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较晚获知这一情况的俾斯麦则斩钉截铁地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是一次“穿着丧服来庆祝生日大典”的会议。因为他知道，奥地利和南德各邦的票数加在一起，必然使普鲁士在选举产生的议会中处于无所作为的地位。他确信这次所谓的“王侯会议”不过是奥地利愚弄普鲁士的圈套，于是他着手进行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说服动摇不定的国王放弃这一邀请。国王是一个固执的人，要叫他收回允诺是一件难事。俾斯麦使出浑身解数，竭力向国王表明，在非正式的疗养地提出邀请意味着一种侮辱；而在短短的几天之后就宣布召开会议，使我们来不及充分准备就是一种蔑视。他还极力让威廉一世回忆起普鲁士在过去召开的会议上所受的难堪与羞辱，这对于这位君主的自尊心是十分敏感的。最后，俾斯麦取得了胜利，国王被说服，拒绝了弗兰茨·约瑟夫的邀请。这是这位军人国王与他的首相经常因分歧相持不下，而最后总以他向他的大臣让步为结局的诸多戏剧性插曲中的小小一幕。但它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王侯会议”如果没有普鲁士的参加，要想通过一个新的德意志计划是不可能的。精疲力竭的俾斯麦终于放下心来。
但是，时隔几天，新的变故又发生了。“王侯会议”开幕不久，与会的君主又派遣萨克森国王以大家的名义再次邀请威廉一世赴会。同一问题现在变得更为棘手了，因为这是一个很体面的邀请，而萨克森国王约翰又是威廉一世最敬重的人。此外，威廉一世这时正在巴登逗留，他身边的人都是支持“王侯会议”的。巴登距法兰克福仅有3个小时火车的路程，而国王碍于情面也开始考虑接受邀请。“30位君主，甚至一位国王当信使，我怎么能拒绝呢？”当俾斯麦再次制造新的理由加以阻拦时，国王面有难色地这样嘀咕着。俾斯麦再次向国王的犹豫不决发起攻势。他说：国王如去法兰克福接受会议的决议，就意味着放弃一支独立的普鲁士军队，意味着在同邦议会议员的争吵中失利，因为如果国王的部队仅仅是邦联的辅助部队的话，那就不需要什么钱来加强军队了。两人的争辩一直持续到午夜，俾斯麦才最终说服了君主保持他最初的拒绝态度，但双方都已精疲力尽。威廉一世这位性情倔强、威猛盖世的军人，再也无法忍受与首相的紧张对峙，在他签署完给萨克森国王的拒绝信之后，便倒在沙发上大哭起来。满头大汗的俾斯麦也疲惫到了极点，当他晃着身子离开国王，想关上房门时，他那因激动而颤抖的手竟然把门把都拉断了。回到自己的房间，他随手拿起一个玻璃盘向墙上扔去。“我必须损坏什么东西，才会感到舒服些！”他向吃惊的秘书这样解释道。“王侯会议”已经不会取得什么有意义的结果，这就是俾斯麦的收获。
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俾斯麦面对君主的固执、暴怒和眼泪，没有作丝毫的让步。他冒着获罪于君主的危险，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最终取得了成功。但是成功后的滋味又是苦涩的。任职一年来，他已感到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正如他对他的秘书科伊德尔所说的：“我觉得我在这一年好像老了15岁。”他开始憎恨整个政务活动，向往能够再一次逃离现实，但是他已身不由己。他登上的是一辆正在冲向敌阵的战车，不待战争结束，车轮就不会停止旋转。一年间的从政体验，仅是他漫长的28年政治生涯的小小开端，由他导演的波澜壮阔的戏剧高潮，尚在后面。
五、王朝战争与第二帝国的建立
1863年，当俾斯麦通过波兰问题赢得俄国的友谊，并通过破坏“王侯会议”使奥地利的计划宣告破产的时候，围绕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因所发生的纠纷，再次把他推向国际外交的风口浪尖。这是一场既困难又冒险的外交经历，在俾斯麦一生的外交实践中，它堪称一项深谋远虑的艺术杰作，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俾斯麦务实、多变的外交风格。其外交策略变化之快，连威廉国王都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在他涕泗滂沱地违心拒绝出席“王侯会议”的15个星期之后，首相又在谋求与奥地利人的合作。俾斯麦究竟想干什么？在首相所玩弄的外交魔术面前，生性率直的国王委实被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开始怀疑，首相是否像别人所说的“在没有罗盘的情况下就开始在外交海洋里疾驶”，“他是否已将灵魂卖给了魔鬼”。但事实表明，俾斯麦是对的。14年后，俾斯麦仍然承认：“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因是我最大的外交成就。”正是以此为起点，俾斯麦真正拉开了以王朝战争统一德国的序幕，排除了任何用“铁与血”以外的方式解决德国民族问题的要求。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因地处易北河下游和丹麦日德兰半岛之间的地方。这里有富饶的农田和贫瘠的荒原，构成德意志与丹麦之间的过渡性边界。四百多年来这两个公国一直处于丹麦王国的控制下。在拿破仑战争的领土变动时期，这种隶属关系没有发生变化。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现状，并将劳恩堡这个小公国也并入丹麦国王治下。所以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因问题实际上涉及上述三块地区。矛盾首先起因于这里的种族分布，其中霍尔施坦因和劳恩堡的居民纯粹是德意志人，而北边的什列斯维希则杂居着德意志人和丹麦人，其南部已像霍尔施坦因一样德意志化了。在隶属关系上，三个地区虽同归丹麦管辖，但霍尔施坦因和劳恩堡又同时属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国。此外，从1460年起就规定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因是不能分治的。这种人种上、隶属关系上的复杂构成，使易北河两公国成为欧洲的“痛点”之一，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折磨和烦扰着欧洲的外交家们。19世纪上半期，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德意志人愈来愈希望把这几个地区变为民族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然而，丹麦的地理位置却使这一问题成为几个大国，特别是英国、俄国和瑞典密切关注的问题。由于欧洲列强的干预，1852年5月8日英国、俄国、法国、瑞典、奥地利和普鲁士六国会同丹麦签订了《伦敦议定书》，在相关问题上达成新的妥协。依照议定书，丹麦君主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得以保证，并规定诸公国不可分离，霍尔施坦因和劳恩堡同时隶属德意志邦联成员国的传统特权不得侵犯，同时为无嗣的丹麦国王规定了王位继承顺序，即规定在现任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死后，由他的堂妹夫克里斯蒂安·冯·格吕克斯堡亲王继任为王。但是，这一继承安排遭到两公国居民的反对，他们援引两公国通行的“萨利克继承法”（Lex Salica）关于女性后裔无权继承土地和王位的规定，对议定书的继承决定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合法的继承人不应是克里斯蒂安亲王，而是其先祖曾统治过丹麦的德意志贵族奥古斯滕堡公爵。这一继承要求得到了德意志邦联中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王位继承问题为两公国问题的复杂化埋下了隐患，它表现为“国际法”与“德意志法”之间的对立。
丹麦方面，在50年代以后也加强了把两公国完全并入丹麦的努力。在一小撮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于1863年3月最后一周颁布了一部适用于全国的宪法。宪法取消了什列斯维希的传统特权，将其纳入丹麦单一的王国体制，同时对霍尔施坦因和劳恩堡的传统权利也作了一定限制。此举立即在全德引发了一场反对丹麦的抗议风暴，弗里德里希七世被迫推迟对宪法的实施，但过度的精神紧张摧毁了他的健康。11月9日，他出乎意料地死去，格吕克斯堡亲王旋即被拥立为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他轻率地批准了新宪法，结果危机达到高潮。霍尔施坦因拒绝向新王宣誓效忠，并呼吁德意志邦联议会承认奥古斯滕堡公爵为独立的三公国联合大公。
这时候，正在静观事态发展的俾斯麦有自己的打算。他既不愿站在德意志邦联的立场上去投入对丹麦的战争，也不愿放弃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保卫者的难得机会，而是愿意在《伦敦议定书》的基础上对丹麦进行干预。干预的目的在于能为普鲁士带来明显的好处。干预最好让普鲁士以一个独立大国的身份进行，以便在名、利两方面都取得最大的收获。但俾斯麦敏锐地意识到，由普鲁士单独出面干预必定会招致欧洲各大国的干涉，因此他决定与普鲁士的对手奥地利联手行动。奥地利虽多次受到普鲁士的羞辱，但它不愿让普鲁士在这一问题上占据头功；让普鲁士单独行动，它将会失去在德意志的影响和领导权。这样，奥地利就心甘情愿地走进俾斯麦为它布置的圈套。在俾斯麦看来，拉拢奥地利共同对付丹麦是一箭三雕：第一，两国联合行动，并以维护《伦敦议定书》为出发点，可以杜绝列强的干涉；第二，借助奥地利的力量，可以对丹麦打一场强弱悬殊的战争；第三，利用两国在两公国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分歧，制造矛盾，最后向奥地利开战。至于受忠诚的霍尔施坦因人热情拥戴的奥古斯滕堡公爵的地位，奥、普两家都持否定态度。奥地利不喜欢由这位公爵所体现的民族自决原则，这对维护多民族的多瑙河君主国是有害而无利的；俾斯麦则认为，一个边界延伸至易北河和汉堡附近的独立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因联合公国对普鲁士不会有什么好处。此外，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伦敦议定书》，接受奥古斯滕堡公爵的特殊地位是与此相矛盾的。未来的事态发展，完全印证了俾斯麦的预见和谋划。
1864年1月16日，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合向丹麦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取消11月18日公布的宪法，否则将对它采取军事行动。丹麦指望得到欧洲列强的援助，拒绝了两国的最后通牒。然而，援助却完全落空。法国因过深地陷入在墨西哥的冒险，拒绝作任何有效的援助，英国没有大陆国家配合不会下决心单独行动。此外，法国为了在莱茵河西岸扩大边界，英国为了利用普鲁士牵制法国，都不愿牺牲同俾斯麦的关系。这样，到2月1日，普、奥军队已越过艾德河，进入什列斯维希。3周后它们占领了日德兰半岛。4月中旬，丹麦陆地上的所有工事都掌握在它们手中。为了阻止事态扩大，英国出面决定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解决各方的争端。但由于分歧过大，未取得结果。此后战争重新爆发，一直延续到7月12日，丹麦被迫要求停战议和。1864年10月30日，交战的三方在维也纳签订和约，丹麦被迫将三个公国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由两国共同进行军事管辖。1865年8月14日，普、奥两国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签订了《加施泰因温泉协定》，对三个公国的归属作了最后处置。依照这一协定，普、奥两国对几个公国实行联合统治，但行政管理分开进行。与普鲁士接壤的霍尔施坦因由奥地利管理，北部的什列斯维希则由普鲁士控制，至于最南边的劳恩堡小公国，经奥皇同意以250万塔勒卖给了普鲁士。除此以外，普鲁士还获准在霍尔施坦因保有一条军事通道和电报线路，并可在这里修建一条沟通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运河。两公国还获准参加普鲁士为首的关税同盟。协定是普鲁士外交的一大胜利，它战胜了丹麦和国内的自由派，并把奥地利引进俾斯麦设计的圈套。连俾斯麦也在私下承认，他几乎无法相信加施泰因的收获。他在审阅协定条款时情不自禁地感叹：“想想吧，哪里再去找一个愿意签订这样条约的奥地利外交官呢！”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这不过是“一张遮盖裂缝的糊墙纸”，下一步他将严重损害哈布斯堡的抵抗力，在战场上打败奥地利才是他外交格局的中心所在。正当普鲁士举国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之中时，俾斯麦却打算去法国南方进行一次旅行。据说，首相需要通过比亚里茨海滨的阳光、空气和海水恢复因连续危机而损坏了的身心健康。但此行的真正目的只有他自己知道：探明拿破仑三世对普奥冲突的态度，尽可能买到法国皇帝的中立。
10月的柏林已经披上冬装，但阳光明媚的比斯开湾似乎还处在温暖的春天。和煦的海风夹裹着阳光和海水的润气，把清新的空气和温和的气候送上白色的海滩。远处水天一色、一望无际，近处波光粼粼、清澈见底。阳光、大海、不时飘逸而至的贝多芬的音乐，使俾斯麦长久地沉浸在一个德意志人的梦境之中。但是，出现在远处的欧仁妮皇后别墅的显著标志很快打断了俾斯麦梦幻般的遐想，他意识到了这次出行的主题，同拿破仑皇帝的会见开始占据他大脑中的全部空间。这将是他28天旅行中最主要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