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开辟了德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然而，这个帝国既非历史上古老帝国松散结构的复活，也非帝国形态在其他民族中所呈现的那种高度统一，而是一个奇特的联邦国家。帝国时期，德国的经济、文化有了巨大的发展，是近现代史中最令人惊异的篇章。帝国的缔造者俾斯麦，权倾朝野，又面临种种挑战，他那强烈的意志力同无限的智慧和想象融合为一体的独特天赋，为这个新国家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一、帝国的政治结构
德意志帝国在形式上是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组织起来的，参加联邦的各独立邦并未失去各自原有的地位。联邦的构成包括4个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6个大公国：巴登、黑森、梅克伦堡—施维林、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奥尔登堡和萨克森—魏玛；5个公国：安哈尔特、不伦瑞克、萨克森—迈宁根、萨克森—阿尔滕堡、萨克森—科堡—哥达；7个侯国：罗伊斯老系、罗伊斯新系、施瓦尔茨堡—鲁道尔施塔特、施瓦尔茨堡—松德尔斯豪森、瓦尔德克、利珀和绍姆堡—利珀；3个自由市：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此外还有帝国直属领地阿尔萨斯—洛林，共计大小25个邦。这些邦在疆土和人口上相差悬殊。普鲁士的版图占整个帝国的2/3，人口占3/5。1871年帝国总人口约4100万人，其中居住在普鲁士的有2470万，而剩余的成员邦中，仅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和巴登的人口超过100万；另有8个小邦，其人口数均未超出10万，其中最小的罗伊斯（老系），人口仅6.2万，占地316平方公里。这种不平衡局面使普鲁士拥有事实上的强大优势，它的人口和面积超过所有邦国的总合，并控制着最重要的工业和自然资源。普鲁士的巨大优势决定了它在帝国中的特殊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德意志帝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联邦国家，因为一个过于强大的参加邦的存在，是和联邦主义的原则不相容的。
依据1871年4月14日通过的帝国宪法，帝国立法权属于两院制的立法机构——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联邦议会形式上相当于上院，但它并不代表议员个人的意志，而是由议员所体现的各邦君主的意志。联邦议会的代表由各邦君主任命，一般都由保守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出任。联邦议会是各邦君主权力的集中体现，它是帝国的最高机构，发挥的作用是主权性质而非议会性质的。任何法律和政策，未经联邦议会同意均视为无效。因此，它被视为拥有新帝国君主权力的旧邦联议会的残余，同时它也是掩盖普鲁士霸权的一种伪装。在联邦议会最初的58个席位中，普鲁士有17席，巴伐利亚6席，萨克森、符腾堡各4席，其他各邦从3席到1席不等。普鲁士的席位不足总数的1/3，但宪法规定拥有14票就可以否决议案，这样普鲁士对宪法的任何修改都握有否决权。
帝国议会名义上是人民议会，由所有年满25岁的男性公民投票选出，因而在表面上具有一个真正立法机构的一切外部特征，但是它的权力实际上极其有限。它对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没有发言权，也不能单独通过任何一项对政府不利的法案，因为一切法律和决议都必须取得联邦议会和皇帝的同意才能生效。它也不能对政府行使监督权，无权要求政府作政务报告。唯一能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就是拒绝通过预算，但是，所有议员都没有忘记普鲁士历史上的宪法纠纷，政府抛开议会进行军事改革的先例使他们行使这最后的权力也归于无效。
宪法规定，帝国的皇帝由普鲁士国王兼任，同时规定普鲁士的首相就是帝国的宰相，普鲁士的外交大臣就是帝国的外交国务秘书。由于帝国不组织内阁，帝国的唯一大臣就是帝国宰相。帝国宰相只对皇帝负责，并主持联邦议会的工作。宪法还规定，宰相必须在皇帝批准的一切法案上副署，但由于宰相的任职取决于皇帝的意愿，这一规定实际上毫无意义。事实上，在俾斯麦担任宰相的漫长时期中，皇帝和宰相在原则问题上都是相互信任的，以至于俾斯麦能够大权在握、纵横捭阖，成为帝国权力的真正化身。
帝国军队是帝国结构中的特殊构成部分，它最为明显地表现了帝国的“普鲁士化”倾向。从法律上讲，并没有什么帝国军队、帝国参谋本部或帝国国防大臣。它实际上只是普鲁士军队和军事组织在帝国范围的扩大。在统一的帝国军队旗号下，各邦除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保留一定的军队之外，都把分担的份额军队统一交由普鲁士指挥。普鲁士的军队占据了这支军队2/3以上的兵员，并把自己的军事法规扩大运用于整个帝国。由于军人不是对宪法而是对皇帝宣誓效忠，作为帝国皇帝的普鲁士国王便彻底控制了军队。早在统一以前，军队就是普鲁士邦的核心，现在它不仅是“邦中之邦”，而且成为帝国中的主体邦。大多数德国人都承认德国的统一全靠这个普鲁士军人邦。因此，在全帝国，任何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都深受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参谋本部和普鲁士军队的影响。人们认为，军队既是缔造德意志帝国的工具，又在极大程度上成为保卫帝国的武器。在帝国时代，它一直是国内政策最坚强的枢轴，又是保卫帝国大厦最前沿的坚固堡垒。高级军官对君主的影响以后变得愈来愈大，以至于俾斯麦之后的任何宰相都难以无视军队的影响而保持自己的威势。只有俾斯麦，他可以凭借个人的威望保持政治上的权势，其他任何宰相都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显然，按照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是普鲁士的“扩大版”。普鲁士与帝国其余部分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存在就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它反映了联邦主义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但是，在帝国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紧张关系还是被消除了，因为帝国与普鲁士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得帝国的其余部分也获得了普鲁士的力量和政治影响。只要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仍在为帝国的所有部分提供保护，以上一切紧张因素都将受到抑制。此外，随着帝国力量的增长，陆、海军的扩大，国际义务的增多，要求扩大帝国政府职能的需求成为一种趋势。1873年成立帝国铁路局，1874年建立帝国银行，1877年最高法院宣告成立。随着这些帝国统一机构的增多，以及俾斯麦时期实施的、适用于整个帝国的社会立法，帝国走向中央集权化的趋向在不断增强。然而，即便如此，带有联邦主义性质的对抗活动仍然存在。除了小邦政府的分立活动，天主教势力、非德意志民族，特别是波兰境内的反日耳曼化斗争的激化，都在抵制各种中央集权化的努力。所以，由俾斯麦一手炮制的帝国体制本身是一个矛盾体，它前所未有地巩固了普鲁士容克贵族的主宰地位，同时又潜伏着种种对立和矛盾。自出任帝国宰相起，俾斯麦不得不再次应对各种新的、不流血的“战争”。以“文化斗争”著称的反教权主义斗争，是帝国时期俾斯麦所领导的第一场战斗。
1870年12月，当普法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俾斯麦尚留在法国时，国内政党活动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个在50年代曾经存在的罗马天主教政治派别，在邦议会选举中获得引人注目的57席，旋即他们又组成组织严密的政党中央党，并通过购进一家跨地区的大报《日耳曼尼亚报》获得一块宣传阵地。这个党起初以维护在一个新教国家天主教会的权利为出发点，继而提出有关政治与社会的明确的教会纲领，包括反对中央集权、教会自治、宗教教育自由这三个基本方面。显然，这个党的出现以及在纲领中对现代政治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挑战，标志着天主教徒已成为帝国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自普奥战争以来，奥地利便被排除出德意志，天主教徒在新帝国中就成了少数，然而这个“少数”既重要又集中。他们特别集中在南德的巴伐利亚、西部的莱茵兰和东部的西里西亚。作为一个联合一致的集团，他们在国外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在国内与南德的分离主义势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个新教占优势的帝国，他们所处的少数地位，反而使人们更容易体会到在一个权力无限的国家面前获得保护的必要性。德国天主教徒的政治立场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有趣的混合物。就其对国家的无限权力提出挑战、竭力维护个人和集团的权利不受国家不必要的干涉而言，他们是自由主义者。然而，从他们所强调的教会世界观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以及对世俗化、现代化的抗拒而言，他们的立场又是保守主义性质的。对于一个信仰坚定的天主教徒来说，大量的世俗化社会和政治事务应包括在宗教的广阔范围之内，因为基督教就是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影响人类活动一切方面的生活方式；而对于新教徒来说，这些事务并不属于宗教，而属于一个完全自由的领域。此外，对于具有世界性和国际性的天主教会的教徒来说，他们不像新教徒那样易于接受民族教会的形式。他们虽然在民族特点和民族传统方面作了许多让步，但决不把自己的宗教完全等同于民族宗教。对于像德国这样天主教居于少数的国家，想要保持天主教会的独特面貌，必然会与民族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势力发生冲突。所以，德国天主教徒的具体政治要求必然表现为：反对进一步扩大帝国的权力，维持国家的联邦制结构；主张教会组织独立于国家，实行自治；要求开办天主教学校，保持教会对教育的控制。
然而，天主教中央党的政治主张是有悖于德意志帝国的统一现实的。它在南德各邦的政治影响助长了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并增强了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的反德意志倾向；它与罗马教皇的联系以及在天主教法国所引起的呼应，也对帝国联俄反法的外交战略起着破坏作用；它的反世俗化立场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当1871年3月3日中央党投入第一届帝国议会选举，成功地取得18.4%的选票，占据63个议席，出人意料地成为第三大党的时候，俾斯麦决定发动一场反教权主义斗争，以打击天主教势力。这场斗争以后被称作“文化斗争”，不仅进步党和自由党使用了这一名词，而且被打击的天主教徒也嘲弄性地接受了这一概念。
1871年6月19日，俾斯麦授意《十字架报》发文率先发起对天主教徒的攻击，声言斗争将由内及外，矛头已指向罗马教皇。7月8日他宣布关闭普鲁士文化部的天主教事务处，使之与新教处合并为宗教事务处。当中央党领袖对此提出非议时，俾斯麦声称：我们不能把国家分割成“每个教派都将分得一定份额的不同教区”。鉴于耶稣会会士在东普鲁士学校提倡恢复波兰文化，以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神职人员对政府的反对态度，1871年11月俾斯麦采取果断措施，通过一项法律草案，把一切学校，包括私立的教会学校，都置于国家监督之下。为了加强对这场“文化斗争”的领导，1872年1月22日，俾斯麦用激进的反教权主义者阿德尔伯特·法尔克代替较为温和的冯·米勒为文化大臣。新大臣的使命是“恢复国家对教会的权力”，从法律上确立国家对学校的监督权。1872年7月4日，国会通过《反耶稣会士法》，宣布将耶稣会会士驱逐出德国国境。罗马教廷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两国外交关系遂告中断。1873年5月，由法尔克大臣拟定的一系列反天主教法令公布实施，反教权主义斗争达到高潮。法令剥夺了主教在教会内的大部分惩戒权，把对教士的教育完全置于国家监督之下。1874年3月，政府颁布新的刑律，推行了强制性的非宗教婚姻。7月3日，因为发生了有人企图暗杀俾斯麦的事件，斗争进一步尖锐化。12月，俾斯麦在帝国议会发表6次长篇演说，每次都带着挑衅的口吻迫使中央党应战。但是，中央党在外部也得到罗马强有力的支持。1875年2月5日，教皇庇护九世庄严宣布，普鲁士的所有教会法令统统无效，并威胁说，要把所有遵守这些法令的人逐出教门。教皇的通谕，引起非天主教徒的猛烈抨击，也促使政府加大了对天主教的镇压力度。到1876年，几乎所有普鲁士的主教均依据刑法被逮捕或驱逐出境，大约有1/4的天主教教士职位空缺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