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初，奥斯曼帝国各个社会阶层对于时局的日益不满，也在青年土耳其党人中间有了反映，从而造成了第一次重大分裂。一部分人在萨迪克上校和梅吉迪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叫“新党”的政治组织，对青年土耳其党人遵循的各项方针与社会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这个新成立的政治组织，很快便赢得了青年土耳其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4月23日，这个组织公布了一份包括十点内容的备忘录，并列出各项要求。多数涉及更好地遵守民主和宪法的程序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改善措施，不过其中有些是属于另一类性质的事项。例如，第六点要求“在继续保持一般的宗教道德及民族修养的同时，还应利用西方文明的先进经验和产品，来发展奥斯曼帝国”；第七点要求“就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维持及保持奥斯曼的历史传统”；同时，第九点还更进一步，即要求修改宪法中某些条款，以便使得哈里发和素丹的神圣权利能够得到加强。
青年土耳其党内的分歧和矛盾，严重地削弱了这个一度具有无限政治力量的权威，降低了它的声誉。1911年11月2日，在国际形势咄咄逼人的情况下，所有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团体、组织和人士，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政党，即所谓的自由同盟。自由同盟的发起人，多数原来就已经是国会议员，因而他们能够在议会中立刻形成反对派。他们和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第一次真正较量，发生在自由同盟成立还只有20天的时候。外交大臣里法特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他的位置因而空缺，在为此举行的补缺选举中，参加竞选的有两位候选人，一位是代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内务大臣梅姆杜，另一位是代表自由同盟一方的新闻记者海雷丁，最后自由派候选人以一票的多数而当选。
1911年12月11日举行的这次补缺选举，是第一次由两个代表不同政党和不同纲领的候选人参加的真正竞选。反对派候选人的胜利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这一胜利像1908年革命本身那次胜利一样重要。在宪法盛世到来之后，重新享有民主自由的日子也就到来了。帝国京城的舆论已经非常突出地站在自由同盟党的一边，许多持自由派观点的著名帝国政治元老纷纷写信给素丹，把帝国遭受的不幸都归罪于青年土耳其党人。同时，还建议和英国结成国际联盟，认为这是奥斯曼帝国防止发生进一步民族主义灾难的最好办法。
青年土耳其党人在面临自由派和素丹联合起来反对它的危险情况下，迅速对二者采取了果断的行动。首先利用报纸猛烈地抨击自由派；其次在1912年1月设法强行解散了议会，并且在4月间另外举行了一次完全由他们进行筹备和一手包办的大选。结果，在全部275名议会席位中，仅有6名态度比较温和的反对派议员当选。最后，他们把在萨洛尼卡的总部迁到帝国京城，以便更好地操纵一个肯听话的议会和一个顺从的素丹，从而完全地掌握国家的大权。
但是，青年土耳其党人这种以非法手段搞掉合法反对派的做法，终于不可避免地招来了一个既不民主、又非议会，而是军事性和阴谋性的新反对派的产生。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专制统治下，一些具有自由主义信仰的青年军官，再度逃往鲁米利亚山区，掀起了新的武装叛乱。
此外，1912年5月，在帝国首都成立了一个叫作“救亡军官”的秘密政治组织，这个组织显然又是和鲁米利亚叛乱的军官们有关系。这个组织的政治要求是：撤换非法的政府及议会，取消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权力，举行新的自由选举以及恢复帝国宪法的合法性。这个以军人组成的谋反集团，也像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代所有其他反对党派一样，要求军队退出国家政治舞台，以便回到原来保卫帝国的任务上去，而把管理国家的事务留给那些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去做。这个组织为了表示忠于这项原则，没有接受任何文职的任命，并且也不准许自己的成员接受任何政府的任命。
1912年6月，鲁米利亚青年军官们的武装叛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震惊。同时对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的指责，也很快地增多了起来。这时，“救亡军官”政治组织也开始积极地行动起来。他们首先在报刊上公布了自己的政治宣言，同时通过陆军会议递交了一份致素丹的声明。特别是他们还做了一些暗示性的军事活动和准备，并且很快收到了效果。7月17日，以青年土耳其党人组成的内阁集体辞职。7月21日新内阁组成，大维齐是学者兼军人的著名政治家穆哈塔尔。担任陆军大臣和国务会议主席的，分别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帝国政治元老纳泽姆和卡米尔。由于新内阁的组成，满足了反对派把青年土耳其党人赶下台的基本要求，所以其他的步骤也接踵而来。长达数年的戒严令于7月23日被解除，青年土耳其党人控制下的议会于8月5日解散。同时，所有现役军官一律宣誓并做出书面保证：不参加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政治团体，也决不干预国家的内外事务。
然而，1912年10月爆发的巴尔干战争，对于奥斯曼帝国和上台不久的自由派政府，都是一场极大的灾难。到年底，帝国军队又一次战败，使得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领土已经丧尽。尤其是在1913年1月23日，当自由派内阁看来被人们误认为正在就一项把埃迪尔内割让给保加利亚人的建议进行审议的时候，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了对自由派内阁的突然袭击。一小伙青年军官在恩维尔的率领下，突然闯入内阁会议室，开枪打死了陆军大臣纳泽姆。年迈的政治元老卡米尔在枪口对准他的情况下，写了一封辞职书。随后恩维尔拿着这封辞职书，到皇宫去见素丹，并当面把辞职书交给了他。
3.政变后的军事独裁者
青年土耳其党人同时在军队、警察和政府各部门都已做好准备。通过发动政变，他们又重新稳固地掌握了帝国的政权，并且设法使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铁腕人物谢夫凯特将军出任大维齐。1913年6月11日，谢夫凯特将军在家中被人谋杀，此事被青年土耳其党人用来作为借口，逮捕并流放了一大批反对派的人士，从而把帝国的最后一点自由和民主也一概清除干净了。从那时起直到1918年，整个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处于国防大臣恩维尔、内政大臣塔拉特、海军大臣杰马尔三人控制的军事独裁政府之下。
恩维尔，1881年出生于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父亲是一名帝国的铁路官员。他早年毕业于帝国陆军大学，不久便加入青年土耳其党，由于他在1908年的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在帝国博得了“自由英雄”的美名。他曾经任帝国驻柏林的武官，后来又成了一名深得人心的陆军校官。因他领导1913年1月23日的政变有功，被晋升为将军，并出任国防大臣。1914年由于他同一位奥斯曼王室的公主结婚，因而取得了大马德（驸马）尊称。
杰马尔，1892年出生于帝国的一个军人家庭，是与锋芒毕露、放纵任性的恩维尔非常不同的另一种人。他也是帝国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很早就加入了青年土耳其党。1913年1月13日，青年土耳其党人武力政变后，他出任帝国京城的卫戍司令，在组织保安部队和指导他们进行保卫政府的工作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才能。他后来出任海军大臣和叙利亚陆军司令。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一位非常精通军事、富有个人威望又敢于负责的人，并且一旦在断定是出于他所从事的事业所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变得十分冷酷、狂热和无情。
塔拉特是三巨头中最能干的一个人。他1874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在地方学校毕业后，便在埃迪尔内电报局供职。他曾经利用职业便利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做了许多事情。1908年革命后，他在青年土耳其党中得到很快的提升，担任过各种不同的政府职务，包括一个时间的内务大臣，并于1917年出任大维齐。他是一位头脑敏捷、眼光锐利的人，必要时可以表现得很有力量，但从来不狂热，也没有报复心，难怪一位同时代的西方观察家称他是“奥斯曼帝国革命时期的丹东”。
奥斯曼帝国在这三人军事寡头政治控制下，国家权力机器被拧得越来越紧。反对派政党已被完全解散，他们的领导人不是被流放，便是变得无足轻重。这一时期实行的无情镇压，一时间竟达到了近似于恐惧的统治程度。他们的统治由于1918年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才告结束，最终导致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组织“团结与进步委员会”自动解散，他们的主要领导人逃往国外，而帝国自由派的代言人又从流亡、隐匿和默默无闻中开始抛头露面，彼此为争取得到主持奥斯曼帝国解体的特权而争吵不休。
在由1908到1918年奥斯曼帝国最后解体的时期内，除了短暂的空隙时间外，国家的大权始终掌握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手中。乍一看来，1908至1918年的10年政绩确实是非常糟糕的，应该在许多问题上受到责备。他们通过暴力、镇压及恐怖的手段，把国家公共生活变成了一种野蛮行为；他们多次使军队干预政治，导致了政府军事化和将领政客化的双重恶果；尤其是他们使资产阶级立宪政府循序渐进的社会发展，完全变成了阴谋与反阴谋、镇压与暴乱、专制、丧权辱国以及战败等的恶性社会循环，最终使帝国的广大民众对革命寄予的崇高希望，很快变成为失望。因此，青年土耳其党人应该在某些方面受到历史的谴责和审判，这也是不无道理的。
4.改革成就
然而，在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另外一个主题，应该永远不被忽略，这就是所有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最终关心的事情，便是奥斯曼帝国的存亡问题。像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改革派的前辈那样，他们相信，要使帝国从内部腐朽和外部侵略中得到拯救，便必须对帝国及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行某种根本性的变革。所以，在为巩固执政地位而激烈斗争的那些年代，青年土耳其党人都曾抽出大量时间来处理一部分此类问题，并设法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使其得到解决。尽管他们的工作往往是计划不周的，也时常因碍于当时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以致受到挫折，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在许多方面兢兢业业。尤其是从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长远意义而言，青年土耳其党人不仅为奥斯曼帝国的将来传下了前几百年所取得的社会进步和成就，并且在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而为现代土耳其民族和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时期的社会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现代行政管理机构。青年土耳其党人上台执政以后，第一件迫切关注的事情，便是外省和地方上僵化教条、效率极低的行政机构。所以不久便参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拟定了一个新的省市政府行政制度，付诸实施后提高了地方官员的办事效率，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所以这些行政制度在仅仅略加修改之后，便又成了土耳其共和国地方及省市政府执行司法和行政的体制。
古典的伊斯兰法律和政府制度很少涉及城市，因为伊斯兰法律不承认集体的人，在伊斯兰历史上也看不出曾经有过哪个得到承认的特权城市是具有法人地位和权力的。正好像国家是不存在的，而只有一个统治者和它的代理人，城市也是不存在的，而只有一个混杂体，它是由各自有其首领和领导人的许多家庭、许多居民区和许多行会所组成的。因此，为了改变这一传统，在帝国的京城，青年土耳其党人也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和长远性的变革。通过在帝国京城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新市政组织，从而不遗余力地推行多项公用事业计划，使城市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逐步使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演变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城市。青年土耳其党人虽然没有能够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一个民主的立宪政府，但是他们却使帝国的京城有了现代下水道，有了现代的警察和消防队，使得城市交通和公用事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帝国京城街头游荡的有名的伊斯坦布尔狗群，经市政会议决定后予以一网打尽，运往一个无水的孤岛，令其自生自灭。从此在帝国京城的街头上，出现了一班接一班的垃圾工人和清道夫。
第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奥斯曼帝国工业的总衰退，可以一直回溯到19世纪初期，当时的奥斯曼帝国也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正经受着不断扩张的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势如潮涌的大量贱价工业产品不断流入帝国的市场。在进口的货物当中，最主要的是纺织品，它使老式的帝国棉业和线业织造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对于其他进口货物包括铁器、刀、时钟、纸张和食糖等，帝国的地方工业照样无法同人家竞争。到了19世纪下半叶，帝国除少数像鞋匠、成衣匠之类必不可少的当地手工艺者外，制造工业几乎全部消失殆尽。这时，奥斯曼帝国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原料出口国和工业制造品的进口国。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一方面与帝国实行西方化而在服装和家庭生活用品方面引进的新需求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西方列强治外法权条款加诸帝国财政政策上的种种限制有关，但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像奥斯曼帝国那种脆弱的旧时代经济体制，根本无法抵抗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