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思想观念很重要，因为观念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导致结果。在这样一个链条中，思想观念是第一位的。有了思想观念的转变，对教育教学问题才能有新的认识，才能顺应当今基础课程改革的大趋势。一位西方学者说：“观念本身是有力量的，它可以或快或慢地改变社会现实。”因此，一个好教师除了要有过硬的学科专业知识，还必须具备现代教育理念，这样才能不偏离教育教学的本质属性。
第一节 教育的人本化与人性化
一、教育的人本化
人的价值高于一切。教育最本质的功能在于培养人。《不列颠百科全书》英文版“教育哲学”条称：“马、恩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医治人类的异化和非人化。”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在这里，教育成了解放，教育的目的在于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人永远是目的，而决非工具或手段。
现在很多学校提出“以学生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等口号，就是以人为本价值观在学校教育中的具体体现。一般来说，学生为本主要包括“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让学生得到全面和谐发展，让全体学生都得到发展，让学生主动发展，让学生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让学生的能力持续发展”6个方面。
这个思想而今已得到教育界的高度认同，然而，它的确立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变和斗争的。
众所周知，传统教育强调“三中心”论，其中之一就是“教师中心”。在“秧田型”课堂结构中，教师站在讲台上，犹如“阳光普照万物”一般，教学过程由教师支配，按教师预设的框架一步步展开，学生像“道具”一般被动地配合而已。在一些“公开课”评课会上，课上得好，任课教师会不无谦虚地说：“今天同学们配合得好。”课上得不怎么好时，教师会不无遗憾地说：“今天同学们配合得不好，他们有些紧张。”此话后面，实则是传统的“道具论”在支撑。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1859—1952）对传统教育忽视儿童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说，传统学校的“重心是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在其他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活动之中”[1]。在他看来，传统学校教育的一切都是为教师的，而不是为儿童的。所以，他提出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2]
杜威提出，教师不应总是站在讲台上，他们应该从讲台上走下来，走进学生之中。这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以“学生中心”为主旨的现代教育观的正式确立。
爱因斯坦，作为一位思想家，在教育方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其人本教育观就值得我们思考。他说：“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学校不能仅是传授知识的工具，更不能把学生“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像是对待没有生命的“无机物”一般。爱因斯坦认为：“学校的目的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确实，我们的教育首先是培养“人”，而不是功利地培养“某种人”。如果能够按照这样的理念，教师在思想负担上就能够轻松许多，就有可能真正地实现“学生为本”的教育思想。
华中科技大学李培根校长在谈到大学精神时强调，要从“人”的意义上而不是从培养“工具”的意义上理解教育。[3]虽然是就大学教育而言，但其实适用于整个教育。李培根一直非常推崇的是教育要回归到学生的本位上，让学生作为一个个体能够充分自由地发展。为此，需要弄清楚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以前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是，建设者不等同于建设的工具。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因为接受教育不只是为了成为生产者；强调“人”的意义，是为了给个体更大的自由发展，寻找自我的个性。在李培根看来，这不仅仅是大学、教育界所面临的问题，更是全社会要面对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认识误区需要廓清。一些人以为，“以人为本”就是不能管得太多、太严，似乎严格管理就是“不人性化”，就是不以人为本了。教师批评学生，学生说：“老师，您怎么不以人为本了？”其实，这里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国人习惯于“平面思维”，将相对应的东西放在一个平面上，很容易得出一个“非此即彼”“有我无你”的排他性的结论。比如，在对待启发式与灌输式、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等问题上都莫不如此。今天看来，应该多些“立体思维”，把不同要素放在不同的平面上，你会发现它们原来是可以共存共生的。“以人为本”绝对不是不要严格管理，而主要是指管理方式上应该柔性，学校的一切教育教学工作应该从“目中无人”到“目中有人”，将学生视为有独立人格的人，不能如对待无生命的“无机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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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贝隆在《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教育》一文中说：前些年，教育部领导代表我国出席国际会议，我国的政府文件、发言稿中多次出现“受教育者”一词，其英译难倒了教育部执外语翻译牛耳的黄仕琦老先生。原来在现代教育中，学生是发展的主体，“受教育者（Educate）”一词在英语中早已消亡，普通人不明其意，在现代英语词典中也无法查到。“受教育者”的“受”，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被动的代名词。
教育界曾讨论：“好成绩是教出来的吗？”起因是某校一学生上课不认真，课后被老师带回办公室“训话”，正在老师将要发话而未及开口之时，学生却抢先讲话了：“老师，你以为你教得好我就考得好呀？即使我考试得高分，那也不是因为你教得好，而是因为我学得好！”由此而引发这一讨论。稍有教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生的话讲错了一半，又讲对了一半。好成绩是教出来的，但又不完全是教出来的！
二、教育的人性化
在校园里待的时间长了，总觉得我们的教育少了点什么，细细想来，少的就是人性！如学生回答提问，不管对错，教师都漠然视之，仅以手势示意其坐下，甚至在示意时眼睛都不看着学生；学生向教师问好，有些教师不会亲切地回礼，最多也就是“嗯”一声，算是有点反应了，怪不得有人发出“中国的教师，你少礼了！”的感叹；教师不能叫出学生的名字，提问时往往称呼“那位同学”“第×排那个同学”“那个穿红衣服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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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请叫我的名字[4]
一天晚上，我准备批改作业，刚翻开第一本，就发现里面夹着一封短笺，上面写道：“曹老师，您好！冒昧地给您提个意见，您每次在课堂上提问我时，不是喊‘第三排穿红衣服的同学回答’，就是喊‘王小蕾的同桌回答’，从来没有叫过我的名字，您是不记得我的名字，还是根本就不屑叫我的名字？您的学生潘丽。”读了这封短笺，我脸上变得热辣辣的。
实事求是地说，这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不再刻意去记班里学生的名字了，除了那些学习比较突出或比较调皮的学生，我能够做到人与名字对上号以外，那些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中等生的名字，我真的大多都记不住。就是这个“胆敢”给我提意见的潘丽，在我的脑海中也没有多少印象。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我多是让“第几列第几个同学回答”，关注的焦点也是学生回答的结果，而不是他们的表情和心理感受，我并没有感觉这样做有什么不妥。
潘丽的短笺让我惭愧，也让我反思，这些年我的课堂越来越沉闷，与记不住学生的名字是有一定关系的。我终于明白：准确地喊出每个学生的名字，是让学生对老师产生好感的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之一，老师响亮地喊出学生的名字会让学生感觉到自己在老师心目中的地位很重要。于是，我拿出一整天的时间，对照着学生的登记表，把全班54位同学的名字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并对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作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再上课的时候，我面带微笑响亮地点了名，并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做了简短的点评。我看到每个被我点评到的学生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写满了自信，我感觉自己又找回初登讲台时的豪情了。
教育是育人的工作，本应是人情味十足的事情。天气凉了，提醒学生加件衣服；学生病愈后返校上课，教师走到他身边，弯下腰、拍拍他的肩膀关切地问候一声：“某某同学，好些了吗？”……学生一定会周身洋溢着一种温暖感。这本身就是德育，一种做人的教育，而不是说这些教育一定要从各个学科中抽出来，专门放到政治课里去“说教”。
有人发出“关注学生生命质量”的呼吁！一个人生命中大约有1/6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他们在其中的生活质量如何，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尊严
1.人格无大小之分
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不分年龄大小，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平等的，每个人的人格尊严都应受到尊重。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未成年人保护法》总则更是具体地把“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列为保护未成年人工作应遵循的四大原则之一。
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本来就是“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以维护学生健康成长为己任的教师，尊重学生人格就更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毛泽东有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教师要认识到，不论学生多么幼小、多么不成熟，不论他们身上当前还存在多少缺点、多少不足，教师都应当首先看到他们是世间最宝贵的人，而人性中最可宝贵的是受到别人的尊重和赏识。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他们体验人生的价值，并提升这种价值，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现实中往往有一个悖论：一些教师说，对学生越是尊重、宽容、民主，学生越发肆无忌惮、变本加厉，甚至觉得教师“人善可欺”；对学生严厉冷峻，甚至动用暴力拳脚相加，学生倒一个个噤若寒蝉、乖巧听话，而且，后者的教学成绩往往还明显优于前者。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以为，这既有“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深层次的文化背景问题，也有教育和管理的方法、技巧问题，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绝对不表明尊重、理解、民主、宽容的教育方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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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的核心，就其本质来说，就在于让儿童始终体验到自己的尊严感：我是一个勤奋的脑力劳动者，是祖国的好公民，是父母的好儿女，是一个有着高尚的志趣、激情和不断取得进步的完美的人。”
他说，我从不给小学生打“不及格”的分数。如果儿童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我就对他说：“你试一试重做一遍，只要下点功夫，你就一定能做好。现在还没有给你打分数，你再努力点，就一定能得到好分数。要是你有哪一道题不懂，明天上课前到学校里来，咱们一起想一想。”上课前的半小时，是我跟学生一起进行最有趣的脑力劳动的时间，也是我跟学生心灵相互交往的幸福时刻。在这半小时里，儿童是带着他的苦恼来找我的。要知道，儿童不会做功课，没有收获，是他真正的痛苦。不知道你是否体验过，跟儿童一起思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清晨，在校园里一棵繁花盛开的苹果树下，我跟三年级学生尤拉坐在一起。我们面前有一道应用题，必须把它解答出来。我帮助这孩子随时拨正他思路的航向，终于，他发现了真理，内心充满了喜悦，他觉得他在认识的道路上提高了一步。他感到幸福，他的苦恼消失了。跟儿童在一起思考的这种时刻，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欢乐。我向你们担保，年轻的朋友：正是在这种时刻，儿童的信任才充分展示出来。如果我跟他一起解除了他的苦恼，他就绝不会欺骗我。我叫他自己把分数写进记分册，这给他一种自豪感和尊严感。[5]
我国社会长期盛行着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传统观念，那就是崇尚人们的等级尊严，忽视人们的人格尊严。至于在教育过程中对未成年人人格的尊重，对于某些教师来说，还没有确立这样的意识，他们往往把侮辱学生的人格看得无足轻重，当成家常便饭，这方面的事情不时见诸媒体的报道。这种状况给少年儿童敏感的心灵带来的伤害和摧残，是非常严重的。
中国台湾已故女作家三毛，曾自述12岁读初二时的一段经历[6]，读来震撼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