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古代园林避暑山庄和苏州园林先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中国政府于1997年启动了颐和园、天坛申报世界遗产名录工作，并于当年向世界遗产组织在巴黎的总部递交了这两项均属皇家文化范畴的中英文申报文本。1998年2月，颐和园和天坛在隆冬季节，接待了联合国世界遗产组织指派的专家的考察。特别是以夏宫著称的颐和园，花木均未复苏，昆明湖也没有解冻，当天的气候阴沉似有下雪的迹象。笔者作为指定的主要汇报人，暗中希望雪能够下起来，而且最好能够大一些。因为大雪覆盖的万寿山、佛香阁别有一种风情，多少可以弥补因不利的季节可能影响这位世界古迹遗址协会主席的考察结论。但天未如人愿。这位斯里兰卡籍的主席先生和他的助手穿着事先为他们准备的羽绒服，在零度以下的寒冷中，认真、细致地察看了颐和园几乎所有的景点，聆听了在现场的解说，提出了许多专业性的问题，并登上了万寿山山顶，眺望周围的环境。冬山如睡，向以借景闻名的西山群峰与玉泉山上的宝塔，既无春夏的妩媚多姿亦无金秋霜林色彩的点缀；眼前景色，却仍然使生活在临近赤道国度、考察过八十多项世界遗产、年已花甲的主席先生流连忘返。我不失时机地向他说：“您只看了颐和园的一半。”“另一半呢？”他问道。“那一半是昆明湖解冻后全园清晰宁静的倒影。”席尔瓦先生和他的助手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一天半的工作考察结束后，告别时，他说：“如果下次我还有机会再来中国，我将作为人类遗产的朝圣者来朝拜颐和园。”第二天，席尔瓦先生与北京市主管市长座谈时，热情地说：“我找回了王冠上失落的两颗明珠。”另一颗指天坛，而且动情地说：“在颐和园的每一分钟都是美的享受。”看来，季节没有给结论带来影响，冬天里的夏宫，依然动人，中国皇家园林的魅力无时不在。
当时，在申报世界遗产的程序中，要在当年的世界遗产组织年中的一次常委会上，经过初审，通过后再提交年终的全委会上最后通过。1998年6月底，常委会如期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国际会议厅举行，笔者以申报单位的代表身份列席了会议。7月2日，议程进行到审议申报项目的听证，代表世界古迹遗址协会向大会汇报的该组织的发言人是英国人亨利·克利尔先生。克利尔曾继席尔瓦博士考察后于同年9月再次对颐和园进行了考察。会上，当他宣读完对颐和园、天坛高度评价的结论后，突然加了一个补充说明：因这两项申报单位未能按承诺将保护范围的向外辐射扩展材料在会前提交会议而搁置，并限定于9月底前送到，再提交同年11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全委会上讨论通过。代表团回国后向北京市的申报领导组汇报了这个情况，很快，在市政府的协同下，由规划部门按要求划定了自两园围墙向外辐射三公里的缓冲保护区，绘成图本，加以中英文说明，按时递送到巴黎总部。
1998年11月第二十三届世界遗产组织全委会在日本京都举行，笔者再次列席了会议。12月2日上午，发言人宣读了颐和园的考察结论，一共三条，其实这三条与在巴黎常委会上宣布的三条完全一样，并没有任何改动。这三条作为主席团建议，是根据世界文化遗产标准而起草的：
①北京的颐和园是对中国风景园林造园艺术的一种杰出展观，将人造景观与大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
②颐和园是中国造园思想和实践的集中体现，而这种思想和实践对整个东方园林艺术文化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③以颐和园为代表的中国皇家园林是世界几大文明之一的有力象征。
发言人仍然是克利尔先生，当他宣读完毕，征求意见时，问题又出现了，一位东南亚国家的代表，对第三条标准提出了保留意见，但他同时申明，同意将颐和园列入遗产名录，只是这第三条标准，是否评价已到了极限？在过去的审议中，很少引用这条标准评价遗产地的价值。中国代表团还没有提出答辩，克利尔先生便答复说：“我们对颐和园进行了两次考察，这个结论是切合实际的。”鸦雀无声的会场上再没有别的意见。稍后，克利尔先生便宣布通过颐和园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决议。我看了看表是日本时间11点40分。保留意见的那位代表，举手发言，放弃保留。
“以颐和园为代表的中国皇家园林是世界几大文明之一的有力象征。”这一评价，确是对中国皇家园林的最高评价，是对其价值的最深刻的概括与阐述。
有人理解“世界几大文明之一”就是中华文明。文本不用中华文明，而用“世界几大文明之一”，这正是将中国皇家园林放在世界文明、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凸显其价值的表述，是运用比较文化思维科学阐述其实质的高度概括。随着颐和园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记载于世界遗产组织档案的这一条文，扩展了我们认识、研究、保护、利用皇家园林的视野，这一条标准，不只是属于颐和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