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代定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以来，从元大都开始，就出现了外来工匠设计的具有异域风情的宗教标志性建筑，突立于宫室街道之间，保存至今的尼泊尔匠师阿尼哥所设计构筑的妙应寺白塔，开创了明清两代北京以建筑为内容的文化融合的先河。明代永乐年间，又采纳了西域高僧板的达所提供的图样，建成了四塔拱卫一塔的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这些极具优美外形的异域佛教建筑，由于清代皇室的信仰而被广泛地运用至苑囿之中，特别是融合汉藏文化，对藏传佛教中黄教的信仰，一时成为皇家崇信的主流，在清代的皇家园林中，有着极其显赫的表现。
北京现存的清代皇家园林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便是这些园林，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佛教的塔阁为标志性建筑，构筑于最为明显的制高点而统领全园。建于顺治年间的北海白塔，建于康熙年间玉泉山静明园的玉峰塔，始建于乾隆年间万寿山清漪园的佛香阁和香山静宜园内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不但在当时，即使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在分析和认识这些园林的艺术价值时，也不可否认这些建筑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和它们在造园史、建筑史中的突出地位。
承德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主要是康熙和乾隆两代皇帝所营构的，以藏传佛教的黄教教派文化，在这里占有相对的突出地位，不但每一座景点，特别是每一座寺庙的设置背景，都有着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作为依托。避暑山庄的外八庙寺庙群，历经三百年的沧桑，已和避暑山庄融为一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们是：
溥仁寺：康熙五十二年（1713）蒙古王公庆贺玄烨六十岁寿辰出资兴建。
普宁寺：乾隆二十年（1755）建，平定厄鲁特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叛乱，取意“安其居，乐其业，永世普宁”。
安远庙：乾隆二十九年（1764）建，厄鲁特部中之达什达瓦部，坚持统一，出兵平定叛乱，迫于力量悬殊，迁出伊犁东南原居住地，最后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迁至热河。为该部举行宗教活动而兴建，形制仿伊犁河畔的固尔札庙，故又称伊犁庙。
普乐寺：乾隆三十一年（1766），当时，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各旗贵族，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经常来承德朝见，为“遂其仰瞻，兴其恭肃，俾满所欲，无二心焉”而兴建。
普陀宗乘之庙：乾隆三十三年（1768）为准备临近的乾隆六十大庆和皇太后八十大庆，仿拉萨布达拉宫而建。落成时，正值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率众归来，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避暑山庄亲见乾隆，观瞻了盛典，乾隆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文，勒碑于庙内。普陀宗乘是藏语布达拉的汉译，所以该庙又称小布达拉宫。
须弥福寿之庙：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七十万寿，各族云集，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贝丹益西，亦请晋京祝寿，因仿班禅驻地日额则的札什伦布寺构筑，用乾隆的话说是为了“答列藩倾心向化之悃忱”。同时，在北京的香山静宜园，建造了一座规制相仿的宗镜大昭之庙，简称昭庙，俗称班禅行宫。
外八庙还包括殊象寺，普佑寺，其中殊象寺是仿照山西五台山的殊象寺文殊像，先于北京香山静宜园造像建宝相寺，又在山庄外建殊象寺。普佑寺原为普宁寺的附属寺庙，因雷火，多圯。
外八庙的“外”指避暑山庄之外，实际山庄之内亦有许多寺庙，曾有内八庙之说，如：拥有通高65米，八面九层舍利塔的永佑寺；拥有用铜四十多万斤铸造金殿的珠源寺以及碧峰寺、鹫云寺、水月庵、旃檀林，等等。还有斗姥宫、广元宫、花神庙等供奉道教神祇的宫观。
北京的明清皇家园林中，寺庙建筑也是园内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建筑景观的主体。
北海有永安寺、阐福寺、西天梵境（大西天）、极乐世界（小西天）。静明园有香岩寺、妙高寺、圣缘寺、清凉禅窟、水月庵。静宜园有香山寺、昭庙、宏光寺、玉华寺和碧云寺。清漪园有大报恩延寿寺、须弥灵境、四大部洲、云会寺、善现寺、妙觉寺、转轮藏和五方阁。圆明三园和畅春园中，也有许多佛寺，突出的有舍卫城和现在唯一存在的万春园正觉寺等。除了这些完全以佛教规制建造的寺庙外，许多景点内也供奉佛像，供居寝的殿座内也辟有佛堂或另建附属的佛堂。
清代的皇家园林中大量的佛寺出现，排除其他的因素，造园景观价值的取向，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乾隆在咏写清漪园的诗中有“琳琅三竺宇，花柳六桥堤”的句子。确实寺庙是一种景观的需求，穷根求源来看，中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山水佳境几乎大都被修行的僧人所占有、所开发，而成为游览的胜地，塔影楼台便成为湖山点缀的习用主题。模拟于名山大川的寺庙景观，在御苑中比比皆是，除却杭州西湖以外，就是镇江的金山焦山。一句民间概括出来的“焦山山包屋，金山屋包山”的景观手法，在清代皇家园林被反复运用，已经超出了寺庙建构的范围，而贯穿在一般的点景和景区地形、立面效果的设计处理之中，直至乾隆皇帝自鸣得意地将“山包屋亦包”这样既是景观的追求，又是景观效果的描绘，写入诗中。
至于承德的外八庙，山地建寺，既选择藏传佛教黄教的派系，又多数采用黄教寺庙的建筑形式，呈现西部高原的雪域风情。其中，尤以普宁寺仿自西藏最古老的寺庙桑鸢寺最为突出。桑鸢寺当时音译成“三摩耶”，这座以象征佛教四大部洲而规划布局的建筑，融印度、汉藏建筑风格于一体，将中央的高阁俗称为三样楼，然后以方、圆、三角、半月的平面形状的建筑，分布四周，示现北拘卢洲、南瞻部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在经文中的描述。此外，还有八小部洲、日月台和四座梵塔。独特的建筑布局、独特的建筑形象、独特的建筑寓意，演绎出继金刚宝座塔以后，又一个风情独具、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文化融合范例。同时，同样的布局，同样的规模，同样的目的，又在北京清漪园万寿山的北坡建造了一座。只是由于朝向的相反，北拘卢洲的自然方位在南，而南瞻部洲的自然方位在北，以此类推，整个来了个大调个，但这并没有影响整体的体现。根据档案反映，一次为了万寿山四大部洲的佛像陈设塑造，乾隆谕旨等章嘉活佛从外地返京后决定。由此可以推断，这两座四大部洲至少在宗教方面的总负责人，应是章嘉活佛。
这里所指的章嘉，应是入清以后的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罗赖毕多尔吉（1717～1786），于乾隆十六年（1751）受封“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号，世寿七十，其舍利存放在乾隆为其建造的五台山镇海寺石塔中。
承德普宁寺的四大部洲与清漪园中的四大部洲可谓一对孪生的皇家寺庙，而承德的须弥福寿之庙和静宜园的宗镜大昭之庙亦极其相似，都以高耸的琉璃塔将全寺的轴线归结于山顶。只是清漪园和静宜园都经过1860年的破坏，现状已不如承德的完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