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的创立者细奴逻生于公元629年，那时唐王朝正式宣告成立也才仅有11年；南诏灭亡于公元902年，在5年之后，大唐王朝也就寿终正寝了。可以说，南诏政权是与唐王朝相始终的。南诏在皮罗阁、阁罗凤统治期间达到了鼎盛，与唐王朝达到鼎盛的时间也几乎是同步的。这其中是否包含着某种历史学家们尚未揭示的历史规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南诏与唐王朝历史发展的同步性，却无疑对南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乌蛮、白蛮为主要民族成分的南诏国内，存在着许多与中原地区不同的风俗文化，表现着浓郁的西南边疆特色。但在南诏统治期间，其对中原文化的吸纳，以及与中原的唐王朝之间的文化互动，也是非常明显的。
异域殊俗：别具一格的习俗风尚
说到南诏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最有趣的当属父子连名制。具体来说，就是用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作为子女名字的第一个字。
从南诏的创立者细奴逻开始，南诏历代国王的名字都是按照这样的脉络传承的：细奴逻—逻盛—盛罗皮—皮罗阁（唐赐名“蒙归义”）—阁罗凤—凤迦异（早卒，未继承王位）—异牟寻—寻阁劝—劝龙晟—（弟）劝利晟—（弟）劝丰佑—世隆—隆舜—舜化贞。
在这种父子连名制的命名方式下，父子的姓名环环相连，可以逐代上溯，在不使用姓氏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种标注家系传承的方法。
其实，虽然早期的白蛮是没有姓氏的，但是最晚在南诏祖先舍龙一代，就已经以“蒙”为姓了，南诏在六诏时代的名称“蒙舍诏”，就来源于其首领的姓氏。只是我们在习惯上对南诏的历代国王只称呼其名，而没有将姓冠之于前。
除南诏王族以外，史书上记载的很多南诏的官员也都有了姓氏，但他们的名字往往比较长而且绕口，如“王琮罗铎”，“段旋忙凑”等，很可能他们“名”的部分也是通过父子连名制取的。另外还有一些人的姓名，与汉族人的姓名没有太大区别，这些人可能是迁至南诏的汉人，也可能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当地少数民族。
在后来的大理国时期，受佛教信仰的影响，还出现了一种“佛号命名制度”，就是佛教信徒将“本尊”（即主要的崇拜对象或希望修炼达到的境界）之名加入到自己的名字之中，表示信仰的虔诚。如李观音得、李药师祥、杨天王秀等，都是见诸记载的人物。不过在南诏国时期尚没有发现这种现象。
南诏的服饰，既吸收了流行于唐朝的中原汉族服饰的特色，又保留了很鲜明的本民族风格。在南诏国内部，由于族属的不同、身份地位的差异，不同人群所穿戴的服饰也各不相同。
在南诏，上层人士的服饰与唐朝官员的服饰基本相同。根据《南诏图传》和剑川石窟中的雕像所提供的信息，南诏国王与高级官吏皆穿圆领长袍，南诏王头戴红色的头囊，羽仪长以上的官员则头戴黑色头囊，其他的南诏官员头顶梳髻。贵族妇女也同样梳髻，穿长袍。南诏在服饰的颜色上崇尚紫色和绯色，紫色的含义比绯色更为高贵。在南诏，有大功的官员可以获赐绯色、紫色或二色绫袍，有的官员还受赏佩金佉苴，即金腰带。地位更加尊贵的则有资格身披波罗皮，即虎皮。
南诏的波罗皮制度是在吸收吐蕃的虎皮制度并结合南诏自身的虎崇拜传统发展起来的，有资格披虎皮的人物在南诏的地位必定极其高贵。不过，在南诏，只有国王和少数贵族有资格全身披波罗皮，其次是胸前背后得披波罗皮，再次是仅胸前得披。实际上，南诏先民有着以牛羊皮做衣服的习俗，这种身披波罗皮的制度也可能是披毡之风的遗存。
按照南诏习俗，无论男女贵贱都赤足，但是到了后期，南诏国王已经开始穿靴，贵族男女中有的穿鞋，有的仍然赤足。
除了上层贵族之外，普通的南诏百姓之间的服饰也有差别。南诏国王属于乌蛮，因此在南诏，乌蛮的地位要高于白蛮，这一点也体现在了服饰上。乌蛮服饰的材料多为全毛或棉布，男子头巾规整，女子穿的是裙腰长、裙褶多的百褶裙，并习惯佩戴金银饰品，无论男女老幼，服饰均以黑色为主。白蛮所穿的衣服多由羊毛或麻布制成，男子的头巾比较随意，妇女则穿不过膝的裙子，颜色也比较艳丽。乌蛮与白蛮的普通百姓所穿的服饰，在风格上与中原的相差较大，而这些富有民族风格的服饰，在今天的云南少数民族服饰中也能看到遗存。
在南诏，最具风格的吃法，莫过于生食。南诏时期可供食用的动物种类很多，包括猪、羊、猫、犬、骡、驴、豹、兔、鹅、鸭等。南诏人将这些食材烹调至半熟后，就加入香料，直接食用。南诏控制下的“寻传蛮”，则更是“射豪猪，生食其肉”。这种喜爱生食的习俗，直到今天仍然在云南部分少数民族中流传。
除了生食之外，南诏人在饮食上的另一大爱好就是饮酒。樊绰在《云南志》中记载，南诏地区酿造的酒，“酒味酸败”，看来南诏的酿酒技术并不高明，但是这并不影响南诏人喜爱饮酒。南诏人经常相聚饮宴，一旦邀请的客人之中有一人不到都会“深以为耻”。席间宾主频频互相劝酒，如果对方不胜酒力，敬酒人甚至会和对方互相推搡，务求人人不醉不归。宴会过程中常常有歌舞助兴，席间欢声笑语不断。
在男女恋爱婚嫁方面，南诏的规定比较自由。每当夜幕降临，青年男女都会穿行于村巷之间，或吹口哨，或吹树叶，或唱情歌，相互应答，如果双方两情相悦，就可以结为夫妇，即使是私订终身，在当时也是被社会允许的。根据当地的习俗，如果男女双方都没有配偶（包括丧偶），那么就可以根据自愿结为伴侣，任何人不得干涉，甚至在成婚之日，新人原来的情侣也会受到邀请，并视为上宾，有丰富的馈赠，这在中原地区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如果是已经嫁人，且丈夫健在的女子，一旦与人私通，私通的男女双方都要被判处死刑。
在南诏的百姓之间，婚恋的自由程度相当高。但是对于南诏统治集团而言，婚姻作为获取政治利益的手段，必须谨慎对待。南诏上层的婚姻大多数情况下是贵族之间的联姻，或者是与其他政权的和亲，在这一点上，南诏的统治者与古今中外任何政权的统治者都是一样的。
顺便提一句，在南诏统治的边缘地带，有一些发展比较缓慢的部族，比如“裸形蛮”等，这些部族由于发展水平较低，在南诏时期仍保留着族外群婚制的习俗。
从战国时代一直到南诏中期佛教占据统治地位之前，南诏地区的丧葬习惯一直是棺葬，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考古学上的证实。南诏时期的棺葬所用的棺材有铜棺、石棺和木棺的区别，其根据应当是墓主人生前地位的不同。当佛教在南诏日益流行之后，南诏的丧葬习俗逐渐改变，开始使用佛教密宗式火葬。
当时的南诏居民在去世后要请阿吒力僧人来主持。首先念经超度亡灵，停尸三日后，择吉日进行火化。之后，要将骨灰装入骨灰罐内，如果有化不尽的骨殖，在装罐前要由阿吒力僧用朱笔、墨笔或金银粉写上梵文。骨灰罐上一般用莲花、十二生肖、佛像等图案进行装饰。骨灰要埋藏在村寨后的家族墓地内，一般还要有贝币、铜钱、手镯等物品陪葬。在坟上要树立墓碑，也有的树立墓幢。墓碑上书死者姓名、生平，一般用汉字，另外还要用梵文在墓碑上书写陀罗尼经咒。每隔七日请阿吒力僧作斋，从一七，直至五七斋毕，葬礼仪式才正式宣告结束。
从南诏的丧葬习俗来看，无论是请阿吒力僧主持葬礼，还是火葬，包括用梵文在墓碑上书写经咒，以及从一七到五七等，都明显是受到了佛教信仰的影响。而停尸三日，在墓碑上书写死者姓名与生平，并且一定要用汉字，则很明显是汉地习俗在南诏的流传。但无论是来自哪里的风俗，表达的都是对死者的哀思和怀念，这种人类共有的情感，是超越种族和文化的。
百花齐放：令人震撼的文艺成就
公元698年，当时南诏尚未建国，时任河东州刺史的西爨白蛮大姓酋长王仁求去世，长子王善宝立碑歌颂其父的功德。碑文为成都闾丘均撰，王善宝书。碑文所用文字采用武则天颁行的字体，同时还运用了唐代民间流行的通俗字体，碑文风格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由此看来，在南诏立国以前，云南当地的居民就已经接受了唐代的流行文体和文风。
到了南诏时期，其文学作品更是多具有唐代文学作品的风范。南诏的很多诗文都流传到了内地，有的还被收录在《全唐诗》、《全唐文》中，比如南诏王寻阁劝所作的《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赋》。全诗如下：
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
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
自我居震旦，翊卫类夔契。
伊昔颈皇运，艰难仰忠烈。
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
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
在这里我们要提一下星回节的问题。星回节是南诏的一个重要节日，有的说法认为南诏在农历六月二十五日庆祝星回节，也就是如今火把节的前身；但也有的说法认为，星回节是在农历的十二月十六日举行的。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可靠，目前尚存有争议。
在南诏王的示范和榜样作用下，南诏官员中也出现了不少诗人。比如清平官段义宗的《题大慈寺芍药》“繁影夜铺方丈月，异香朝散讲筵风”和《题三字经楼》“玉排指道珊瑚殿，金错危栏翡翠楼”；世隆时清平官董成的《怀乡》“悬心秋月夜，万里照关山”；清平官杨奇鲲的《岩嵌绿玉》“天孙昔谪天下绿，雾鬓风鬟依草本。一朝骑凤上丹霄，翠翘花钿留空谷。”
这些诗歌文学价值很高，同时都带有很明显的唐诗风格和韵味，既反映了南诏诗歌创作的水平，也印证了南诏对中原汉文化的学习和接受。
南诏散文的成就，首推郑回所作的《南诏德化碑》的碑文。碑文叙事委婉曲折，议论流畅典雅，全文骈散并用，一气呵成，出色地完成了为南诏辩护的任务。唐大中初年，南诏就唐朝减少南诏子弟就学成都的人数一事上书质询，这篇呈词也是南诏散文的代表作，尤其是文中的“一人有庆，方当万国而来朝；四海为家，岂计十人之有费”，颇有辞赋名家之风。唐朝的官员在阅览后都发出了“开缄捧读，辞藻斐然”的感慨。
总体而言，南诏的文学呈现出的特点是，体裁上以诗歌、散文为主，虽有精品，但总数量较少，创作群体的成员主要为君主、贵族和高级官员。文学风格受唐代汉族文学影响很大，与内地的文学作品有很强的共通性和相容性。
南诏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今天几乎已经全部亡佚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值得一提的是，在南诏曾出现过一种用于记事的“白文”，即用汉字标记白蛮语音的文字，现在发现的白文多用于有字砖瓦上。到了清代，云南仍然有使用白文的记录，但随着进一步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汉字逐渐得到了普遍的接受，白文的使用日益减少，直至最终消失。
南诏时期的绘画作品流传至今的比较少。现代人如果想要对南诏时期的绘画艺术有所了解的话，可依据的材料其实并不多。
最著名的是《南诏图传》，虽然创作于公元899年，即南诏中兴二年，但是原画早已不知所踪。在公元945年，这幅画卷又被临摹了一遍，并加绘了大理国开国国君“文武皇帝”段思平的画像，也有人认为，可能是段思平的画像被直接加在了原画之后。但是，这份摹本，或修改后的原作，今天的我们也无缘见到了。《南诏图传》保留下来的唯一副本藏于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通常认为，这一幅是12—13世纪的摹本。
这份摹本的卷首题有1727年清人张照所写的长篇题记，而卷末清代成亲王爱新觉罗·永越在1820年所写的题记，则证明了它曾经被收藏于清朝王府。1900年，这份摹本被八国联军掳掠，从此流落海外。1932年，美国女学者海伦·嘉平在日本山中公司的纽约分理处见到这件珍品，并获得其照片。1967年，我国台湾学者李霖灿发表《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并刊登其全卷照片，此时，《南诏图传》的摹本已经被转至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这份经历曲折坎坷的摹本保留至今也是殊为不易。虽然是摹本，但这幅画卷还是能给我们提供相当多的关于南诏时期绘画艺术的信息，仍不失为南诏美术作品的代表。
《南诏图传》又称《南诏中兴画卷》、《南诏中兴国史画卷》、《南诏中兴二年画卷》，由文字卷和画卷两个长卷组成。文字卷有二千五百多字，内容是对绘画内容的详细讲述；画卷纸本设色，长约5.73米，高约0.3米。《南诏图传》以佛教故事和南诏历史为题材，描写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既可以独立成篇，又能相互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以此追思先人，歌颂祖先功绩，颂扬佛法，并强调祖先基业“受命于天”的合法性。
画卷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巍山起因，讲述细奴逻家族敬事观音，得到佛法护佑，成就大业。
第二部分是祭铁柱图，讲述了受唐朝敕封的白国主、云南大将军张乐进求重修诸葛亮平定南中时所立的神铁柱，在落成之日的祭祀和庆典上，一只五色鸟先落到铁柱上，随后又停留在细奴逻的肩上。张乐进求认为这是天降祥瑞，于是把女儿即云南民间传说中的“三公主”嫁给了细奴逻，并“举国逊之”。细奴逻由此开创了蒙舍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