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觉地揭示历史的文化内涵，以及基于文化模式和文明形态来理解人类历史的研究方面，除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之外，我们必须提及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独特研究。他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建立了一种基于文化模式和文明形态分析的深刻的历史哲学。雅斯贝尔斯从“人类具有唯一的共同起源和共同目标”这一信念出发，提出历史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关于人类历史的统一完整的总观点”；“我们的目标是人类历史的最大包容和最高统一”。而这种研究应当通过对文明形态或文化形态的探讨而得以实现。在这方面，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期”理论。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轴心期和科技四个时代，其中，轴心期对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因为，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几种主要的文化精神。雅斯贝尔斯认为，古代历史最早的文明主要有三个，它们几乎同时奠定于公元前三四千年，这就是苏美尔-巴比伦、埃及和爱琴海世界所代表和所开始的后来称之为西方文明的古代文化；雅利安印度河文化；古代中国文化。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古代文明使人开始真正生成，使人类开始从史前进入历史，引起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但是，相比之下，古代文明时期人类文化精神还没有真正达到自觉，尚缺少后来的轴心期所发生的奠定“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今天人类的各种主要的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是从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开始的。雅斯贝尔斯把这一轴心期定位于公元前800年至200年之间。他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佛陀、伊朗的索罗亚斯德、巴勒斯坦的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希腊的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许多思想巨人先后出现，他们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分别奠基了人类精神。雅斯贝尔斯认为，“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轴心期对于人类历史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至今还在影响着人类历史进程的三大主要文化精神得以奠定。不仅如此，也正是这一时期人类文化精神的自觉又奠定了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文化精神的根本性差别，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他认为，轴心期三个地区的文化精神的觉醒的深刻程度是不同的，在西方形成了理性的、具有极大历史感的文化精神，而在中国和印度则形成了“总是在延续它们自己的过去时”的文化模式。雅斯贝尔斯指出，“与中国和印度相比，西方的新开端似乎惹人注目得多。和东方有时变得很弱的精神持续相并列，西方出现了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具体说来，“中国和印度总是在延续它们自己的过去时存活。另一方面，希腊则超出了它自己的过去”。雅斯贝尔斯进一步断言，轴心期三种文化模式的分立，对于这些地区后来的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轴心期的创造性时代之后是剧变和文艺复兴；直至公元1500年，当欧洲迈出其前所未有的步伐时，中国和印度却准确地同时进入了文化衰退。”
面对现代社会的理性文化危机和技术异化，雅斯贝尔斯呼唤一种历史责任感，他强调，历史的共同目标是自由。这种自由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进程，“自由是人类的时间之路”。为了公共的目标，人类应当追求历史的统一，而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进程为“人类的真实统一”提供了可能性。然而，所有这一切，多取决于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的生成，一种真正关切人自身的文化精神的生成。“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对人类未来的关切，然而，有一种以前人们从未感到的关切。这就是对人性本身的关切。”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雅斯贝尔斯一直期待着“第二轴心期”的出现，也就是是希望通过人类的文化自觉和文化精神的重建来推动人类历史的健康发展。
应当说，关于文化的历史性研究，或者关于历史的文化内涵的揭示，是哲学和历史学共同推进的重要理论发展趋势。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转向文化。例如，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表人物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史学”，这一概念对于20世纪史学的变革具有重大的影响。他认为，在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多元的社会时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瞬时性和长时性两种对立的时限。一般说来，传统史学属于短时段历史学，它主要关注事件或政治时间，即历史上的革命、战争等突发现象，因此是一种事件史。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些长时段历史现象，主要是结构或自然时间，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布罗代尔明确反对传统史学的政治事件史，他强调，短时段的历史无法把握和解释历史的稳定现象及其变化，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法国年鉴学派新史学的范式意义在于它不再孤立地围绕着大事件等宏观政治来建构自己的历史解释模式，而是把政治现象放到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结构等深层次、长时段的历史现实中加以把握，展示了社会政治运动和经济活动的深层次的文化基础，把研究视野从重大历史事件和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运动的各个领域，并揭示了文化、日常生活等因素的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
关于文化的知识论研究、价值论研究、生存论研究和历史性研究是近现代文化理论中的几种主要研究范式，它们或是专注于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自身特征的实证性描述，或是致力于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内涵的自觉揭示，或是聚焦于人的生存方式和本质特征来把握文化的规定性，或是深入到历史运动的深层次来揭示文化的演进机制和社会历史功能。尽管这几种关于文化的理论研究范式尚没有涵盖近现代关于文化的丰富理解，尽管这些文化理论对于文化的理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是，这几种文化理论在近现代人类关于自身文化规定性的自觉反思中的确具有代表性，它们涉及文化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论学科，从多方面多层面挖掘文化的丰富内涵，通过这些理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近现代文化自觉的普遍性，同时也清晰地看到文化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和功能。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上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研究不仅涉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众多领域，而且在许多领域都实现了理论创新和突破。而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思想革命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核心的社会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史理论上的革命性变革就在于根本超越了建立在传统分工基础之上，以“解释世界”为特征的纯理论形态的学说，是一种以人的劳动、现实的生产活动，即人的实践为现实基础而说明人类社会的生成与分裂，以及扬弃这些分裂和对立，使人类获得解放的革命的和批判的学说。这一社会历史理论的宗旨是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学说不是由给定的理论范畴和命题构成的抽象的哲学理论体系，而是一种立根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超越本性之上的理性批判与反思活动，其本身就是一种以“改变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为己任的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
文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极大地丰富了他们关于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本质、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以及社会历史运动的理解。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实践本质和自由的对象化活动为基础来把握文化的本质，以人类社会存在和社会历史进程为场域来揭示文化的作用和功能，在更加宽阔的视野中理解文化的社会历史方位和作用的文化理论，其理论定位和价值追求都远远高于他们同时代，以及后人关于文化的理解，从而在文化理解上也实现了创新和突破。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广度和深度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后来的经典思想家并没有像上述文化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家那样从某一个侧面或者维度对文化作专门的研究，没有形成具体的专门化的文化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不关心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而只是标明马克思恩格斯理解文化问题方式具有独特性，他们不是就文化而讨论文化，而是在更大的视域中把握文化问题。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具有其他文化理论所不可比拟的理论广度和深度。
1.关于文化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贯穿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全过程。如果我们把达尔文进化论问世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兴起作为西方自觉的文化反思和文化研究的开端，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思考要早于这些文化学家和人类学家。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了系统阐述进化论思想的《物种起源》一书，推动了人类关于自身的文化起源的探讨，而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当数泰勒于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和摩尔根于1877年发表的《古代社会》。而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史观，其中包含着他们对于文化问题的思考。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探讨具体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而是承载了西方理性精神的人文传统，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传统，更多地从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特征的视角来理解文化，因而，他们早期比较多地关注自我意识、自由理性、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人的实践特征等，这里突出强调的是自由自觉的理性文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