问题是决定历史的意义的是我们的生活。历史应该是行动者的榜样，教师、安慰者，应该赋予行动者以力量。[10]但是当一个绝对的“历史过程”高悬于人的生活之上，历史则失去了它本真的意义，而是由外在的目标和终极意义来决定。
尼采的问题可谓是振聋发聩，以历史进步论为主调的近代历史哲学在20世纪初已经面临崩溃。当时影响很大的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其实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最后挣扎。斯宾格勒把历史指向未来的时代，他寄希望于人类的意志能改变未来的命运，尤其是通过一种浮士德式的灵魂来支配未来。[11]海德格尔对此洞若观火，他指出斯宾格勒等人的历史哲学恰恰最缺乏历史感，我们需要对整个传统和历史重新加以审视。在传统的问题上，海德格尔早期的讲稿已经触及“传统的意义和正确性”的问题。“过去的历史为何成为决定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正是针对历史主义提出，海德格尔提出传统，实际上和尼采的动机一样，那就是过量的缺乏生命力的历史会毒害人的生活。他由此提出“传统是一种生活的关联”（Lebenszusammenhang）。传统在事实（faktisch）的生活中。生活的事实性——此在，其自身就是历史的。[12]海德格尔指出的历史感，即所谓的“时间性”，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非历史”的生活，强调的是“当下”的生活，“当下”是生活与世界的统一。海德格尔的哲学致力于解构西方形而上学，恢复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physis）之道，旨在解除压在人们身上的形而上学思想包袱，使当今生活重新焕发出充满生机的生命力。
阿伦特对于历史与传统的重新审视与尼采和海德格尔对此问题的思考一脉相承。阿伦特更是将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推进到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上。她所思考的问题的核心在于历史与政治的关系。
一、现代历史与政治
现代历史意识如何产生？历史意识又是如何在“历史过程”中被体验？这个外在于人的生活的“历史过程”又如何决定人的生活？阿伦特认为，现代历史过程的形成与“非政治”密切相关，历史过程代替了政治。历史意识的出现与基督教的末世论有关。在基督教中，个体的“不朽”被天国的“永恒”替代。人生活的意义由彼岸的世界提供。基督教设置了过去与未来的端点，从而将人的行动置于确定性中。[13]但是，阿伦特并没有把现代历史意识仅仅局限在宗教体验中，而认为它与现代世俗化过程相关。世俗化的过程将政治从宗教中隔离出来，用自然法或主权为现实政治提供基础，这就使个人的不朽，亦即在宗教中的灵魂的不朽，失去了与政治联系的力量。
阿伦特想表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不仅与基督教有关，而且与世俗化过程有关。世俗化意味着无神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权威的转化，从宗教的威慑性转化到对人本身的恶的畏惧，即新的权威建立在对暴力的畏惧的基础上。这样，现代历史的非政治性就表现在它始终想借助于外在于政治的力量进行统治。如果说，黑格尔的国家是“神在地上的行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则已表明，这个神就是现代民族国家本身。而“世界精神”，正如黑格尔本人所说，是“马背上的精神”，是民族国家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