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元年（1297），规定那些远在云南任职，而家在中原的官员，遇到父母或祖父母丧事，可解官奔丧。大德二年又补充规定，凡是遇到父母丧事，除了蒙古人和色目人各从本俗，另外在朝廷中身居要职，不可或缺的重臣和管军官可以不丁忧外，其余人等（主要是汉族官员）要依例服丧。六年之后，丁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皇帝下诏，三年之丧，古今通制，今后除怯薛人员（怯薛为蒙古语的音译，即元朝时负责保护皇上的禁卫军，平时负责守卫皇宫，督导宫廷执事、照顾马匹及维护辎重。怯薛起源于草原部落贵族亲兵，带有浓厚的父权制色彩，后来发展成为封建制的宫廷军事官僚集团，元代官僚阶层的核心部分）、戍边的军官外，其余官员，一律准许丁忧守制。自此，蒙古人和色目人也加入了丁忧守制的范围了。
为了强化丁忧制度的执行，至大四年（1311），元武帝海山下诏，“官吏并许终制，以厚风俗。朝廷夺情起复，蒙古、色目人、管军官不拘此例”。可见这时元朝统治者已经非常重视通过官员丁忧以厚风俗了。不过，管军官、蒙古人和色目人依然不受强制约束。此后十几年，丁忧政策基本上没什么大的改动，直到公元1323年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继位，泰定帝自幼生长在漠北，对汉文化知之甚少，他继位后积极推行蒙古化，反对汉化。公元1328年，泰定帝下诏，如果蒙古人、色目人效仿汉人丁忧，一律被除名。自此，以往的丁忧制度被全盘否定。好在泰定帝在皇位上待的时间不长，并未在根本上动摇已经建立了广泛群众基础的丁忧制度。文宗图帖睦尔继位后，立即否定了也孙铁木儿对蒙古人、色目人丁忧的限制，重新规定“蒙古人、色目人愿丁父母忧者，听如旧制”。重新恢复了蒙古人和色目人丁忧的自由。到元顺帝时，诏书规定，所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要效仿汉人为父母行丧，至此，丁忧成为老百姓广泛认可的一种社会常态，在各族民众中得到很好的执行。
丁忧制度的普及一方面得益于开明统治者的推动和倡导，另一方面也源于汉族文化的熏陶。蒙古人、色目人长期在中原居住，与汉人杂居，久浴华风，耳濡目染，自然就会受汉族人生活习惯的影响，渐渐接受中原的道德理念，自觉按照汉族人的行为规则办事。
由此不难看出，丁忧在元朝经历了一个逐步推广的过程。元世祖忽必烈虽然力主汉化，但是，政权初建，作为蒙古族的总代表，他在实行汉化，进行文治的同时又必须照顾到蒙古贵族的利益，改革的步子不可能迈得太大，所以在元世祖时期，丁忧制度并未付诸实施，只是在诏令中规定了官员遇丧可以请假。元代中期，统治者继续实行忽必烈的汉化政策，政治上重用汉族儒生，恢复科举。在汉族官员和汉化较深的蒙古族、色目族上层人士的共同推动下，统治者进一步接受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汉化改革成了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与此同时，民间的交流也如火如荼，生活在一起的汉族人、蒙古人、色目人等逐渐打破民族隔阂，频繁交往，风俗习惯相互影响，民族融合日益加深。民间的交流和融合进一步推动了政策的改变。大德八年，政府放宽了对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丁忧限制，明确表示，除了负责保护皇上、守卫皇宫的禁卫军和守卫边疆的军人，其他的官员都得丁忧终制后才能重新起用。
相比于以前各朝，丁忧只限于汉族人的现象，在元朝丁忧的范围确实是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大量移居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纷纷自愿加入到为父母丁忧尽孝的队伍中来，成为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有力佐证。
（二）丁忧违制的法律惩罚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蒙古人和色目人被政府纳入了丁忧的行列，扩大了丁忧人员的范围，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对蒙古人和色目人并不做强行要求，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自愿原则。听之任之，顺其自然。元律对丁忧违制的处罚实际上只限于汉族官员。同唐宋律一样，元朝也明令禁止居丧作乐、匿丧不报等居丧不孝行为，只不过，元律对这类行为的惩罚要比唐宋律轻得多。元律规定，官员遇父母丧，匿而不报，不及时奔丧的，杖六十七，并在原先职务的基础上降两等，留作品官以外的办事人员任用。如果丧期未满，冒哀求仕，笞四十七，在原先职位的基础上降级一等，并且要等到丧期期满之日才能重新上班。如果父母早就死了，诈称新丧请求丁忧的，笞五十七，罢免现有官职改任普通办事人员。如果官员犯了罪为了逃避惩罚而诈称亲丧，杖八十七，予以除名，不再叙用。另外对于居丧期间饮酒作乐的，一律免职，永不叙用。
由此不难看出，元代对丁忧违制官员的处罚多为降职和笞、杖，最严厉的处罚也不过就是摘了乌纱帽，做回普通老百姓，相对于以往唐宋律动不动就流放、徒刑，元律的量刑幅度明显要轻得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游牧民族对于孝道有着与汉族不一样的解读，除了对丁忧处罚力度减轻外，元律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原先在唐宋，被人顶礼膜拜的最高孝行，割肉侍亲、剖肝救父等愚蠢行为不再被统治者接纳，反而成了法律明令禁止的恶行。
由于元律本身对丁忧违制的惩罚力度不大，再加上它仅仅适用于汉族官吏，所以，在整个元朝，丁忧制度的执行度并不高，除了有相当一部分蒙古和色目官员不愿丁忧外，汉族官员丁忧违制的也不在少数。比如，江西道州路知事茬荣，父母病故后，匿丧不报，依旧照常上班。事情败露之后，茬荣被笞四十七下，然后回家居丧，待期满除服后，降职一等继续任用；还有黄州录事司判官靳克忠，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不立即奔丧，反而撒谎掩饰，不肯解官，被打了四十七下，罢免了现有官职，待服丧期满后，降一级留用；相比于保住了铁饭碗的这二位而言，淮东宣慰使汪元昌就没那么幸运了。父亲去世，不立即奔丧；皇上升天，他照旧饮酒作乐。被人告发后，两罪并罚，汪元昌被撸了官职，永不叙用。
（三）丁忧请假的程序规定
为了防止官员擅自离职造成人员短缺，元政府对官员离职丁忧进行了严格的程序限制，并根据官员的任职情况区别对待。对于那些尚未得到正式任命的预备官员，一旦遭遇父母丧事，要在第一时间让跟自己关系密切的儿子、孙子、弟弟或侄子报告所在官府，如果没有上述近亲属则依次在其他亲属中指派一人，再由所在官府层层上报到行省，最后还要由监察御史和肃政廉访司等监察部门进行核查。现任官员的请假程序与之类似，但要比未任官员的稍微严格一些，即必须要有书面的请假报告，元代称之为曹状。除此之外，在离任前还要进行交接手续，待所有事宜一一交接完毕后才能离职丁忧。
虽然元代官员的丁忧执行度不高，但是政府对官员丁忧的程序要求非常严格，实行层层把关，责任落实到人，如果有一层传达不够准确，出现纰漏，相关人员就要受到惩罚。
（四）丁忧期间官员的待遇和保障
元代官员遭遇父母之丧，一般都可以丁忧终制，但是对于那些守卫皇宫的禁卫军和戍守边疆的边关将士，往往没有丁忧的权利。但是，对于这些人，朝廷也会给予丧假已尽人子之孝。对于那些不能解官丁忧的官员，若遭遇父母丧，一般给假三十天；若遭遇祖父母丧，给假二十天，来回的路程耽搁并不包含在内。假期内官员的俸禄照发。但是，如果不能按时返回工作岗位则要受到扣发工资的惩罚。同样的，为了保障丁忧制度的有效执行，以达到重人伦、厚风俗的目的，官员丁忧期间也是保留俸禄，工资照发，从而确保了丁忧官员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
除了经济上的保障外，元朝法律还规定，官员在任期间违法，若此时遭遇父母之丧，允许官员先为父母尽孝，待其丁忧期满后再追问治罪。对于那些因犯私罪已经被捕入狱正在审理的官员，不管其招供与否，一律先行释放，允许他回家居丧，待服除期满后，再继续审理。若是因公事获罪，同样允许奔丧而且不再追究其所犯公罪的法律责任。不过有一种情况除外，那就是侵吞公款的官员，即使遭遇父母丧，也不能停止对其罪行的追究。由此可见，元政府为了更好地鼓励官员丁忧，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法律方面都为官员丁忧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保障措施，给予了丁忧官员很多照顾。
三、元代丁忧制度的特点和地位
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一方面想加强本民族的思想意识，把游牧民族的传统保持下去并发扬光大。但是同时，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大家长，元朝统治者又不得不照顾其他民族的民族习惯和民族情感，尤其是人数占优，文化先进的汉族。于是，蒙古人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国俗”与“汉化”并举，形成了典型的二元政治体制。这既体现在元朝皇帝既有汉族庙号又有蒙古庙号上，也体现在国家机构的设置和政治班底的组成上，而在这一特殊的二元政治体制下，元朝的丁忧制度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殊之处。
首先在多民族混杂而居、交流频繁，民族融合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外来民族受到汉文化的濡染，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汉族的伦理观念和行为习惯。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丁忧的范围不可避免地出现扩大趋势，不单纯地局限于汉人，一些汉化较深的蒙古人、色目人也纷纷加入进来，丁忧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了。其次，与人员范围扩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律对丁忧的惩罚却仅限于汉族官吏，而且，惩罚力度较之以往明显轻了很多，从而造成不少官员敢于冒险，逃避丁忧。所以，终元一代，丁忧的实际执行度不但没有明显提高，反而比唐宋时略有下降。最后，元朝的法律与唐宋律相比，还有一个明显变化，那就是它惩罚的对象仅限于汉族官吏，并没有把普通老百姓包括在内，也就是说老百姓是不是按传统礼制居丧守制并不在法律的关注范围之内，这与唐宋时期的礼法下移，法律明确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按照礼法居丧守制有明显不同。没有了法律的约束，再加上外来文化的影响，老百姓的居丧情况可想而知。没有了浓郁的社会氛围和强有力的民间舆论监督，丁忧在全国的执行情况应该不会很理想。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元朝大大缩小了官员丁忧的丧服范围，按照唐朝法律，凡是在九族五服范围内的，官员一概要居丧，即只要是五服范围内的亲属去世都要居丧，而元朝则大大压缩了居丧范围，官员丁忧仅针对父母丧，祖父母丧已不再是强制丁忧的内容。
虽然元代的丁忧制度较之以前，在某些方面似乎呈现出程度不同的式微态势，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复合型政权模式，出现上述变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游牧民族以独特的视角审视中原文明，对儒家伦理规范适当调整，使其更能适应时代潮流，符合现实需要，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生性豁达的蒙古人对多民族文化采取了极为包容的态度，允许百花齐放，各从本俗，这确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政治大度，对实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丁忧制度虽然发生了一些改变，但也不能完全视之为历史的倒退。元朝统治者一方面鼓励丁忧，弘扬孝道，淳化民风，同时又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深刻意识到有着千年历史的儒家传统礼教的某些不合理处，并从政策上加以引导。对那些哀毁灭性、毫无人道的愚孝行为明令禁止，从而使传统礼教对人们思想上的禁锢有所松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总而言之，元代的丁忧制度是丁忧制度历史发展链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后来明、清两朝丁忧制度的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具有不容抹杀的承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