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服阙起复
按照规定，文官遇父母丧或承重孙遇祖父母丧依律回籍丁忧，居丧满27个月后，就应该脱下丧服，并在规定时间内回官府报到，等待朝廷的二次任命，重新开启因丁忧暂时中断的仕途生涯。对于大多数文官而言，一般都会经历丁忧离职、服阙起复的过程，所以，政府在严格执行官员丁忧制度的同时，也对服除期满后的官员起复作了详细规定。既明确限定了服阙起复的相关程序，又主旨鲜明地明确了重新任职的原则，为官员丁忧后的二度入仕提供了完善的制度保障。
（一）限时报到，逾期受罚
《大明会典》作为一部官修的行政法典，对官员的选拔、考核、升迁和贬黜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其中也包括官员丁忧后的重新任命。按照《明会典》要求，官员在丁忧期满后应立即起程到京师吏部报到，等待朝廷重新任命。不得无故在家拖延，一旦超过规定期限，相关部门就会介入调查。一般是先由吏部发文到地方，催促其尽快动身，同时查明是否存在导致他拖延起复的客观原因，如身染疾病或侍奉尊亲等。如果发现该官员确实是故意拖延的话，将依法送问。
官员起程之后，得在多少天之内赶到京师报到呢？关于具体的行程期限，《明会典》中根据路途的远近和具体的交通状况，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单位分别作了详细规定。即“凡官吏丁忧服满，定限赴部。在京北直隶四个月；河南山东六个月；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八个月；福建、两广、贵州、四川十个月；云南一年”。可见，《明会典》在制定丁忧官员的起复程限时充分考虑到了各地区之间的客观差异，没有搞一刀切，从而使该规定在实践中更合乎人情，具有可操作性。
对于超期未能按时报到的官员，根据超期时间的长短，朝廷会给予程度不同的处罚。嘉靖二十六年规定，对超期一年以上的官员追究责任，不到一年者不予追究。若超过两年以上，即使可能存在令官员身不由己的某些隐情，也不能直接起复，要发回原籍，重新审理，是否重新任命再待定夺。若超期三年以上，虽然确有证明该官员不能及时报到的官方证明文件，也不能直接起复，要经过司法部门的详细调查，待真相查明之后，如果该官员确实还有资格重新任职，则进入候选程序，与其他等待任命的官员一起，竞争重新上岗的资格。
处于生计和仕途考虑，大部分丁忧官员在居丧期满后会迫不及待地赶赴京城报到，积极谋求重返职场。但是，确实也存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拖延起复的，一旦被发现，往往逃脱不了官方的制裁。比如明宣宗时，汉王朱高煦叛乱被俘，与之有过交往的汉府教授曹彦昌担心被牵连，丁忧除服后，迟迟不肯回京报到。直到吏部发文催促，才被迫起程，一路忐忑回到京师。不过明朝为数不多的仁主之一明宣宗，并没有就叔父造反一事大开杀戒。他没有追究曹彦昌与朱高煦的过往关系，但是却对曹彦昌服阙不起一事进行了惩罚，将曹彦昌贬官一等，由汉府教授降为广东高安县典史，后来曹彦昌死在高安。无独有偶，明英宗时，伊府长吏徐铎想借服阙起复之际，谋个更好的差事，服满后不及时到吏部报到，上蹿下跳地疏通打点找关系。事情败露后，依照当时法律，本应交钱后免于杖刑，并继续留任改作他用。但是英宗知道后非常生气，亲自下旨将徐铎罢黜为民，以示惩戒。事实上，像徐铎这样利用丁忧起复投机钻营的人不在少数，英宗此举更有杀鸡儆猴、震慑百官的意思。
（二）填补空缺，竞争上岗
除了少数官员为了避祸或另有他图推迟起复外，绝大部分丁忧官员都能在规定时间内赴京报到。但是，到吏部报到，并不意味着立马就可以上岗工作。实际上，大部分官员从到吏部报到备案到被正式任命，都得眼巴巴地等上一段时间，幸运的话也许三五个月，运气不好的话可能是一两年。除了忍受时间上的煎熬外，更可怕的是还要经过残酷的竞争上岗。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皆因为明朝的官员管理非常严格，从中央到地方，基本上每个行政部门的职位都是固定的，政府给的编制有限，不能随便安插人员或另设岗位。在这种编制固定的情况下，等待二度任命的丁忧官员和那些准备入仕的儒学生员一样，他们都是坐在板凳席上等待机会的替补队员，只有在主力下场休息的时候，他们才有机会上场，而且上场前先要与同为替补的队友进行一番激烈厮杀，只有在竞争中胜出的那一位才能得到最后替补登场的机会。而其他在厮杀中败下阵来的替补队员，就只能默默祈祷下一个主力因故暂时或永别赛场，留出一个位子来，继续引得这帮同为板凳球员的队友们厮杀。至于能不能冲出重围，击败其他竞争对手，估计每一个板凳球员心里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想象，丁忧期满后等待重新任命的官员，在坐冷板凳的这段时间里，内心承受着怎样的煎熬。
当然能成为坐在板凳上候选的替补队员也是有一些条件限制的，对于丁忧期满等待重新任命的官员而言，首先他们得有申请丁忧的勘合文件，即丁忧离职的证明材料，也算是官员的身份证明，没有政府开具的正规勘合文件，官员是没机会进入候选人行列的。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有些投机分子冒名求仕，趁机混进官场。一般情况下，只要出具勘合文件到吏部备案后，就进入了竞争空缺岗位的替补行列。但是，对于等待重新任命的原地方首脑官员，还需要进行一项额外的资格审查，即对他们丁忧之前在原职位上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主要针对人口增加量、税收和办学这几个方面。考核成绩作为是否对其进行重新任命，升职还是降职的主要依据。当然，如果执政业绩太糟的话，也有可能在这一轮就被淘汰，直接被踢出公务员队伍，罢黜为民，彻底失去角逐新岗位的机会。当然这种业绩考核往往只针对地方官员，京官则因在天子脚下而受到特别照顾，不需要过考核这一关就可以直接进入候补行列的。
（三）特殊职位，官复原职
大部分丁忧官员守制结束后，要进入新一轮选官程序，等待机会，竞争上岗。但是，也有一些人是比较幸运的，他们无需等待，也用不着厮杀，就可以直接官复原职，甚至被提拔擢升。能够如此幸运的，一般是以下几种人：一是稀缺人才，专业特殊。如职业外交官，能成为外交官一般得具备至少两个条件，一要熟悉他国事务，二要精通他国语言。在外语教学很不发达的古代，这样的人才数量并不多，属限量生产的稀缺商品，自然很难替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专门人才，如专门治理漕运的水利专家、专门负责皇室成员医疗保健工作的皇家御医等；二是身居要职，位高权重。如内阁大学士们，尤其是堪比宰相的首辅大臣。作为百官统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皇帝的主要谋臣和得力助手，这种人也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另外还有作为国家高官储备的翰林院官，他们虽然品级不高，但身份特殊，所以基本上都是官复原职，留待日后朝廷重用；第三种就是之前在地方上业绩突出，深受当地老百姓爱戴的。一般情况下，群众会自发地联名上书，请求该官员留任，皇帝自然会顺应民意，以遂众愿。如明英宗正统十年，河南开封府鄢陵县知县谭敬宗，爱民如子，为官清廉，治县有方，成绩斐然，深受当地老百姓爱戴。在其丁忧服阙起复吏部时，鄢陵县民众自发地联名上书，请求谭敬宗连任。皇上知道后很是高兴，答应了老百姓的请求。要知道明朝官员任职坚持严格的回避原则，一般是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连任的。英宗如此开恩破例，一方面是民心所向，民意所指；同时，也是对谭敬宗治县有方的嘉奖，鼓励他复职之后再接再厉。
除了官复原职的以外，还有极少数幸运儿能得到提拔，擢升任用，这些人往往就是考核成绩特别优秀的地方官。如前所述，地方官员在服阙起复时还要经过一道资格审查关，即对其丁忧之前的业绩进行全方位的考核，厘定优劣，作为晋升或贬谪的依据。官员的或升或贬充分表明了考核的重要性，同时也是朝廷赏罚分明的态度展示，以此告诫官吏，扎实肯干才能获得赏识，一路高升。反之，则有可能官位不保，仕途断送。仔细想想明朝时的官还真不是那么好做的呢，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得好好干，否则饭碗不保。
（四）回避原籍，同品对调
明朝对服阙起复官员的重新任命，坚持“回避原籍，同品对调”的根本原则。所谓回避原籍，就是不允许官复原职，又回到丁忧前的岗位上去。之所以要回避原籍，一来是为了防止官员间相互勾结，拉帮结派，形成顽固的利益集团，不便于朝廷对官员实施有效的监管；二来是因为官员一旦丁忧离职，形成的岗位空缺一个月内就会有人填补，这种填补并不是临时代班，而是正式任命。所以，官员丁忧回来，很难有机会再回到原职。
这样的规定有利有弊，虽然有效防止了官员结党，但是，再任新职，官员势必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新环境，熟悉新业务，肯定不利于职能部门的高效运转，而且之前工作多年积累的业务经验也可能就此荒废，造成资源浪费。讲究务实、高效是平民皇帝朱元璋最大的施政特色之一，所以，明朝在任命官员考虑回避的同时，也从确保国家机器始终高效运转的角度出发，坚持“同品对调”。
所谓“同品对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前后职务的品级相同，丁忧之前是几品，起复之后品级不变，这样做是对官员自身利益的一种维护；“同品对调”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前后职务在工作性质和业务内容上应该保持一致或非常相似。比如原来是京官，起复后仍为京官；原来负责财务，起复后仍负责管账理财。官员可以在不同的部门间对调，如六部之间，但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尽量保持一致。比如中央派往各地代天子巡视的110位监察御史，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地区间流动对调，既坚持了回避原则，又保持了同品对调，于国于己都有利。
四是是非非话夺情
明初，朱元璋重建礼法，丁忧制度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大大小小的文官基本上都能遇丧解官，守制三年。但是，好景不长，明成祖朱棣夺位登基后，官员夺情现象开始显露苗头。此后，愈演愈烈，相沿成风，到明宣宗和明英宗时，夺情已成泛滥之势。上至朝廷股肱要员，下到地方九品小吏，无不积极运作，谋求起复，夺情之人数不胜数。鉴于此种情况，朝中不少大臣纷纷上书，陈述夺情之弊，多次要求皇上下诏禁止官员夺情。在这些人的努力下，明朝后期，夺情之风有所收敛，除战事需要外，很难夺情，丁忧终制者越来越多。
（一）官员谋求夺情的原因
明朝中后期，夺情成风，其中自然不乏被皇上强行起复之人，但是也有很多是积极谋求“被夺情”，其中尤以中下级文官居多。官员如此费尽心机，逃避丁忧，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原因：
1.俸禄减少，生计难保障
明朝实行丁忧期间俸禄减半的政策，该规定始于洪武十二年（1379）正月，朱元璋下令，任职三年以上且无不良记录的官员丁忧期间发原来俸禄的一半，直到居丧终制；任职不满三年的则只发三个月的全俸，作为政府提供给官员丁忧期间的全部生活保障。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又提高了官员领半俸的门槛，把原来的任职满三年改成了任职满五年。工作五年以上的才有资格领取半俸，这样就大大压缩了领俸官员的范围，为朝廷节省了开支。但是，久居深宫且崇尚节俭的朱元璋并不知道，他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小气的皇帝了，而他手下的大小官员，则不幸成为历朝历代中最倒霉的臣子。
明朝的官员到底有多惨呢？我们来看看海瑞就知道了。海瑞以清廉闻名于世，这位不贪不敛、不义之财分文不取的明朝二品大员，领着文官中的最高俸禄。自从朱元璋罢了宰相之后，一品文官在明朝基本上成了传说，虽然也设有几个一品职位，但都是太师、太保、太傅一类的虚职，正二品的六部首脑成了真正握有实权的文官首领。仅靠俸禄生活的海瑞一家穷得叮当响，没钱请仆人，大小事情都得自己动手，但仍不足以丰衣足食，由于营养不良导致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更可悲的是海瑞死后，家里没钱下葬，连棺材钱都是好心人集资凑起来的。他的同事佥都御史王用汲前来协助处理丧事，看到海瑞家如此凄惨，忍不住失声痛哭。贪官污吏或许可以绞尽脑汁地搜刮一点用来贴补家用，但对于海瑞这样的正人君子，恐怕就只能守着那点可怜巴巴的俸禄节衣缩食了。像海瑞这样为官清廉，甘于清贫的还有朱元璋时期的吏部尚书吴琳。吏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地位之显赫可见一斑。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中央部长级高官，在退休之后还得亲自下地插秧，干农活养家糊口。可以想象，其他中下级文官的生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一旦丁忧，俸禄减半，甚至很多官员连一半工资都没的领，不谋求起复，就只能活活饿死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方知荣辱。肚子都填不饱的情况下，谁还会在乎什么礼义廉耻和道德操守呢？谋求夺情自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