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早年在慕尼黑一家金融机构当见习生，后通过在慕尼黑大学旁听文学艺术课程走上创作之路。1897年，托马斯·曼开始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创作。这部作品通过对布登勃洛克一家四代兴衰的描述，反映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技巧，从典型人物的变换中表现了历史时代的更替，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腐朽、没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作品对布登勃洛克一家衰亡过程的描述，也流露出一些无奈的惋惜之情，抱有消极悲观的情绪。尽管如此，这部著作仍然是最有影响的代表作之一。1901年，该小说一发表就引起轰动，奠定了作者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后，作者同类型的作品还有《特利斯坦》（1902年）、《托尼阿·克略格尔》（1903年）等。1912年，他的中篇小说《在威尼斯之死》被搬上银幕，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一度成为一个支持战争的浪漫民族主义者。战后，经过深刻反省，他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1923年他流亡瑞士，1924年发表集大成之作《魔山》，192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38年移居美国，晚年重返瑞士定居。
托马斯·曼在艺术风格上继承了德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并受到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列夫·托尔斯泰风格的影响。亨利希·曼在语言风格上更多地受到法国现实主义传统的熏陶，但两人都以自己的作品反映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矛盾，批判的现实主义倾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四、俾斯麦的外交政策
帝国的建立打破了欧洲的均衡，依靠牺牲法国，德国开始变成一个欧洲强国。韦尔比勋爵曾回忆说，他们记得在19世纪50年代时，德国是一群无足轻重的王室成员统治下的无足轻重的邦；而现在，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中，它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仍在发展之中。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德国问题”成为未来半个世纪世界政治事务的中心。由于帝国并不是一个从孤立状态中出现的国家，而是崛起于旧的欧洲体系的中心，故而它的建立势必冲击着周边国家的利益，并改变着各大国之间的相对地位。在欧洲，除了遭受直接打击的法国，几乎每个国家都感受到这个新巨人的影响。因此，如何在充满疑虑的新格局中维持帝国的地位，就成为俾斯麦处心积虑所谋求的战略目标。这种情况，由于法国迅速恢复的实力，变得更为严峻了。1873年法国提前交付50亿金法郎的赔款，从而结束了北方6省的被占领状态。1872年法国实行义务兵役制，重整军备并加强对德复仇的宣传，这些变化更令俾斯麦忧虑惊恐，迫使他把帝国外交的全部注意力转向西方的“火山”。
为了阻止法国的复兴，俾斯麦与德军参谋部筹划，决定组织一场新战争，以期彻底打败法国。但是他也深知，只有在法国没有盟友的情况下，才有获胜的希望。从战略上看，最有可能成为法国盟友者是俄国。这不仅因为德国的东部边境缺乏地理上的天然屏障以阻止敌人的入侵，更为重要的是，自1871年以后俄国不再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坚定支柱，它开始对欧洲的政治天平倾斜到柏林一侧感到愤懑不平，并警惕十足地关注着德意志下一步的行动。于是，法、俄结盟的阴影像噩梦一样萦绕在俾斯麦的心头，使他忧虑惊恐、坐立不安。
为了阻止法、俄接近，俾斯麦把目光投向他的南部邻国，他希望通过德、奥的接近给俄国施加新的压力。奥地利自1866年战败以后已与匈牙利贵族妥协组成奥匈二元帝国。由于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与俄国存在着深刻矛盾，它很希望在俄、奥发生冲突时有一个坚固的后方，因而乐于与北方的邻国和解。1871年11月，持顽固的反德立场的奥匈首相霍亨瓦尔特和外交大臣博伊斯特，因捷克问题相继被解职，代之以亲德的奥斯佩克侯爵（任首相）和安德拉西（任外交大臣）。他们把俄国和斯拉夫人看成主要敌人，而把德国和英国视为可以争取的盟友。其中外交大臣安德拉西是匈牙利贵族，很早就与俾斯麦保持着亲密友谊。他力图和德国建立同盟，希望联合反对俄国。
1872年夏天，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几经犹豫，终于决定应邀访问柏林，这算是他对1866年胜利者的最终承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德、奥之间的和解十分敏感，他急于想知道，他的奥国对手和德国人讨论什么问题，于是让人转告柏林，说沙皇很想参加会晤。威廉一世接受了外甥的请求。当年9月，三位皇帝及其大臣会聚德国首都，原本显示德、奥友好的会晤，在俄国的推动下变成三帝国团结的聚会。外界的舆论是，一个新的神圣同盟正在意识形态上把欧洲分为东方和西方。
俾斯麦对俄国的“突然袭击”略感意外，但事件的结果令他满意。因为他无意联奥反俄，他的目的是既要同奥匈又要同俄国保持友好，以便腾出手来组织新的反法战争。但是，三帝会晤未能引起轰动，除了在道义上承诺联合对付赤色宣传之外，在实质问题上并未取得新的进展。第二年5月，威廉一世在俾斯麦和毛奇的陪同下曾到圣彼得堡的外甥那里作了一次国事访问，以便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双方的友谊。一个月后，沙皇又到维也纳进行了一次访问，双方签订了一个性质十分含糊的协定，即缔约双方有义务就一切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磋商；如果来自欧洲第三国的攻击威胁和平的话，两国皇帝必须彼此商定“共同的行动方针”，如需采取军事行动，则需另缔结军事专约。1873年10月，威廉皇帝来到维也纳，决定加入奥俄协定，于是这个协议就扩大为三皇协定。从名义上，它是构成历时10年声威显赫的三帝同盟的唯一基础，但在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关系松散的协商公约，由于各自利益上的分歧，协定很快就变为一纸空文。尽管如此，在俾斯麦看来，三帝同盟还是有贡献的，它调节和维系着三个专制政体的关系，只要维也纳和圣彼得堡重视这一同盟，就不存在奥、俄两国向共和制的法国提供援助的危险，而这类援助正是他常常为之忧虑的。然而，事实证明，俾斯麦的估计有些盲目乐观，一个共和制的法国并非永远找不到盟友；一个松散的同盟体系并不能对缔约国形成有效的约束。1875年，当德法战争迫在眉睫时，同盟的“稳固性”便经历了第一次考验。
1873年8月，法国南锡主教发表了一封《致教士的信》，号召信徒们为阿尔萨斯—洛林重归法国而祈祷。这封信是在教坛上宣读的，并刊登在德国境内的天主教报纸上。这封信一经发表，便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俾斯麦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向西部邻国发起外交攻势。在他的授意下，德国御用报刊连续发起对法国的舆论攻击，他们把各种图谋复仇的罪名加在法国政府头上，并呼吁德国政府采取强硬的报复对策。在德国舆论界的大力渲染下，到1875年年初，对法战争已有一触即发之势。4月8日，柏林《邮报》发表一篇名为《战争在望》的文章，进一步在德国煽起反法浪潮，一时之间，战云密布，发动一场“先发制人”战争的喧闹声甚嚣尘上。的确，1875年的军事形势非常有利于德国对法国的进攻，但是，能否在外交上取得列强的认可，对战争能否真正爆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显然，在这方面俾斯麦长期的担忧并非多余。德国的战争恐吓首先遭到英国的强硬抵制，首相迪斯累里从维持欧洲均势出发，不断向柏林施加压力，声称决不容忍1870年至1871年的事件再现。更为严重的是，5月10日沙皇和哥尔查科夫作为各大国的发言人抵达柏林直接向俾斯麦施压，要他保证永远不对法国发动战争。事态的发展使德法冲突发展为“国际化”冲突。俾斯麦一筹莫展，处境孤立。他曾要求威廉一世解除他的职务，遭拒绝后，他离开柏林回瓦尔青庄园疗养。近半年时间，他闭门不出，忧郁地思考着过去和未来。
1875年的危机使俾斯麦获得这样一个深刻认识：俄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德国的好友。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他要设法挑动英俄交恶，加深英法对立，离间俄法关系。1875年至1878年发生的东方危机为他提供了新的机会。东方危机是俄国与西方列强及奥匈围绕土耳其欧洲遗产所发生的外交危机。俄国自从叶卡特琳娜二世女皇以来，就一直对土耳其的欧洲属地和两个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抱有极强的野心，但这一企图与奥匈和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发生尖锐冲突。奥匈帝国统治着众多的南部斯拉夫民族，它不愿看到打着解放斯拉夫人旗号的俄国势力在这里有任何扩展；此外，它对巴尔干各国的市场对奥国工业增长的意义也十分关注。英国是沙俄南下战略的最早抵制者，一个完整的土耳其既是英国工业品市场的需要，也是保证通往印度的道路畅通无阻的条件。此外，作为海权国家，它对两海峡的控制也十分重视，这是在战略上制约海峡沿岸国家，特别是把俄国封锁在黑海的基本条件。
1875年7月，巴尔干半岛的黑塞哥维纳和波斯尼亚爆发了反土耳其统治的起义。起义很快蔓延到保加利亚，并在已经实行自治的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引起强烈呼应，一个以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反土耳其民族压迫的斗争很快达到高潮。土耳其政府以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起义，但斗争不断高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土耳其在巴尔干的统治已发生动摇。俄、奥、英三国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决定干预事变的进程。俄国的反应最为强烈，它惯常把自己打扮成土耳其境内东正教徒保护人的角色，使它从土耳其素丹的镇压活动中深感自己的大国利益受到触动。虽然俄国人民以无比的热忱支持巴尔干人民的解放斗争，但沙皇政府则认为这是它直接控制黑海，向巴尔干扩张势力的最好机会。奥匈和英国对巴尔干民族起义持否定态度，主张保存土耳其帝国的完整。英国更担心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当时的迪斯累里政府鼓励土耳其用一切残酷手段把起义镇压下去，以免引起国际武装干涉的行为。
俄国一开始企图以“欧洲的受委托人”身份对土耳其进行干涉，为此目的，它希望由在巴尔干没有直接利害的德国出面召开一次欧洲大国会议，但遭到德国的拒绝。俾斯麦为了把水搅浑，一方面反对召开国际会议照顾俄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又鼓励俄国同土耳其作战。为了取得对土作战的自由，1877年1月15日，俄国与奥匈签订《布达佩斯协定》，以满足奥方的要求换取了奥匈在俄土战争中保持中立。至于英国，如果在大陆上没有一个同盟国家，它是无法单独阻止俄国的行动的。完成这些外交准备之后，俄国在1877年4月24日，以土耳其政府拒绝采用有利于帝国境内基督教臣民的改革纲领为由，对土耳其宣战。战争进展神速，俄军节节胜利。6月23日俄军渡过多瑙河，7月19日占领巴尔干山脉的息普卡隘口，7月27日逼近亚得里亚堡。这时英国授意土耳其大使劝告素丹“邀请”驻泊贝西加湾的英国舰队驶入君士坦丁堡。但这一消息尚未传到土耳其首都，俄军便因在普利佛那要塞的失利，使战争的脚步缓慢下来。至12月，当战事变得再次有利于俄军时，土耳其开始呼吁英国调停。沙皇拒绝别国干涉，他坚持与土耳其单方面商谈议和条件。1878年1月31日，在俄军前锋仅距君士坦丁堡十多英里的压力下，土耳其被迫与俄军议和。3月3日双方在圣斯特法诺签订和约。依据和约，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脱离土耳其完全独立，塞、门两国领土略有扩展；波、黑两省实施改革；俄国获得比萨拉比亚、卡尔斯、阿尔达汉、巴统及巴亚泽特，并获得了对一个扩大了的保加利亚的控制权。
《圣斯特法诺和约》大大扩展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一个大保加利亚的出现也堵塞了奥匈向巴尔干半岛扩张的道路。因此奥、英两国竭力谴责这个和约，并提出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重新审阅和约的全部条文。俾斯麦声称在东方问题上愿做一名“诚实的掮客”，现在他一改过去对俄国的纵容支持，成了一个和事佬，力图利用东方问题，保持列强之间的摩擦，以巩固和扩大德国在中欧的地位和利益。
1878年6月13日，有关东方问题的柏林会议正式开幕。经过英、俄、奥、法、意、德和土耳其与会代表的激烈争议，在俾斯麦的平衡下，会议最后缔结了《柏林协定》。协定大大缩小了受俄国控制的保加利亚的版图，使之处于一个享有自治权，但仍向土耳其纳贡的侯国地位；原属大保加利亚的马其顿及东鲁美利亚与保加利亚分离，仍划归土耳其治下；奥匈获得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权利；英国取得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塞浦路斯岛。协定使英、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却使俄国出让了战时所得的部分胜利果实。沙皇将此归罪于俾斯麦，抱怨德国牺牲了俄国的利益。所以，柏林会议后三帝同盟已名存实亡，德俄、俄奥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