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对奥斯曼帝国进一步的侵略，因此次失败基本上停顿了十年以上，直到它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结成军事联盟共同行动时为止。1723年，俄罗斯军队再一次进犯克里米亚，重新占领了亚速，并且向奥斯曼帝国索取从多瑙河到高加索一带的领土。在奥斯曼帝国政府断然拒绝了俄罗斯的无理要求之后，俄罗斯派出大量的军队向奥斯曼帝国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俄罗斯的军队虽然打了几个大胜仗，可是在法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德·维尔纳夫侯爵巧妙地策划了令人惊异的贝尔格莱德条约之后，俄罗斯所得无几，仅获得了一个不设防的亚速和在黑海地区通商的权利，但是货物必须由奥斯曼帝国的船只载运。在贝尔格莱德条约签订以后的35年中，奥斯曼帝国西部的边境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历史发展时期。实际上，正是由于贝尔格莱德条约的签订，使得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自得其乐，过着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特别是长时期的和平，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战争的锻炼，军事装备和作战技术落后老化，从而导致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过程不断加快。
引起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第三次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关于波兰的局势。1763年4月波兰的国王奥古斯特三世去世时，欧洲的几个强国为了选立新国王进行了疯狂的外交策划。俄罗斯和普鲁士希望新国王不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控制，所以波兰议会在俄罗斯和普鲁士的联合压力下，选出了亲俄罗斯和普鲁士的贵族波尼亚托夫斯基为波兰新国王。法国因自己企图控制波兰的计划受到挫折之后，便怂恿奥斯曼帝国干预波兰事务。素丹穆斯塔法三世听从了法国的意见，当他对有关波兰问题的要求不能如愿以偿时，于1768年10月鲁莽地投入了对俄罗斯的战争。战争期间，俄罗斯的方针之一就是支持奥斯曼帝国领土上的基督东正教，试图鼓动希腊人起来造反。在战斗中，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投入战斗，屡战屡败，一溃千里。而俄罗斯的军队则一路攻城夺隘，勇猛无敌，迅速占领了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等重要城市，并且在两年之中完全掌握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全境。此外，俄罗斯的一支波罗的海舰队开进了地中海，虽然它没有拿下军事重镇莫里厄，却在爱琴海消灭了一支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舰队，直接威胁着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沿海各地区。为了免遭更惨重的失败，1774年6月，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通过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卡伊纳雅条约。此条约为日后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双边关系定下了基调，成为了19世纪俄罗斯在巴尔干和海峡区域实现其领土野心的有用的楔子。
根据《卡伊纳雅条约》的规定，俄罗斯现在有权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设立“奉行希腊宗教仪典的公共教堂”，有权代表希腊东正教向奥斯曼帝国提出抗议，而奥斯曼帝国政府一方则必须保证“持久地保护基督教徒及其教堂”，把对自己帝国境内基督东正教徒属民的保护权，实际上让给了俄罗斯人。于是，日后每当俄罗斯干涉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事务时，就可以据此大肆张扬地宣称自己是以奥斯曼帝国境内希腊东正教大教区合法保护者的身份行事。在领土方面，俄罗斯虽然根据《卡伊纳雅条约》从占领的奥斯曼帝国大部分的土地上撤走了，却把黑海北岸的某些战略要地留在了自己的手里，并且让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克里米亚鞑靼可汗国宣布独立，强迫奥斯曼帝国政府给予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特殊的自治待遇。在商业方面，俄罗斯获得了在黑海地区、在海峡沿岸以至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各地经商并建立领事馆的权利。在外交方面，俄罗斯被允许在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派设一名全权常驻公使。
俄罗斯根据《卡伊纳雅条约》所获得的各种特权，还引发了其他的一系列后果。以前一直禁止悬挂基督教国家旗帜的船只通行的黑海，现在已不再是奥斯曼帝国的内陆湖了，俄罗斯在那儿设置了海军基地和军事要塞，他们的商人完全可以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任何港口自由地经商。特别是从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希腊人获得了悬挂俄国旗子经商贸易的权利，由于享有这份特权，一些希腊货物托运人开始发财致富，并且不断地扩大他们同欧洲各国的商贸范围，这些因素对于此后希腊民族的复兴，起到了积极的刺激作用。50年以后，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希腊人终于举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种族压迫和统治。
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卡伊纳雅条约》所带来的耻辱和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已经开始衰退的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对于各省的控制权。在17世纪的时候，素丹和帝国中央政府就已经面临着许多具有独立倾向的、不驯服的地方总督。到了18世纪中叶的时候，尤其是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使得奥斯曼帝国境内独立和分裂的政治倾向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任何具有魄力和野心的地方总督都可以建立他自己不受约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力量，来公开违抗或不理睬素丹和帝国中央政府的命令。
具有重大讽刺意义的是，在奥斯曼帝国境内首先闹分裂和独立的地方，正是亚洲和非洲那些传统的伊斯兰地区，它们走得最远，态度最坚决。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这类独立运动，说不上是任何具有群众性和民族意义的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社会表现。除了像黎巴嫩、库尔德斯坦、阿拉伯半岛等少数遥远沙漠地带和山区外，所有其他地方闹独立的首脑人物和他们的追随者，全部都不是当地人，而是来自奥斯曼或者马木留克的军人阶层。无论属于哪种情况，他们都不具有任何地方基础，而且不管怎样，他们也都不可能企图从当地得到任何全力以赴的支持。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是一些居心叵测，铤而走险的地方总督和政府官员。他们利用素丹权力的鞭长莫及和帝国中央政府软弱无能的缺点，窃取了本省的大部分税收，组成了庞大的私人军队，同西方签订了贸易协定，并且创造了一个高效率的政府机构，把本省变成了实际上的独立王国。例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叙利亚的扎查尔，巴格达的马木留克酋长等。他们全都属于这一类典型人物。他们并不比中世纪的封建领主更加关心自己属民的言论和情感，当然更谈不上对属民福利的关怀了。他们的主要目的和所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与帝国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即使在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区安纳托利亚，在18世纪也同样盛行着独立的倾向。例如，被人们称之为山谷贵族的代雷贝伊，在18世纪初期便取得了实际上的自治权。这些人最初都是由政府官员或官方代理人演变成为帝国素丹的藩属的。由于他们已在那些受其统治的民众中间扎下了根，同时又来自于这些民众，从而逐渐形成了各个具有强烈地方传统与忠诚的真正地方王朝。虽然他们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他们对于帝国中央政府所承担的财政和军事上的义务，都有着详细明确的规定，这种关系最终发展成了一种正规的宗主权和藩属制度。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为了要想得到那些具有独立倾向的地方政府官员们对其宗主权的承认或者在法律、税务和军事支援方面的服从，就不得不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和想法。
另外，对于奥斯曼帝国本身来说，则从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结论：奥斯曼帝国已经丧失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不再属于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了。《卡伊纳雅条约》的签订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自从1683年奥斯曼帝国因兵败第二次从维也纳撤兵之后，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恐惧心理日见淡薄。16世纪欧洲的“奥斯曼恐惧症”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一股18世纪的“奥斯曼热”，在欧洲出现了不少奥斯曼凉亭和装饰板面的仿制品。此外，欧洲也能从奥斯曼风味中寻找到乐趣，1782年的维也纳人可以在莫扎特歌剧《奥斯曼后宫诱拐》的首映式上开怀大笑。
此时对于奥斯曼人来说，沉痛的教训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为了使奥斯曼帝国不被沦落为西方列强相互瓜分争夺的目标，为了恢复他们昔日的地位和风采，他们必须要实施社会改革，至少要实施军事方面的改革。既然西方，后来也包括俄罗斯在内，在武器技术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那么为了对付西方，奥斯曼人就得借鉴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战争经验，虚心向西方学习。在18世纪初叶，奥斯曼帝国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改革历史进程已经在小范围内悄悄地展开了。到了18世纪的末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更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