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南诏的一座座佛塔，其实也是一部部史书。瞻仰这些佛塔，就是阅读南诏的历史，品读南诏的文化。毕竟，和很多其他的文化一样，南诏的文化，也被凝结在历史的建筑里。
南诏雕塑艺术最突出的成就，当属著名的剑川石钟山石窟。石钟山是云南省剑川县石宝山的支脉，根据《康熙剑川州志》记载，剑川石钟山是因为“山中有石如钟形”而得名的。明代徐霞客曾描述此地“石面有纹如龙鳞”，颇为神奇。
比山石更为神奇的是剑川石钟山的石窟艺术。石窟开凿始于公元850年，当时尚属南诏时期，此后经五代、两宋，到1179年才完工，此时统治云南的已经是大理国了。此地原本还有一座创建于南诏时期的石钟寺，但早已被毁，如今的石钟寺为1876年重建。以石钟寺为中心，在约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有石窟16处，造像139尊，分为石钟寺、狮子关、沙登箐三个区域。其中规模最大、风格最鲜明的是石钟寺区，共八个石窟。
第一窟，雕刻“异牟寻坐朝图”。塑像上的异牟寻头戴莲花帽式的头囊，双手被衣襟遮盖，置于腹下，双脚盘坐在龙椅上。清平官郑回的像也被雕刻供奉在石窟之中。无论是从人物造型，还是从石窟布局来看，异牟寻既被塑造成人间国王，也有佛或菩萨的形象，这也正是南诏在国王塑像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将国王与神明的形象一体化，国王塑像同样也在石窟中接受供奉。在其他石窟，尤其是汉地佛教的石窟中，君主仅作为供养人出现，这与南诏石窟是迥然不同的。
第二窟，雕刻“阁罗凤议政图”，在风格上与“异牟寻坐朝图”极其类似。在阁罗凤右侧坐的是一位僧人，可能就是阁罗凤之弟阁陂和尚。在他的头顶有一把曲柄伞，这是吐蕃宰相倚祥叶乐赠送给南诏的，这也印证了当时南诏和吐蕃之间的同盟关系。
第三窟，雕刻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因为“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宏愿而又得名“大愿地藏”。
第四窟，雕刻华严三圣像。据《大方广佛华严经》，毗卢遮那佛住于莲花藏世界，是一切法界的代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为夹侍，合称“华严三圣”。佛教的华严宗就由此而得名。“毗卢遮那”是梵文音译，汉译为“大日”、“光明普照”，因此毗卢遮那佛也被称为“大日如来”，释迦牟尼佛即毗卢遮那佛的应身佛，毗卢遮那佛即释迦牟尼佛的法身佛。此窟长约1.45米，宽约1.8米。毗卢遮那佛位居当中，双脚立地倚坐，手结说法印，袒右肩，面容方正丰腴，双目微闭，现沉思状，头部的佛光内有莲花，外为焰光，身上的佛光内有蔓草，外为焰光，佛光中浅浮雕阿难、迦叶二尊者，立于毗卢遮那佛身后。诸菩萨中智慧和辩才第一的文殊菩萨骑青狮在左，以理德、行德著称的普贤菩萨骑六牙白象在右。这组一佛、二尊者、二菩萨的雕像，无论是在造型、姿态还是容貌上，都完全符合晚唐中原佛像的风格，是民族间文化交流的见证。
第五窟，雕塑维摩诘居士。维摩诘，梵语的意思是“无垢称”，即洁净而且匀称。维摩诘身为居士，并未出家，但其佛法造诣极高，《维摩诘经》彰显以居士身份可以说法的理念，突破了弘法者必须出家的要求，这一点对汉地佛教影响很大。著名的诗人王维，字摩诘，其名、字都取自维摩诘居士。石窟当中的维摩诘像，最大的特点就是面容愁苦，与常见的富贵相维摩诘迥然不同。设计者似乎是希望表现维摩诘居士对世间众生苦难的悲悯。原本佛龛侧面还雕塑着手执经书的文殊菩萨像，可惜上身已损毁。背景雕塑有各种俗世人物和各种动物。当地百姓俗称这尊维摩诘像为愁面观音，其实维摩诘与观音绝非一体，这个名称实属误读。
第六窟，雕塑“八大明王”，因此得名“明王堂”。雕像的风格受印度和西藏佛教造像影响很明显。所谓“明王”，是菩萨在降伏妖魔鬼怪时所显现出的忿怒相。这座石窟长约11米，高约3米，是石钟山石窟中最大的一窟。当中塑佛及阿难、迦叶二尊者。“八大明王”分列左右，具体包括“大圣东方六足尊明王”（文殊菩萨的化身）、“大圣东南方降三世明王”（金刚手菩萨的化身）、“大圣南方无能胜明王”（地藏菩萨的化身）、“大圣西南方大轮明王”（弥勒菩萨的化身）、“大圣西方马头明王”（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大圣西北方大笑明王”（虚空藏菩萨的化身）、“大圣北方步掷明王”（普贤菩萨的化身）、“大圣东北方不动尊明王”（除盖障菩萨的化身）。在明王像外侧，还雕有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天王）和南方广目天王（大黑天神）两位护法天王。
第七窟，雕塑甘露观音。观音头戴佛冠，面容慈祥温厚，倚坐在莲台上，头顶现桃形光芒，背后现圆形光芒，左手捧钵，右手执柳向人间挥洒甘露，故称甘露观音。因为这尊观音胸口有一方洞，因此也被称为剖腹观音。甘露观音造像可能是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菩萨像胸口处的洞可能是藏传佛教为了装藏七宝、经书所修的。
第八窟，雕塑“阿白”。正中雕刻“阿白”。在白族语言中，“阿”指的是姑娘，而“白”则是裂缝的意思，所以，所谓“阿白”，实际上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形物。当地妇女往往对其供奉求子。
狮子关区在石钟山对面，上面有三座石窟，其中有著名的细奴逻全家福，还有一座梵僧观音像，相貌具有典型的胡人特征，背有佛光。沙登箐区距离石钟寺约4公里，共有六座石窟，各石窟之间距离相对较远。
剑川石钟山石窟所展现出来的艺术成就，无论是佛教艺术还是雕塑艺术，都是多样性文化的汇聚。雕塑给了它们形体，文化赋予它们生命。千百年沧桑，不知多少人事已非，唯有它们还留在山崖上，静静地讲述着一个个的故事，仍然在微笑，仍然让人看不透。
异彩纷呈：相互融合的几大宗教
与中原王朝一样，南诏的统治思想也是儒学。
在东汉，随着中央王朝对云南的开发，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学就已经进入云南了。1901年，在昭通白泥井（云南省昭通市境内）出土了约立于公元157年的孟孝琚碑，碑文中记载，生于边地的少年12岁就学习《韩诗》，精通孝经，博览群书，更重要的是，文中明确称孔子为“大圣”。由此可见，当时的云南地区，不但学习儒家经典的风气已经逐渐盛行，孔子的圣人地位也得到了承认。
到了南诏时期，儒学得到进一步发展。首代南诏国王细奴逻就曾“劝民间读汉儒书”。盛罗皮本人很崇敬孔子，在南诏境内建立了孔庙。阁罗凤更是将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与立身的准则，甚至做到了“不读非圣之书”，史书上对他的赞美也完全是以儒家的价值观为基准。
阁罗凤不但自己重视儒学，还要求南诏王室子孙接受严格的儒学教育，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让郑回担任南诏王族子弟的教师。在郑回的培养下，南诏国的下一任国王异牟寻成为南诏历代国王中对儒家思想及中原文化仰慕最深的一位。异牟寻经常抱怨南诏地处偏远，难以接受中原文化的熏陶，要求南诏王族子孙必须学习儒家经典。而恰好在当时，韦皋为了加强唐朝与南诏的合作关系，选派南诏子弟到成都学习，这些人饱读诗书，学成而归，又在南诏地区进一步地扩大了儒学的影响。
儒家思想不但在南诏的文化水平和价值观念方面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对唐朝和南诏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但是，儒家思想长时期局限于在南诏社会上层流行，在下层的影响却十分有限，并未形成一个受到全社会认可的体系。在南诏人的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是宗教。
南诏的宗教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多种宗教并存。在南诏影响较大的宗教包括巫教、佛教（包括阿吒力派、小乘上座部和汉传佛教）以及道教，而巫教才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宗教，并且具有原始宗教的特点。
在远古时代，人类尚过着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生活，但也已经有了图腾信仰和祖先崇拜。南诏王室蒙氏家族对于“波罗蜜”，即老虎，有着十分强烈的崇拜。从细奴逻到舜化贞，南诏国王名字中带有表示虎的“罗（逻）”字的竟有五人之多。这种对虎的崇拜的来源，应该是南诏王族所属的民族乌蛮对其先民羌族的虎崇拜文化的继承，也是一种图腾崇拜的遗存。南诏统一六诏之后，西南各族早期的图腾及祖先信仰已经演变成巫教、本主崇拜、土主崇拜等宗教形式，在云南流传。
在我国的西南各省，巫教信仰由来已久。至迟在东汉时期，史书中就已经有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崇尚巫鬼的记载。在南诏崛起之前，巫教正是当地主要的宗教信仰。乌蛮和白蛮各部都有政教合一的首领，称“鬼主”。鬼主既是巫教的祭祀，又是部族的酋长，在本族内部权力极大，或通过世袭，或通过选举方式产生。各个鬼主所统辖的势力规模根据其所属的部落各不相同，所谓“大鬼主”或“都鬼主”，所统领的都是较大的部落，最小的“小鬼主”仅仅能掌握一百余户人家。众鬼主之间虽有大小之分，却无尊卑之别，各自独立，互不统属。
巫教所崇拜的鬼神数目众多，几乎每一种事物都有各自的主宰鬼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天鬼。白蛮称天鬼为“害之特”，意为“我们白人的天神”，视其为本民族的守护神。天鬼因为其至高的地位，又被叫做“高处鬼”，对天鬼的祭祀也要在高处进行。在今天云南省洱源县城南二里，还保留着唐代施浪诏主祭天台的遗址。在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和剑川县也都保存着南诏后代政权大理国时期的祭天台。由此可见，巫教不仅仅是在南诏时期，甚至在南诏之后的时代，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
事实上，虽然在南诏建国前，以及南诏早期，巫教信仰在宗教上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但在南诏统一之后，南诏的统治者就一直尝试着用后来传入南诏的道教或佛教取代巫教。南诏统治者这么做的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巫教的信仰过于分散，每个部落、每个村寨都可以有自己单独的信仰，更何况作为巫教祭祀的鬼主还掌握着部族的世俗权力，凡此种种，都不利于南诏统治者对地方进行控制和管辖。不过，由于巫教长期根植于西南，虽然最终佛教在南诏统治中心洱海地区获得了主流宗教的地位，并且对整个南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民间，尤其是偏远地区，巫教并没有销声匿迹，在南诏中后期，巫教发展成为本主崇拜和土主崇拜的形式，继续在白蛮和乌蛮之间盛行。后期的南诏统治者在崇奉佛教的同时，也对巫教加以重视，这应该是官方意志与民间要求相互博弈又相互妥协的结果。
所谓本主崇拜，是南诏时期在白蛮之中产生的巫教信仰的一种新的形式。本主，又叫本主神，白语称“武增”，意为“我的主人”。本主崇拜来源于白蛮信仰的巫教，但又有所损益：首先，本主是“本境之主”，是某一地域的共同信仰，有别于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中的共同信仰；其次，本主是神而不是鬼，这与信奉鬼的巫教观念是有明显差别的。
在信仰本主的各地或各个村寨，都建有自己的本主庙，供奉本主神。有时会有多个村寨共同信奉一个本主的情况发生，此时，各村就会联合建造本主庙，共同祭祀。不同的本主，身份也各不相同，总的来说，本主的类型可以概括为自然神、佛道神祇以及历史人物三类。每一位本主在本地的信仰体系中都是最高神，掌管着本地的一切吉凶祸福，既可以保佑平安吉祥，也可以降下天灾人祸，与其他地区的本主互不统属，既无联系，也不冲突。
本主崇拜往往带有很强的世俗性和功利性，不求永恒、不问来世，只关注当前在世俗生活中的追求，向本主祈求的内容，例如驱病辟邪、趋利避弊、求财求子，无不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对本主的崇拜和信仰一直流传了下来。时至今日，在白族人民中间，仍然普遍存在“祭本主”的习俗。
与本主信仰相对的，是土主信仰。土主信仰的范围相对而言比较小，主要集中于今巍山和哀牢山区。本主崇拜与土主崇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最根本的区别是二者崇拜的对象不同。土主信仰来源于祖先崇拜，受到供奉的土主神皆为南诏王和郑氏祖先，即“祖先神”；本主崇拜来源于自然崇拜和对部落神的崇拜，本主神的来源复杂多样。
巍山地区的彝族和汉族居民从来只称土主庙，而不称本主庙，在记载有关巍山土主庙信息的史书中，也只言土主庙，而不说本主庙。不过在之后，“土主”一词所代指的范围扩大，似乎也包含了部分相当于“本主”的含义。
无论是本主信仰，还是土主信仰，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巫教的延续。时至今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很多风俗、习惯、节庆，都能从巫教中追根溯源，可见巫教对西南地区的影响之深，南诏时期巫教信仰之盛也可见一斑。
不过，随着南诏与外界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宗教和思想在南诏传播开来，撼动了巫教的地位。这其中首屈一指的，非佛教莫属。在各种宗教和思想中，若论在南诏的地位和影响，无出佛教之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