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坦齐马特”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奥斯曼帝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和革命，首先完成了由封建军事联合体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的社会转变。尤其是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导下，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使资产阶级牢固地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并通过一系列以西方化为宗旨的社会变革，彻底地摧毁了奥斯曼帝国古老的社会契约及义务制度，推动了奥斯曼帝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使古老的奥斯曼帝国以战败而告终，却为一个新兴的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在具有“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之父”美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凯末尔的领导下，奥斯曼帝国的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并通过一系列深层的世俗化社会改革，使奥斯曼帝国最终完成了从开明君主立宪制向民主共和制的历史转变，建立了一个欣欣向荣的资产阶级现代民族主权国家。
一、青年土耳其党人与宪政运动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在19世纪试图摧毁奥斯曼帝国的两股力量。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者们对于这些危险的新思想不断进行驳斥，把西方的自由和民主说成是一种淫荡之风和无政府主义。认为这种妄图虚拟的信仰和荒诞无稽的说法，其目的是诱使一群疯狂的平民图谋不轨，在各派宗教之间进行煽动，在各个国王和各个国家之间造成不和，所以做出这样或那样的一切努力，以便把它们消灭在萌芽状态。可是从自由之树折下来的这根幼枝，已经在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扎下了根。欧洲的繁荣和强大，以及欧洲成功的秘密，使奥斯曼帝国那些具有新精神和更加清晰的新现实思想的人们，对于自由、平等和法治有了越来越大的兴趣。
到了19世纪上半期，在奥斯曼帝国民众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其中有机会到西方去旅行的那些人，以及在西方式现代教育中慢慢培养出来的一批有教养的新知识阶层，已经开始很不愉快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贫困和落后，而相形之下，一个变得难以想象的富强的欧洲，凭着它那无限的自信和进取心，似乎正在把整个世界都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像“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在走向衰落”这样的老话题，当时已经变了一个新的说法，那就是：“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在衰落，而欧洲在前进和发展，欧洲成功的秘密又是什么？”
从塞利姆三世时期，在奥斯曼帝国兴起的以学习西方为宗旨的社会改革，经过马赫默德二世时期和“坦齐马特”时期，已经在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隔离开来的墙上打开了一道门，从此，便不再可能对通过这道门的思想交流加以控制和选择了。对于一些抱着满腔热忱到欧洲去留学的奥斯曼青年来说，要想探索欧洲难以捉摸的力量和源泉，似乎很自然地要向欧洲生活方式以及政府职能中那些与自己国家最不相同的特点方面去寻找，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他们的阅读和学习兴趣，多少要超出最初帝国政府为他们规定的学习专业技术的这个范围了。
1.面对西方的态度
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欧洲自由主义，是开明和进步的神圣由来，它结合了理想主义者最高贵的希望和企业家与技术人员的最现实的希望，这样，对于那些来到西方学习的奥斯曼青年来说，还有什么是比立宪和议会政府更加鲜明地表现为西方特色的呢？欧洲的进步和繁荣不正是同某些政治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吗？这些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欧洲各国繁荣的基础是人口的稳步增长，农村技术的改进和保证人们安居乐业。但是这些又要求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名誉以及声望都能够得到完全的保障，也就是说，需要依靠正当应用各项必要的自由的权利以及慎重地和关心备至地来维护这类保障和这些自由的权利。
到了19世纪60年代，在奥斯曼帝国当时争论的问题，已不再是关于接受或者拒绝实行西方化的社会改革，而是要不要，以及如何对于国家的专制制度加以限制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一个新型的、受过西方现代教育训练的知识分子，在一些宗教势力的帮助下，掀起了反对顽固到底的上层官僚和乌里玛的寡头独裁统治的运动高潮。这个新的宪政改革阶段，不是以颁布帝国政府的法令，而是以发表文艺性宣言作为开始的。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人不是政客，而是一些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从形式到内容都同古典奥斯曼作品迥然不同的新奥斯曼文学的兴起，大大加速了西方各种政治思潮的传播，使得奥斯曼人开始在态度上有了同西方的社会与政治态度相适应的转变，成为奥斯曼人社会变革的灵感源泉和模仿的对象。
奥斯曼新文学的创始人，一般认为应数三个人，即邢纳西、齐亚和纳米克。邢纳西是诗人、戏剧家和新闻记者。他的父亲是帝国的一名炮兵军官，他小的时候从他父亲的一位同事，一个在奥斯曼帝国军队里服役的法国逃亡者那里受到法语的启蒙教育。长大后，他本人也在帝国军队的炮兵部队供职。由于受到雷什德的欣赏，因而他随同一批奥斯曼青年人前往巴黎学习，在那里大约学习和生活了四五年。由于耳闻目睹，并受到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参加了震撼人心的1848年反对专制统治的欧洲革命，并把一面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旗悬挂在了巴黎的伟大祠上。在那些英勇的日子里以及紧接着的随后一段时期内，作为一名巴黎青年学生的邢纳西，当然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1850年邢纳西回到奥斯曼帝国后，又重新入了仕途，任新成立的帝国教育会议的委员。由于他处处表现出一种洋派作风，以致遭人歧视和引起人们的不满，不久被上级下令免去了他的教育会议委员的职务。从那时起，邢纳西开始越来越注意文学和新闻事业，后者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还是一种新的职业，也是一种新的表达思想的方式。从1862年起，他开始主编他自己主办的《舆论解说时报》，该报对于国内知识界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1865年，因触怒了官方遭受到迫害，他再度前往巴黎，直到1869年才又回到国内，于1871年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去世。
在奥斯曼新文学三个创始人中居第二位的是齐亚。此人是奥斯曼帝国加拉塔地方海关的一个办事员的儿子。他在素丹马赫默德二世在苏莱曼清真寺附近开办的现代世俗学校完成了学业，17岁时进入帝国政府机关。1854年，也是由于得到了帝国改革派代表人物雷什德帕夏的赏识，被任命为素丹的秘书，从而走上了他在皇宫内府的一段新经历。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学习法语，不久便达到了非常精通的程度，能够把法文书籍翻译成突厥文。由于他同其他帝国改革派人物阿利和富阿德等人长期政见不和，被调离皇室内府，历任各项帝国政府中的次要职位。此后，他联合纳米克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组织了青年奥斯曼人运动。1867年，齐亚被任命为有名无实的塞浦路斯总督，实际上等于被贬。面对这种形势，他和一大帮青年奥斯曼同党一起逃往欧洲。从1867年至1872年期间，齐亚一直过着政治逃亡的生活，起初在巴黎，后去伦敦，最终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在这些年里，他写了许多针对奥斯曼帝国专制统治的批判性文章。1872年，当他的主要政敌阿利和富阿德等人相继去世后，他重新获准回到奥斯曼帝国。1876年，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任命他为叙利亚总督，并授予大臣的官衔。1880年5月，齐亚在阿达纳去世。
齐亚并不是一位始终主张西方化的人。他一方面强调学习语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模仿西方文艺的典型，原因是他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天才人物。此外，他也并不热衷于给非穆斯林的人以平等的社会地位。不管齐亚在文化和宗教方面表现得多么保守，他本人并没有因此而认为不屑于信从西方的各种思想，只不过他做了恰当的掩饰而已。其中最使他信服的是立宪政府。他多次提醒素丹注意国家处境的艰险，建议帝国成立国民大会，认为成立这样一个大会将使奥斯曼帝国在做法上和各个文明国家取得一致，同时又不至于侵犯君主的合法权利。
奥斯曼新文学中的第三个人，是其中最富天资的纳米克。纳米克1840年出生于泰基尔达地方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朝廷管星象的官员，是祖上一直都做奥斯曼帝国官的一个多少有点没落的家庭的后裔。他的母亲原是阿尔巴尼亚人，是一位地方显贵的女儿。纳米克从小在家里读书，学习法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他遵循与他同阶级同时代青年人所走的路，在17岁时入了仕途，在帝国海关的翻译室里找到了一个适当的职位，后来又迁升到帝国政府翻译室工作。
不久，纳米克受到邢纳西的影响，和他一同创办了《舆论解说报》，1865年邢纳西逃往法国之后，由他继任该报的主笔。最初，他的文章完全限于翻译作品，随后，由于需要应付像1863至1864年第二次波兰革命和美国内战等一类的事件，使得他作为一名政治记者和政治评论家的观察能力更加敏锐，技巧也更加成熟。然而，他所写的有关评论奥斯曼帝国事务的文章，使他同政府当局发生了纠葛，1867年，他同齐亚以及其他奥斯曼青年党人一同逃往欧洲。
此后的三年里，纳米克一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他到过伦敦、巴黎和维也纳。那时他每天忙于出版反对派的刊物，忙于学习法律和经济，忙于将西方的作品翻译成突厥文。1871年，他回到了奥斯曼帝国，又恢复了从事新闻事业的活动，并于1873年写成爱国剧本《祖国》。这个剧本激发了十分危险的民族热情，以致帝国政府不得不将他监禁在塞浦路斯，使他又在那里呆了三年。1876年，专制的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退位后，他获准再度回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并参与了关于制定帝国宪法的一些筹备工作，不过，他也像齐亚一样，被禁止作为候选人。不久，他那强烈地反专制、积极倡导自由的行动，又冒犯了新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的多半时间是在拘禁和流亡中度过的。1888年，他在希俄斯病逝。
2.纳米克的政治理论
纳米克在奥斯曼帝国之所以最负盛名，是因为他是自由和祖国这两种思想的倡导人。通过连续不断地发表许多评论、文章、小说、戏剧和诗歌，他把这两种作为法国大革命特征的思想带给了奥斯曼帝国的广大民众，但都是采取了适合伊斯兰传统和观点的形式。因为不管纳米克具有多么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他仍然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他所说的祖国，尽管在用这个名称时指的是地方而不是社会，但其中带有的伊斯兰含义却并不少于奥斯曼的含义。在纳米克的一生中，他始终坚持伊斯兰的真谛和信念，并时常严厉地批评“坦齐马特”时期的改革家们，认为他们没有能够做到对古典伊斯兰传统中的精华加以保护，以致不能使得古典的伊斯兰传统对于必须由欧洲输入的各种新社会制度，发挥其鼓舞及指导的作用。他坚决维护伊斯兰教的真谛，并在欧洲人以轻侮的态度对待伊斯兰的成就时，起来进行捍卫。他甚至还竭力地宣扬和鼓吹形成一个在奥斯曼人领导下的大伊斯兰统一体的思想，这个统一体将接受和适应现代文明，并把它传播到亚非各地，从而建立起一种东方的均势，以对付欧洲的均势。
不过，纳米克本人对于欧洲文明的成就还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伊斯兰的落后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种落后不是由于任何伊斯兰本身内在缺陷的缘故，而只是由于西方力量的控制，剥夺了伊斯兰世界本身发展的机会所引起的。他认为伊斯兰国家必须要使自身现代化，但要做到这一点，它决不应只是奴隶式地模仿欧洲而放弃自己的法律、信仰和传统。他甚至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所有一切欧洲文明中最好的东西，都是出自古典的伊斯兰文明，或者是在古典伊斯兰文明中同样可以找到的，穆斯林在采纳欧洲文明这些东西的时候，便又回到了自身传统的最深刻和最真实的本质中去。在这方面纳米克所采用的论证方法，也正是历来在伊斯兰社会中出现的一种具有浪漫主义倾向和辩解式倾向的写作所常用的典型方法。其目的是要赢得西方人或者实行西方化的人对于传统伊斯兰真谛的尊重，也是要使得奥斯曼帝国改革派的各种思想更加合乎正宗穆斯林的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