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万历皇帝对一代名臣张居正的清算，大明王朝穷尽全身力气为救亡图存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最终付诸流水。暮霭中，帝国的最后一丝希望在昙花一现之后彻底毁灭。继创下20多年不上朝世界纪录的神宗万历之后，穷途末路的明王朝，在一个个奇葩皇帝的胡作非为之下，江河日下，最终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吞噬，以一种近乎悲情的方式结束了他的谢幕演出。
在万历皇帝整日幽居深宫，饮酒作乐之际，东北的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迅速发展壮大。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自立为汗，建立大金政权，公开叫板大明王朝。此后的十几年间，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开疆扩土，明军丢城弃甲，疲于应付。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在进攻宁远时受到明朝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无奈退兵。同年八月，于叆福陵隆恩门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与世长辞，终年68岁。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皇太极继位后积极联合蒙古各部，继续围攻明朝，势力越发强大。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定都沈阳。
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心灰意冷的崇祯帝于景山自缢，明朝灭亡。清军瞅准时机，大举入关，赶走了李自成的农民军，迁都北京，从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在全国的统治。定鼎北京后，清军继续南下，剿杀各地的反抗势力，北方的地主、官僚纷纷迎降，公元1664年，经历入关后长达20多年的清剿，大清基本上统一了全国。
一、满人治国，教育为本
清军入关以前，与蒙古人一样，满人也是常年生活在马背上，粗犷豪放，精于骑射，以狩猎为生，自由驰骋在白山黑水间，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传统和风俗文化。不过，与蒙古人实行民族隔离和民族压迫，敌视、轻贱汉民族文化，从而捍卫本民族独立性不同的是，清朝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了学习先进的汉文化的重要性，早在入主中原之前，他们就广泛地接受汉文化的浸润和滋养。
无论是八旗制度的奠基人努尔哈赤还是大清的开创者皇太极，他们都早早认识到了学习汉文化的重要性，不仅他们本人善于学习，而且，他们非常注重八旗子弟的教育问题。
努尔哈赤野心勃勃，一心想征服天下，他深知要统治人数比自己多、文化水平比自己高的民族，必须吸收中原文化，加强弟子教育。所以，在常年征战的同时，努尔哈赤非常重视对汉族文化的学习，力所能及地开设学校。他本人精通汉语，汉文化水平很高，经常引经据典，用汉族典故来教育臣下，告诫下属对汉族老百姓要恩养和抚恤，对于那些前来归附的明朝旧臣和汉族士人尤为礼遇。他曾以万金之资的优厚待遇供养他的首席汉人顾问、号称“文学外郎”的龚正陆给自己的儿子们当老师。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等，都是龚正陆门下的学生。
皇太极继位后，更是大力倡导“满汉一体”。经常训诫臣下在处理满汉民族事务时不要有民族歧视，对满洲人、蒙古人和汉人要一视同仁，绝无差等。除了积极推行满汉一体的民族融合政策，皇太极还特别重视对八旗子弟汉文化教育。天聪五年（1631），针对贵族子弟的教育问题，皇太极特意下了一道谕旨，通过对战场失利的原因分析，详细阐明了读书明理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命令“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满人崇尚骑马射箭，以征战沙场、流血牺牲为荣，对于那些溺爱孩子，不让孩子读书的大臣贝勒，皇太极以取消他们随军出征的资格为要挟，逼着他们让孩子读书学习。当时的满人正忙着开疆扩土，四处攻伐，整日忙于战事的皇太极深谋远虑，早早预见到皇子教育与国运兴衰的重大关系，不惜以取消随军资格为要挟，逼迫大臣们转变观念，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在全年多是金革马上行的征战岁月里，在族人普遍尚武轻文，重骑射贱文墨的历史氛围中，皇太极能突破传统禁锢，深刻认识到文治的重要性，把文治与武功并举，充分说明了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皇太极的积极影响和带动下，整个爱新觉罗家族乃至很多八旗子弟，个个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浓厚兴趣，掀起了一股学习汉文化的热潮。
皇太极的哥哥，努尔哈赤的第七子爱新觉罗·阿巴泰，本是典型的武夫，最喜欢刀枪剑戟，阵前厮杀，尤其讨厌舞文弄墨，瞧不起穷酸文人。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拙于文采的悍将，居然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放着金银财宝不抢，专抢当地有名的文人书生，把他们请到自己府上教弟子们读书。由此可见，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影响下，满人已经形成了重视孩子教育，热衷学习汉文化的优良传统。
清军入关后，随着战事减少，政局日趋平稳，八旗子弟的教育制度更加规范、严格。康熙在位时，诸皇子们还是各处居所，分散读书。到了雍正初年，为了便于更好地教育皇子，在宫中设立了上书房，皇子们开始集中上课。雍正亲自为其题写了“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名理为先”的楹联，在全国范围内挑选最顶尖的学者担任皇子们的老师，教他们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
据史书记载，上书房的管理非常严格。皇子们从5岁开始到书房读书，直到15岁封爵建府。每天早晨五点进书房，下午三点放学，累计每天要学习十个小时。午饭也不能出去吃，由侍卫统一送到书房。为了保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皇上给每位皇子配备了人数不等的汉人老师，他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颇具声望的饱学之士。清朝皇室深知知识改变命运，决定国运兴衰，因此，上自皇帝，下到皇子对上书房的老师们都非常尊重。皇子们虽然是万金之躯，但是，用餐时必须在老师先动了筷子之后，才能开饭。上课期间，必须正襟危坐，不能趴在桌子上，更不许交头接耳。夏天不管天气多热，都不能扇扇子。据道光皇帝的第七子、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回忆说，他们在上书房的十个小时里，只能在老师允许的情况下，到旁边的小屋里休息一两次，而且每次不能超过一刻钟。在读书的间隙，皇子们可以讨论一下书中的内容或讲点历史典故，但不能随便走动，更不能在教室里追逐打闹。一旦违反，就可能被罚站读书，不会因为是皇子而有半点通融。
皇子们一般在15岁时封爵建府，但是如果朝廷没给他指派差事的话，仍然要到上书房来学习，只不过待遇比封爵之前要好些，类似于现在的在职进修，要求没全日制学生那么严格罢了。根据清宫档案记载，一年365天，皇子们只有5天可以放假休息，分别是元旦、端阳、中秋、万寿(皇上的生日)和自寿(自己的生日)，除夕那天可以提前放学。除此之外，无论寒冬酷暑，再无假期。
除了严格的作息时间外，上书房的教学内容也非常丰富。为了维护满族个性，避免被彻底汉化以及巩固满蒙同盟的政治需要，皇子们在学习了解汉文化，每日诵读传统儒家经典的同时，还要学习满文、蒙古语、满蒙历史等。除了专门的汉语老师外，每位皇子还配有三名负责教他们满文和蒙古语的老师。满人马背上得天下，尚武是他们的传统，所以，除了要精通经史，诗词书画外，骑马射箭也是大清继承者们的必修课。每天下午三点多，结束了上书房的功课之后，皇子们还要上一节军事体育课，由专门从满蒙贵族中挑选出来的强悍勇武之人，教他们骑马射箭、摔跤格斗等。
由此可见，生于帝王之家，尊贵无比的大清皇子们并没有常人想象中的养尊处优，相反，他们的童年甚至比普通百姓家的孩子过得还要辛苦，甚至称得上凄惨。康熙皇帝6岁时，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将四书的内容全部背熟，同样一段话每天至少要念120遍，期间几度累到咯血，但是，他仍坚持不懈。皇子的勤奋可见一斑。
清朝皇子的学习动力一则源于良好的教育传统和严格的制度约束，二来也跟“立贤不立长”的储君选拔标准有关。满人一改汉族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的皇位继承办法，唯才是举，打破长幼界限，这样，就让每一位皇子都有了当皇帝的可能。为了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博得父皇及众人好评，刻苦学习、拼命读书自是情理之中的了。在这样的双重约束和激励下，大清的皇子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学习热情。当然，辛勤的付出也换来了丰硕的回报，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清朝的皇帝绝对是各朝皇帝当中整体素质最高的。或精通经史，或擅长辞赋，博古通今，不输文采，其中尤以康熙、雍正、乾隆最为杰出，称得上是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文武兼备的全能君主。有学者曾说，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出现暴君、昏君的朝代，即使个别皇帝天资不那么出众，学识没那么渊博，但也绝对算得上是勤政爱民的仁君，想想这应该与满人重视对皇子的教育不无关系吧。事实上，除了皇子皇孙，其他八旗子弟也分别被安排在八旗官学、左右翼宗学、八旗觉罗学、八旗义学等各类学校中学习。
二、借鉴汉法，孝御天下
清朝在入关之前，只是称霸关东一隅，入关之后，角色发生转变，伴随着疆域的空前辽阔，如何驾驭人口占绝大多数且文化远远优于自己的汉族、做好一个泱泱大国的皇帝，成了摆在统治者面前最大的难题。
征服一个民族，统治一个国家，武力震慑必不可少，这一点对于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八旗子弟来说并不难。征服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生下来就是战士，命中注定要为主子戎马一生。但是，元朝的灭亡告诉世界，仅靠暴力镇压是不行的，必须取得汉族人尤其是上层士人的认可，江山方可永固。
创造了灿烂农耕文明的汉族一直是中原大地的主体，长期以来的文化优势和地缘优势让他们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华夷思想。与生俱来的大汉族主义民族观，使他们向来瞧不起地处偏远的游牧民族。不能从根本上获得汉族人的认可和信服，就无法保证政权的稳固。聪明的清朝统治者在总结蒙古人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从传统的华夏文明中汲取智慧，借鉴汉族政权千年以来的统治经验，以汉法治汉地。他们选择了自西汉以来被历代封建王朝奉为治国宝典的儒家伦理纲常和典章制度，通过儒家伦理，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稳固其对全国的政治统治。
为了缓和民族之间紧张对立的情绪，获得汉族士人的文化认同，拉近与汉族百姓的距离，大清朝的统治者们再次扛起了在治国方面具有特殊功效的“孝”字大旗，以一种温情脉脉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早在入关之前，善于学习汉文化的满族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古平治天下，莫大乎孝”的道理。天命十年（1625）三月，努尔哈赤在一次宴会上告诫诸王，“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悌之道，不可违也”。入关之后，为了让自己的代明而治、革故鼎新看上去名正言顺，尽量减少汉族民众的敌视情绪，弥合民族矛盾，清朝统治者高举儒家孝字大旗，标榜以儒治世，极力让自己成为推尊服膺儒家文化的正统王朝。
（一）帝王重孝，教化百姓
公元1644年，定鼎北京的第一年，政局尚不稳定，年幼的顺治皇帝就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孝子顺孙，由各地的巡按御史对其孝行进行核实后，设立孝子坊予以嘉奖，由此拉开了大清帝国旌表孝子的历史大幕。
顺治八年（1651），皇帝下诏，向全国百姓和文武百官郑重表明旗人以孝治国的决心，宣称“君德莫大于克孝，礼制莫重乎尊亲”，把孝亲作为君主必备的第一美德。第二年（1652），顺治帝颁布了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的“六条圣谕”内容相同的《顺治六谕》，即“孝敬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无做非为”。为了更好地传播圣谕，教化乡民，顺治帝下令以乡里为单位，公开推选一名60岁以上德高望重的长者，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召集乡民，公开宣讲六条圣谕，对乡野村民进行知荣明耻、扬善惩恶的道德宣教，为大清朝宣讲圣谕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为了使孝道伦理深入人心，顺治皇帝下旨将《孝经》发放给全国所有的学官，使其成为天下学子的必学书目，并亲自为《孝经》撰写了通俗易懂的注解。
康熙继续秉承“孝者，治天下之本”的理念，认为人不分民族，无论贵贱，都应该做到善事父母，孝敬尊长。
对于那些家境贫寒或身处险境仍能恪守孝道，对父母不离不弃的孝子顺孙，康熙尤为赞赏。正红旗人舒兰，为人敦厚，对父母非常孝顺，在任礼部侍郎的父亲敦多礼被康熙革职发配到黑龙江后，毅然放弃京城优越的生活，来到边远苦寒之地，寸步不离地照顾父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待就是8年。康熙知道这件事情后，被他的孝心感动，特意下旨将敦多礼诏回北京，并擢升舒兰为理藩院主事。
为了更好地教化百姓，康熙修改了先前的《顺治六谕》，颁布了内容更为全面的《圣谕十六条》作为大清臣民的基本道德纲目和行为准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敦孝悌以重人伦”。除此之外，康熙还钦定儒臣编纂的《孝经衍义》一百卷，作为国子监的必学书目，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