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在起兵5个月之后，就陷入了被各路唐军包围的境地，甚至回范阳的退路也被切断了。本来叛乱的平定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由于唐玄宗求胜心切，加之杨国忠嫉妒手握重兵、平叛有功的大将，尤其是潼关守将哥舒翰，担心在叛乱平息后哥舒翰会入朝拜相，于己不利，因此杨国忠怂恿唐玄宗连续下诏，令哥舒翰主动出关迎敌。哥舒翰无奈之下率兵出关，结果唐军大败，潼关也随之失守，叛军进而威胁长安。
即使局势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杨国忠还是不忘扩张自己的利益。他向唐玄宗建议立即前往四川避难。四川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成都平原又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兵灾战乱中，几乎每次都是四川扮演了安定的后方的角色。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绝不是杨国忠建议唐玄宗幸蜀的主要原因。最为重要的是，一旦唐玄宗驾幸，四川就会成为大唐的政治中心，也会成为各路唐军竭力保护的对象，杨国忠也就可以把自己在朝廷和蜀中的利益结合到一起，使自己的势力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才是杨国忠的真正目的。
公元756年六月十三日，在百官皆不知晓的情况下，唐玄宗和杨贵妃姐妹、皇子、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和亲近宦官宫人，在禁卫军的护送下连夜出走。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都很清楚了，马嵬驿之变，杨氏兄妹被杀。
关于马嵬驿之变，现在史学界通常认为是由太子李亨为争夺权力而精心策划的。太子李亨与李林甫、杨国忠皆不和，自公元746年起就频遭打击，此次一旦到了蜀中，面对膨胀到极点的杨国忠势力，太子必然凶多吉少。因此，太子决定先发制人，设计了一场兵变，既除掉了杨国忠，也借机掌握住朝中大权。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杨国忠罪恶的行径终于就此结束，虽然已经晚了，但还好没有更晚。
此后，平定叛乱就成了唐朝政府首要的目标和任务，唐朝召回所有能调动的军队，这些军队中有很多原本负责边境地区的防御，他们被抽调到平叛前线，使得唐朝对许多边远地区的控制力度大大降低，所谓“内忧外患”指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南诏和吐蕃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公元756年，南诏在吐蕃的命令下攻占巂州（在今四川西昌）和会同（今四川会理县北）。此次进攻声势极为浩大，南诏方面有太子随行，并且出动七员军将、一名清平官，吐蕃方面则派遣了宰相和节度使各一人。次年，唐朝重建了巂州，但不到一年就又被南诏攻占。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南诏在攻下巂州之后，并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大肆劫掠一番就弃城离去，而是将其作为据点，准备长期占领。
因为唐朝当时正在集中力量对付安史叛军，而南诏与吐蕃之间尚保持盟友关系，因此，南诏获得了极为难得的不受外界干扰的发展机会。
除了向四川一带扩张势力之外，南诏还把目光对准了其西南边境。阁罗凤亲自率领军队征讨被称为寻传、祁鲜、裸形的诸蛮。而对于其东边，原爨部控制的区域，阁罗凤也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强了统治力度，其中包括在安宁建立了行政机构，一方面管理盐的生产，另一方面就地对这一带进行监督。公元765年，阁罗凤更是将儿子凤迦异派到这里，新建了一座名为拓东城的新城。在阁罗凤的经营下，南诏的势力得到了空前的扩张。
公元766年，《南诏德化碑》在南诏都城太和城建立起来。碑的阳面刻有正文40行，3800字，其中充满了对阁罗凤的颂扬。不过，碑文最主要的内容是推卸背叛唐朝的责任。碑文以南诏的视角，记录了唐与南诏之间从友好合作到渐生间隙，最终反目成仇的全过程。碑文反复强调战争是被强加于南诏身上的，解释南诏叛唐的不得已，并表达了希望与唐朝重归于好的愿望。这块石碑为研究南诏的形成、社会制度、政治结构、民族关系、南诏与唐王朝及吐蕃关系等方面，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可能南诏首领确实对与唐朝关系破裂而感到抱歉，也有可能只是为将来与唐和好而作铺垫，不过无论如何，正如碑文所说，南诏与唐朝的关系绝不会永久地破裂下去。且不论其他因素，单举一点就已足够，《南诏德化碑》碑文的作者郑回，就是促成日后唐朝与南诏重新结盟的重要人物。
从公元756年到公元779年之间，唐朝史书上对南诏的记载非常之少，即使有一些零星的相关内容，也是非常含混和破碎的。这当然主要是因为当时唐朝对西南地区投入的精力很有限，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南诏并没有对唐朝实施大规模的进攻。
然而在这一时期，吐蕃对唐朝的侵犯却变本加厉，攻占了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广大领土，并且控制了西北的河西与陇右一带，甚至在公元763年一度打进了唐朝的首都长安。不过，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吐蕃入侵唐朝西北地区的行动有南诏军队参与其中。面对刚刚经历安史之乱重创的唐王朝，吐蕃军队一度横行无忌，威风八面，但他们的好日子终归会到头，吐蕃在公元8世纪70年代遭到了挫败，击败他们的人叫做崔宁。
崔宁，卫州（今河南新乡、鹤壁等地）人，本名崔旰。崔宁虽然出身于儒者之家，但他自己却更喜欢纵横之术，从小就是个不安分的人。崔宁在年轻时就出门游历，当他到了剑南一带时，就结束了游侠生活，投军去了。
虽然崔宁脾气比较急，不过他选择此时在剑南地区从军，并不是头脑一时发热的结果。因为年少时学习过纵横之术，崔宁应该是看到了西南地区的复杂局势，并意识到未来在当地爆发战争的几率很大。无论是从文还是习武，都无非是要为自己谋一条出路，崔宁很可能是认定，如果此时加入在西南的军队，就有机会获得军功，借此搏个出身。因此，崔宁在鲜于仲通的军队里成为了一名步卒。
虽然崔宁准确地预测到了战争的到来，但这个从未上过战场的年轻人还是把立功想得太简单了，他第一次参加大战就差点丢了性命。公元754年，崔宁随军出征南诏，领兵的主帅是李宓。这场战争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唐军惨败，7万大军全军覆没。只有零星的唐军士兵捡了一条命，逃了回来，崔宁就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他历尽艰辛返回成都，虽然没有立下什么功劳，但是其成绩仍然值得高度评价，因为在那场战争中，能活着回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崔宁能在大溃败中幸免于难，不仅仅是因为运气，还依赖于他过人的勇气和才智。虽然没有立功，但崔宁在此战中仍然获益匪浅。在生死边缘挣扎回来，使得他的意志和才能都得到了最大限度地提升，只要有这些在，立功的机会还是不缺的。
很快，崔宁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并逐渐升至高位。后来，他被派遣到西山（今成都西北）统兵，讨伐吐蕃及其在当地的盟友羌戎。崔宁在这次战斗中大获全胜，一时间成为了传奇人物，甚至连敌人都对他充满敬畏，称他统领的军队为“神兵”。而在这一战之后，崔宁因为爱护士卒，连年报捷，在西川军中得到了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支持。
已故剑南节度使严武曾十分看重崔宁，但新任剑南节度使郭英乂却对崔宁相当怨恨妒忌，二人之间的冲突很快就爆发出来，并不断升级。
首先发难的是郭英乂，他减少了崔宁部下的粮饷，接着又诬陷正在与吐蕃作战的崔宁通敌，最后甚至将崔宁的家属扣为人质。郭英乂不断打压崔宁，以为可以就此击垮他。但郭英乂没有意识到，崔宁的作风与其他朝廷官员都截然不同。崔宁年轻时就敢一个人闯天下，征南诏时九死一生，长期在边境作战且屡战屡胜，不知在刀尖上滚过多少回。对于这样一个人，郭英乂的一系列举动非但不能将其打倒，反而会不断激起他的怒火，使矛盾越发不可调和。加上崔宁手中掌握着四川大部分军队，看来这次事情很可能会向着极端化的方向发展。
对于这些情况，郭英乂并不在乎，他觉得自己毕竟是崔宁的顶头上司，就算崔宁恨自己入骨，也是无可奈何。但事实证明，郭英乂还是太小瞧了崔宁的胆子。不久，崔宁抓住了郭英乂住进了当年唐玄宗的行宫这一把柄，称郭英乂有不臣之心，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兵变。郭英乂仓皇出逃，最终被捕杀。
身为朝廷官员，竟公然带兵杀害自己的长官，无论有什么理由，这都是几乎等同于谋反的大罪。但是朝廷却似乎不打算追究崔宁的任何责任，仍旧对其委以重任。因为朝廷很明白，这片地区就是靠崔宁在支撑，如果降罪于他，四川没有大将坐镇，一旦吐蕃、南诏来袭，就再无宁日了。
新任命的节度使杜鸿渐显然吸取了郭英乂的教训，非但不敢查问崔宁之罪，反而对崔宁以礼相待，甚至把军州政事完全交给崔宁办理。到后来，杜鸿渐干脆上书朝廷，请求把他的节度使职务转让给崔宁。在公元767年，朝廷任命崔宁为四川节度使，召杜鸿渐返回京城。
在之后的十余年间，崔宁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同时也在四川恣意妄为，朝廷对他既倚重又忌惮又无可奈何。联系中唐之后，各地严重的藩镇割据，我们可以想到，此时的崔宁已经有了凭借四川地区拥兵自重的倾向，他的所作所为，俨然与割据四川无异。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必须要对其有所行动了。公元779年，朝廷找到了机会诏令崔宁回京，加司空，兼山陵使。很明显，崔宁此次回到朝廷就意味着他在四川的权力被全部剥夺。
就在此时，吐蕃联合南诏大举入侵四川，据说总兵力达10万，分三路进攻成都。吐蕃、南诏联军攻势迅猛，在他们的攻击下，大片领土被侵占。大敌当前，朝廷中有人建议让崔宁重返成都，处理危急的四川局势，却遭到了宰相杨炎的极力反对。这也难怪，毕竟崔宁这个人太棘手，能不用最好不用，好不容易将他召回京城，一旦放虎归山，再想控制住就难了，所以唐代宗考虑再三之后，决定仍把崔宁留在京城。
既然不让崔宁去，那朝廷就得另派大将前往四川，受命前往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李晟。他率领大约4000名宫廷禁卫兵与5000名邠、陇、范阳等地的部队赶到剑南增援。李晟果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在他的指挥下，吐蕃与南诏的联军被击溃，狼狈地败退回去。
崔宁和李晟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保护了唐朝的领土不至于进一步丧失，四川的边界得到了稳定，但是这些胜利的分量并不止于此。一方面，吐蕃的实力遭到了削弱，另一方面，吐蕃也意识到了，虽然唐朝的力量在经过长时间的动乱后已大不如前，但是吐蕃若想彻底击败唐朝也是绝无可能的。于是，在公元783年，唐朝和吐蕃在清水（今甘肃省清水县西北）会盟，重新划定双方边界。
原本南诏在这场战争中就损失惨重，而吐蕃又因为失败而大发雷霆，处死了全部统兵的将领，这些被处死的将领中可能也包括了南诏的将领，如果事实如此，那南诏必然十分不满。在此之后，吐蕃对南诏提出了愈加苛刻的勒索，南诏被要求缴纳重税，派遣士卒，并接受吐蕃军队占据南诏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吐蕃给南诏王一个新的封号“日东王”。
本来，南诏王被封为“赞普钟”，南诏和吐蕃相约为兄弟之国，但如今南诏王却被吐蕃当作普通的臣子看待，身份明显降低了。此时的南诏王异牟寻是阁罗凤的孙子，由于阁罗凤的儿子凤迦异早卒，因此，在阁罗凤于公元779年去世之后，就由异牟寻继承王位。即位伊始的异牟寻将王都从太和城迁至阳苴咩城，也就是今天的大理，迁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躲避吐蕃的锋芒。
随着南诏和吐蕃间的矛盾逐渐加深，南诏再一次在唐朝和吐蕃之间产生了摇摆，唐朝争取南诏与之重新结盟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重归于好：韦皋的伟大使命
虽然在清水会盟中划定了双方的疆界，但由于唐朝内部爆发了朱泚之乱，吐蕃借机干涉未果，双方关系再度陷入僵局。为了尽可能地消除吐蕃对唐朝的威胁，中唐时期的传奇人物“白衣宰相”李泌制定了一个联合回纥、突厥、南诏，甚至包括天竺（印度）和大食（阿拉伯）等各方势力共同反对吐蕃的宏大计划，全面包围并争取最大限度地打击和削弱吐蕃。由于回纥可汗对于唐朝联合对付吐蕃的协议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联合天竺和大食也并非如同想象中那般困难，因此，与南诏联合也就成为了唐朝包围吐蕃战略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而将联合南诏这一战略决策变为现实的关键人物，是当时担任剑南节度使的韦皋。
韦皋（公元746—805年），字城武，唐朝京兆万年（今属陕西西安）人。朱泚之乱时，唐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当时的韦皋正担任营田判官。朱泚的部下牛云光、苏玉想要胁迫韦皋投降，却反而被韦皋诱杀。这一年，韦皋35岁，其胆识才略已然不同凡响。
紧接着，韦皋又主动派遣使者和吐蕃联络，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是从此韦皋成为唐朝政坛上的一颗新星。很快，韦皋被提拔为左金吾卫将军，随即又被升为大将军，公元785年，韦皋被任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