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接替俾斯麦的卡普里维，原为普鲁士陆军军官，曾担任海军大臣，是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感和进步观念并惯于听命的优秀军人。他是被俾斯麦推荐作为自己接班人的。俾斯麦认为卡普里维是处理矛盾重重的国内政策最适合的坚强人物。威廉二世之所以接受老宰相的推荐，是期望惯于听命的士兵会成为他亲政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尽管如此，当俾斯麦下台被安慰性地任命为陆军大元帅时，他仍然不无讥讽地叹道：“皇帝把他最优秀的将军任命为首相，把他最优秀的首相任命为将军！”实际上，卡普里维既不是俾斯麦政策的继承人，也不是威廉二世的好帮手，而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和改革意识的优秀官员。在担任宰相的4年中，他废除了反社会党人法，将3年军役期缩减为2年，对波兰人采取了安抚政策，降低了关税，并在普鲁士实行了累进所得税制和三级选举制的改革。卡普里维的另一重要成就是通过与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罗马尼亚和俄国等一系列欧洲国家的谈判，签订了商务条约，通过降低德国关税，放宽农产品进口限制，为刺激德国工业品出口到农业国家创造了条件。这些都使卡普里维在自由派资产阶级中获得较大的声望，却使他成为普鲁士容克统治集团攻击的目标。威廉二世原指望通过卡普里维的改革，否定俾斯麦的镇压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但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所持的斗争立场，使威廉二世大感失望。他决定恢复俾斯麦的镇压政策，通过制定一项新的特别法令来打击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但卡普里维反对皇帝采取这一政策。他力图使“民族经历过伟大人物和丰功伟绩的时代之后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并为建立这种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社会平衡创造条件。他的理想和实践在施政初期曾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在保守势力的反对和皇帝自相矛盾态度的干预下，最终归于失败。1894年10月，他被威廉二世免职，接替他的是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谢林斯菲斯特侯爵。
霍恩洛厄侯爵是巴伐利亚人，接任时已75岁。他曾任巴伐利亚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帝国成立时出任驻巴黎大使。1885年起任阿尔萨斯—洛林最高行政长官。皇帝任命一位老迈之人为宰相令人惊讶，因为在皇帝动摇不定的态度和日益繁杂的国内局势面前，年迈的宰相已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胜任他的职务。显然他是皇帝过渡性的人选，只行使有名无实的权力。尽管这位年迈的宰相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只穿一身整齐的职员外衣，同时永远不开口”，但他仍然同变化无常的皇帝发生了冲突。当1897年威廉二世开始辞退霍恩洛厄周围最亲密的工作人员时，宰相陷入日益孤立的境地。老宰相后来提出辞职的理由对了解威廉二世的治国风格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他写道：“所有一切有关外交政策的事情都是由陛下和标洛（未来的宰相）商议决定的。国内政策问题由主管部门的主管人员处理，用不着我参与，因为他们知道，陛下是不听我的意见的。在报刊上我必须承担责任，在国会不得不进行答辩，我自己却并不知情。所有人事问题都不需要我的建议，甚至连情况都不知道就做出了决定。”实际上，霍恩洛厄的宰相任期是一个“没有宰相的宰相任期”。
适应威廉二世变化无常、自相矛盾的思想并协调皇帝与国会的矛盾，是新首相伯恩哈德·冯·标洛的任务。标洛在1900年10月霍恩洛厄去职以前曾负责外交部的工作。这是一位比前几任更富有文化素养、温文尔雅、圆熟机敏、熟谙政治技巧的人。由于巧于辞令，善于随机应变，他有着取悦于人的高超本领。对于阿谀皇帝，他被认为是最有办法的人。威廉二世亲政10年，自以为慧眼独具，终于发现了一个勤奋、聪明而又能毫无异议地执行他的命令的工具。但实际上，这是一位思想肤浅、毫无内政经验、只会玩弄政治花招的“小小政治家”。由于标洛出身于外交界，担任宰相后，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外政策方面，而国内政策主要是通过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波萨多夫斯基伯爵来协助其制订和实施。标洛国内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警惕国内危机”，通过推行避免与国会发生冲突的政策，取得国会多数的支持，以使人们感到德国正在发展某种议会制政府，来掩盖威廉二世统治的专制主义和****性质。波萨多夫斯基受命从两个方面争取同议会多数派的妥协。第一，他放弃了过去镇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利用并恢复了许多陷于停顿的社会立法，来争取工人群众逐渐与君主国和睦相处。在波萨多夫斯基主持下，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有了新的改善，通过国家补助推动工人住宅建设的计划，从1901年起由政府每年拨款400万至500万马克开始启动。禁止社团之间互相联系的条文遭到废除，对国会议员的开会补贴金也从1906年批准实施。这些都部分地争取到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赞同。第二，延长卡普里维时期的协定并适当提高关税税率，这既迎合了农场主的农业要求，又保证了工业品出口不受大的影响。这种妥协得到中央党、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中温和派的支持，维持了标洛政府在帝国议会多数派中的威望。但是标洛政府同国会多数派之间的“蜜月”是短暂的。1904年，当德属西南非洲发生赫里罗人和霍屯督人反抗德国殖民统治的起义，政府为维持守卫部队要求国会追加2900万马克时，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反对追加殖民预算，使之没有通过。两党共同取消追加预算损伤了帝国作为殖民大国的荣誉心，而中央党要求缩减守卫的殖民军队是对皇帝军事指挥权的干涉。标洛决心同中央党决裂，不久就解散了国会（1906年12月13日），并号召为了帝国利益同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从此宣告了波萨多夫斯基辅政时期的终结。
标洛为了挽回残局，在1907年大选之后与保守党人、民族自由党人和进步党人联合，组成“标洛集团”与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对抗，结果又构成国会中的多数派，并维持到1909年。标洛的集团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挽救他的政治命运。以“《每日电讯》事件”著称的皇帝失职行为株连了标洛，导致了他的引咎辞职。
《每日电讯》是英国伦敦一家著名报刊。1908年10月28日，该报记者斯图亚特·沃特利发表了一篇威廉二世访问记，文中报道说，威廉二世声称他本人是英国的朋友，但在国内持这种态度的人属于少数，德国舆论是与英国敌对的。他还承认在英国同南非布尔人战争期间，曾送给维多利亚女王一份作战计划，英国人之所以战胜布尔人就是因为利用了这一计划。威廉二世笨拙鲁钝而又毫不掩饰的轻率谈话，暴露了德英关系恶化的真实原因，他所谓给女王提供反布尔人计划的说法，被视为傲慢自负，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在德国国内，几乎所有的党派都对皇帝的独断和不负责任表示震惊和抗议，甚至最保守的派别也发表声明，要求皇帝今后更多地克制自己。
这篇访问记在发表以前，沃特利曾把它寄给威廉二世征求是否可以发表。皇帝把原稿送给外交部，问发表它有没有问题。外交部又把原稿呈送标洛审定。标洛只字未看，只让一位下属官员审查。这位官员没有提出或是不敢提出异议，于是原稿又送回皇帝。这时威廉二世随手便加上自己的批语：发表，没有问题。访问记经过这一番周折，回到编辑部，最终发表出来，并震惊了朝野。面对各党派暴风雨般的批评，标洛不敢承担责任，反而在私下也指责威廉二世，声称如果皇帝今后不更多地加以克制，宰相就不能对帝国的政策负责。威廉二世把宰相的指责视为背叛，从此他决定伺机让标洛下台。“《每日电讯》事件”严重损伤了皇帝的威望，也暴露了标洛在处理政务中的马虎态度。几个月后，因选举法改革在普鲁士引起的分歧，标洛失去国会多数派的支持。在相继失去皇帝和国会多数派的信任后，标洛被迫在1909年7月14日辞去宰相职务，接替他的是贝特曼—霍尔维格。
贝特曼—霍尔维格曾是标洛政府的内政大臣，和精明能干、处事圆滑的前任相比，他是一个严肃认真、责任心强，却“迟钝缓慢”的人。他缺乏政治上贯彻自己主张的能力，也缺乏勇于决断的精神，是一位普鲁士官僚与教师的风格相结合的类型。因此人们讥讽他“手里总是拿着粉笔”。由于缺少外交事务经验，虽继承了标洛的遗产，并得到皇帝的信任，他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处理1914年前后德国所面临的各种复杂形势。
贝特曼—霍尔维格承担了他的前任未能实现的普鲁士选举法改革的任务。虽然他知道把帝国选举法搬用到普鲁士会阻力重重，但他仍想在普鲁士选举法方面进行一些改良。1910年2月10日，贝特曼—霍尔维格把新的选举改革草案提交国会审议。提案主张在普鲁士实行直接的、公开的选举，区分选民等级时将不再考虑原规定选民须年纳税5000马克的限制。为了照顾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利益，提案把“有文化的人”以及担任公职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按其纳税额所定等级提高一级。后一规定既包括大学毕业生也包括退伍的士官。然而这一微小的改革尝试仍遭到保守党的抗拒，结果改革的许诺无果而终。以后，贝特曼—霍尔维格又将改革的意图转移到阿尔萨斯—洛林方面，希望在这块帝国的新征服地区发展具有帝国内部性质的“个性”，而使当地居民不再想成为法国的一个省。由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特殊性，改革的阻力较弱，结果一个两院制（即第一院议员一半由皇帝任命，一半由教会、城市和同业公会委派，第二院由直接和秘密分等级投票产生议员）的宪政体制，终于在这块帝国的“飞地”上建立起来。但是这一体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阿尔萨斯—洛林的状况，由于德国驻军的存在及其与当地居民的摩擦冲突，如何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仍是德国皇帝和他的宰相的一块心病。
1913年，适逢威廉二世即位25周年。由于政治统一的巩固和工业发展的成就，不少德国人沉浸在一片乐观和自豪的情绪之中。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技术专家和新闻记者在为威廉二世的统治高唱赞歌、大献谀词，以表庆贺，其规模和程度超过对德国历代帝王的颂扬。但是，也有相当多的进步人士没有为表面上的物质繁荣和军事威力所蒙蔽。他们透过表面的繁荣和强大，为德国内外环境的恶化而担忧。事实上，自威廉二世即位以来，表面上灿烂辉煌的物质繁荣与****的恶性膨胀都在不协调地发展，德意志帝国正居于世界战争的火山口上。了解这一趋势，我们需要回顾威廉二世时期帝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发展。
四、世界政策
把俾斯麦时期同威廉二世时期截然分开的因素之一即对外政策。如果说俾斯麦时期德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在欧洲，那么威廉二世时期已明显地转向世界。从“大陆政策”到“世界政策”，是德国国家实力、地位发展变化的产物，也同决策者的个人素质与外交风格密切相关。透过繁芜复杂的外交文献，那些构成一国人民及其领袖的思想和愿望，也对外交事务及其结局产生着重要影响。因为时代发展所留下的印记和一个民族在政治上、心理上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总要通过一定时期居于领导地位的、有权采取行动的人物所发挥的影响表现出来。它构成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外交事务处理的重要差异，特别是程度上的区别。
俾斯麦统治时期德国外交政策和威廉二世时期外交政策的基本区别在于，前者的外交政策是有限制的、有约束的，并基本具有和平性质。1870年德国统一后，俾斯麦意识到新帝国需要一个长久的和平发展时期，因此他致力于把德国的精力限制在欧洲大陆，并通过精心建立一个制约性的同盟体系来维护帝国的安全。这样，他的外交政策就具有明显的防御性质，并称之为“大陆政策”。大陆政策的核心是德国、奥匈、意大利三国同盟，并通过“三皇同盟”和《再保险条约》，保持同俄国的友好关系，最后达到最大限度地孤立法国的目的。在大陆之外，俾斯麦也设法与英国和平相处，支持英国和其他列强在亚、非两洲的扩张，以便把它们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开或加剧它们之间的不和，最终使德国成为欧洲的仲裁人。这种对奥、意、俄、法、英的不同外交方针，构成俾斯麦外交的基本特点，其中阻止法、俄两国接近，避免东、西两线作战，是俾斯麦大陆政策的核心内容。尽管同俄国的关系多有反复，但维持德俄友好一直是俾斯麦始终致力贯彻的目标。俾斯麦为维持德俄关系所作的努力给彼得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只有在这位外交大师引退以后，俄国宫廷才感受到在维持俄德关系方面所形成的空白。一位德国驻俄使馆武官在俾斯麦去职后曾这样报道俄国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