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神话·哲学
神话是人在幻想中对自然力的改造。宗教是人对自然力的崇拜。哲学则是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揭示。神话不是迷信，因为人们意识到神话的非现实性。宗教是迷信，因为它把自然力人格化，对自然力采取崇拜的态度，认为自然背后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神话是人话。它是人按照人的模样创造的另一个世界。人对神的崇拜与人不可分，或与收割有关（对风雨雷电、土地、太阳的神化），或与婚姻有关（爱神），或与生死有关（死神），或与战争有关（战神）。人正是根据神对人自身的价值分为好坏善恶并采取相应的态度。神的生活与人的生活一样，有男有女，有儿有女，有悲欢离合，有恩怨爱恋，只不过是具有无穷的威力而已。而宗教则不然。一神教的神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的。非一神教的神虽不是唯一的，但也是超凡入圣与人迥然不同的。它具有人的一切优点，但又凌驾于人之上从而成为与人对立的存在物。
神话可以鼓舞人的斗志，提高人与丑恶现象斗争并战而胜之的信心。宗教不同，它削弱人的力量，使人服从超自然的力量，从而贬低了人类自己。哲学是一种理性力量，它使人认识自然，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真正发挥人自身的力量。由神话转入宗教是必然的，因为它们都不理解自然力的本质。只要把自然力由幻想的力量变为异化的力量，就完成了由神话向宗教的转化。哲学是与科学相联系的，它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自然本性的探求。
哲学离人并不远，它就存在于人的生活之中。人当然不是按照哲学生活，但生活中有哲学。人的一切活动，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中都存在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显然是不一样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摆脱哲学，问题只是自觉的还是自发的哲学、系统的还是零碎的哲学。我们之所以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把自发变为自觉，零碎变为系统，错误变为正确。
使人们对哲学产生错误看法的是哲学中的问题。没有问题当然没有哲学。哲学中的问题并不是来源于惊奇，而是来源于实践的探索；哲学中的问题并不是超时代的永恒的问题。哲学之所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正因为它解决的是时代的问题而不是超时代的问题。在哲学史上哲学由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方法论的研究重点的转移，就是因为问题的转移。而问题转移的原因在于时代的确有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当然，哲学中有些问题好像是永恒的，例如世界的本质问题、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人的本性问题、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等等，其实这些问题之所以不断重复，是因为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以及重要性。但是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哲学家根据自己时代所达到的水平给以回答，从而推进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形式上是问题的无休止的争论，实际上是问题的推进。
不要回错了家
人都有个家。或者是已有家，或者是将有家，至少是有过家。家，不是生命的驿站，对中国人来说，他生于斯死于斯，欢乐与共，祸福相依。在外面旅途疲劳、风餐露宿的人回到温馨的家，泥炉红火，热茶热饭，儿女相依，是何等高兴。
人们只知道肉体的奔波需要休息，可知道灵魂也需要休息？一个人如果羁于名利，终日孜孜以求，用尽心机，不也很累吗？灵魂也需要个家，需要有个安身立命之所。这个家，这个安身立命之所，就是哲学。
但是，哲学是多种多样的。也就是说，家是多种多样的。抽象地说，宗教可以安身立命，唯心主义也可以安身立命，不过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哲学，它虽然可以使人得到某种心理平衡，缓解心灵的痛苦，但代价是巨大的。它使人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在家如出家，入世如出世，无论对国家、对家庭、对个人都未尽到责任，我说这叫回错了家。
有人公然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异族文化，破坏了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学，在他们看来，只有儒家学说才是安身立命之学，所以大力鼓吹在中国复兴儒学。我们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括儒家学说的人生哲学以及道家有关养生的理论确有可取之处，应该研究。但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当然要提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认为：这种立场、观点、方法，不仅能使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且能正确面对人生。不管顺境逆境、得意失意，都能处之泰然。“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个“放眼量”就是一种人生境界，一种积极的向前的思想境界。谁说马克思主义不能安身立命？它完全能够。但它不是从个人主义出发，而是把个人放在群众之中，放在国家民族之中，以唯物辩证的态度正确对待生与死、乐与苦、幸福与痛苦，这才真正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了家。
明白人与明白学
做人要做明白人，不要做糊涂人。
什么是明白人？明白人是能够清楚地知人处世处事，不被“马屁精”高帽子弄得糊里糊涂的人。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自知之明。《道德经》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可只有自知才能知人。
《邹忌讽齐王纳谏》讲的就是明白人的故事。齐王的首相邹忌身高八尺，美风姿，非常漂亮。他早晨起来照镜子，左顾右盼得意得很。他问妻子：“我与城北徐公孰美？”妻子回答说，你太漂亮了，徐公怎么能和你比呀。他问妾，问他的客人，都是同样的回答。邹忌是个明白人，躺在床上想了又想，终于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的妻子夸我，是出于私情偏爱；我的妾夸我，是怕我疏远她；客人讨好我，是为了从我这里得到好处。
可要做明白人不容易，必须去蔽，即去掉各种使自己受蒙蔽的东西。认识的主体是人，可人在认识事物时会受到各种蒙蔽。名可为蔽，利可为蔽，亲可为蔽，疏可为蔽，如此等等。所以，要正确认识必须解蔽。战国时的大思想家荀子就写过著名的文章《解蔽》，他说人之所以不明白，是因为蔽太多，即为片面性认识所局限，“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故荀子特别强调要解蔽。
要解蔽，必须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即反对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个刚愎自用、财迷心窍的人，处处是蔽。因此要学哲学。哲学之所以是明白学，正因为它的最大功效是去蔽。唯物主义去主观武断之蔽，辩证法去片面之蔽，共产主义人生观去各种利己主义之蔽。我们要记住毛泽东的这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哲学与自然科学
哲学不能脱离自然科学，但不同于自然科学。哲学不是关于某一领域某一对象的知识，而是普遍性的判断。它不仅讲规律，而且讲意义，即着眼于这个规律性判断对人的意义。自然科学的内容是共同的，它没有个性，也不能有个性。而哲学是哲学家的观点和体系，它不仅包含共同的东西，而且凝结着哲学家个人的特殊的人生体验。没有个性，就没有哲学家。但这决不是说，哲学纯系个人意见，只是就体系而言它具有个性，就其内容而言，凡属真理性的内容决不仅限于个人，而是具有普遍性。所以认为哲学纯属个人意见的说法是片面的。
哲学的水平依存于科学水平，但又有相对独立性。按科学水平来说，我们当代一个中学生的科学水平，数理化方面的知识，可能比古代的哲学家，例如老子、庄子、柏拉图、苏格拉底等，要多得多，可在哲学智慧方面是无法相比的。中学生的自然科学知识是我们时代的常识，而古代哲学家们的思想是人类的智慧，它不仅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峰，而且超越自己的时代，对于整个人类都有照耀作用。
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分是不能抹杀的。用自然科学的观点来衡量哲学是不对的。但不能把哲学和自然科学看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新儒家们过分强调哲学的非科学性，强调哲学与科学、知识与非知识的区别，强调哲学的功效不在于增加知识，而在于提高人的境界，认为哲学是一种纯形而上的追求，是一种道德的境界。可是哲学一旦脱离自然科学，消解哲学思维中的科学精神，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困境。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提倡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结合，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哲学成为有知识的智慧、有智慧的知识。
境界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它的一个含义是规律，天道是宇宙规律，人道是社会规律；另一个含义是境界。得道是达到一种境界，是从道中达到的自由。可见，境界并非是人的纯主观体验，而是对道即规律的把握。
恩格斯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这不仅是指人的行动的自由，而且是指人所达到的自由境界，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境界。人的自由境界不可能是超规律的。违背规律得到的只能是惩罚，是寸步难行。庄子超生死的人生境界，鼓盆而歌的通达，是因为他认识到死的必然性，所以能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如果不以规律为依据就是怯懦，就是奴性。
智慧是哲学的生活化、实际化，所以智慧就是被运用于生活中的哲学。一个人不管读了多少哲学书，要是除了条条而外一无所能，不明智，不通达，不大度，是不能妄称智者的。
科学的发展是阶梯式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后来者超过前代人。哲学不一样，它的发展是波浪式的，有高潮有低潮。例如，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以及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对哲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中国思想史上处于不同的高峰期。
知识与智慧
知识是智慧的基础，智慧是知识的综合和升华。荀子在《正名》中说过，知有所合谓之智。没有知识的智慧是空论，是假大空。不包括智慧的知识是假知识。知识与智慧是相互依存的。
中国的哲学发达，所以中国人的智慧也是超群的，许多西方学者是非常称赞中国人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就说过，中国人在所有的人中是最有理性的；莱布尼茨也说过，如果让哲学担任裁判的话，一定会把金苹果奖给中国人；当代西方著名的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与文明》中认为，全世界都认识到他们深受来自中国的恩惠。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玛雅的文化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但都发生过中断，有的已经消失和陨落，唯独中国文化经过多少次战乱和朝代更迭而没有中断，如长江大河滚滚向前，给全世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珍惜这份遗产，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它。
我们依靠什么
有的学者认为，迄今为止在西方社会中存在非道德主义以及反道德主义，但也存在着强大的宗教势力，只要基督教信仰存在一天就会给社会提供一种安定力量，同时也是对抗反道德主义的力量，宗教是西方重要的精神支柱。中国之所以发生某些道德滑坡现象，是因为人们没有了宗教信仰，脱离了数千年的“信天事天法天”的宗教信仰，从而找不到维系道德、维系人心、维系社会的安定力量。
我们并不否认宗教的某些积极功能，但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支柱不可能是宗教。我们当然重视社会主义道德，但是维系道德的力量并非宗教。对鬼神的信仰、对来世的憧憬和对天堂的向往、对轮回和地狱的恐惧，同社会主义道德是不可能结合的。因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不是简单的个人的善行以及从善行中得到的回报，而是集体主义原则，它是同彻底地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同社会进步和全体人民的幸福结合在一起的。不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是不可能确立和巩固的。
智慧与痛苦
1944年11月，维特根斯坦在给他的学生马尔康姆的信中说：“假如你不想受苦，你就不能正确思考。”智慧当然有可能给人带来某种痛苦，例如在封建统治下某些思想家为社会、为统治者所不容，遭受政治迫害，为真理而牺牲。尽管并不是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如此，可是思考本身作为一种穷根究底的研究，往往是痛苦的，它往往使人牺牲健康、休息、家庭，沉湎于思索，特别是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怀着焦虑和愤怒更是痛苦。
哲学若不想流于空谈，必以追求真理为目的。哲学不是文字游戏，不是思辨，不是概念的战争，哲学应该求真，这一点连维特根斯坦也承认，他说，研究哲学如果给你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对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词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更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
宗教是痛苦的避难所，它是人处在极端痛苦时的安灵剂。可哲学不是痛苦的避难所，而是通向智慧的大门。哲学与宗教的不同正在于它是积极的探索。宗教是逃避痛苦的痛苦，而哲学是通向智慧的痛苦。
有的哲学家把痛苦说成是存在的必然产物，在他们看来，存在就是痛苦。《道德经》中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如果存在就是痛苦，那人类永远走不出痛苦，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感觉实体。这样来理解痛苦就把痛苦本体化了，完全降低了痛苦在人类探求智慧中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