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除满汉畛域——清末丁忧制度大改革
（一）满汉畛域的历史由来
平心而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政权，清朝的民族政策比元朝成功，所以，清朝能祚国268年，而蒙古人还不到百年。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清朝的民族政策是多么的完美。事实上，虽然，满洲人早在入关之前就广泛学习汉文化，入主中原之后，更是倡导满汉一家亲。顺治、康熙等历代统治者都高举满汉是一家的大旗，努力展现出作为异族统治者，不分满汉，一视同仁，视天下臣民皆为我大清子民的博大胸襟。但是，透过表象看本质，又不难发现，在所谓满汉一家的美丽幌子下，这些从山海关外奔驰呼啸而来的满洲人其实一直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汉人和汉族文化。一方面，他们确实惊叹于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发自内心的仰慕。出于政治需要，为了维护帝国统治，他们必须佯装亲善，拉拢人数远远占优的汉族人。但是，作为异族征服者，他们又时时刻刻以祖宗血统和民族出身为荣。抵制汉俗腐蚀，保留民族独立性，维护满洲人特有的民族传统和民族个性，始终是每位帝国主宰者孜孜以求的事情。这一点，在乾隆身上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实事求是地说，乾隆应该是清朝诸帝当中汉文化造诣最深的一个了。他精通文墨，经常和大臣们吟诗作对，喜欢以文人自居。但是，正是这样在一个在武侠小说里被某些人一厢情愿地描述为汉人后裔的皇帝，内心深处其实有着非常强烈的满洲独尊的民族情结。在位期间，他一直处心积虑地强化满洲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为此，他特意命人纂修八旗宗谱，竭力推动文臣们钩沉满洲祖先光荣的征服史，试图从血统方面强化满汉差别，尊显满洲人的独一无二和高贵出身。在强化满洲人民族优越感的同时，乾隆不忘时刻警惕汉文化对子孙后代的侵蚀。当他得知自己的十一皇子，14岁的永瑆像汉人一样，自取雅号“镜泉”后，勃然大怒。召集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们开会，把十一阿哥狠狠地训斥一番，并语重心长地告诫诸位大臣：“我们满洲人秉性淳朴，精于骑射，爱新觉罗的子孙更应该秉承祖先传统，决不能学习汉人那些虚浮愚陋之习，以脱剑学书为风雅，不务正业，甚至改易衣冠，效仿汉俗，这关系到祖宗基业，必须高度警惕，决不能掉以轻心。”由此可见，这个习文弄墨的皇帝实际上非常担心满洲子弟沾染汉习。他内心深处的这种恐惧在处理大学士鄂尔泰的侄子鄂昌时展现得淋漓尽致。鄂昌，满洲镶蓝旗人，举人出身，乾隆十九年任甘肃巡抚。受家庭环境影响，鄂昌自幼喜欢诗文，入仕为官后也多与汉族士人结交，经常与他们一块饮酒作诗。舞文弄墨、吟诗作对本是鄂昌抒怀遣志的最大乐趣，没想到也成了他悲剧人生的罪魁祸首。他在《塞上吟》一诗中，效仿汉人称蒙古人为“胡儿”；在听说堂弟鄂容安被派往军营之后，又在诗中发出“奈何奈何”的感慨。乾隆皇帝听说这些事情后，怒不可遏，骂他被汉习侵蚀太深，完全背弃了满洲人尚武善战、驰骋疆场的优良传统，是个不折不扣的满洲败类。最后，无辜的鄂昌被赐自尽。乾隆此举意在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用鄂昌之死警告满洲八旗，今后如有人胆敢同鄂昌一样仰慕汉人文化，摒弃满人传统，一经发现，严惩不贷。为了抵制满人汉化，清朝的统治者可谓殚精竭虑，用心良苦。
在严防死守，拼命抵御汉习影响的同时，为了从根本上稳固满人的统治地位，让汉人乖乖臣服于脚下，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们从入关之初就明里暗里地实施一些歧视和压迫汉人的政策。努力在风俗习惯、政治制度、法律适用等方方面面人为地制造一些满汉差异，扬满抑汉。通过各种制度限制，使满人与汉人，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居乡为民，一概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满汉畛域的现象普遍存在。
清朝的丁忧制度就是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汉官无论文武一概解官丁忧，在家守制满27个月，方可起复；而文武满官，则只需居丧百日，就可以正常上班。表面上看，这是异族统治者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尊崇和对汉人习俗的尊重，实际上却是一种对汉官的变相歧视和限制。
起初，对于包括官员丁忧在内的种种不平等规定，汉族官民迫于八旗军强大的武力威胁，虽有百般不满，也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后来时间长了，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不再有强烈的抵触和逆反心理。但是，长时间的相安无事并不意味着永久的天下太平，清朝贵族自己画地为牢，不把自己当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主动把自己隔离出去，这种人为地制造民族隔阂的做法无异于把自己置身于火山口上。一旦民族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上层统治者施加给底层民众的压力超过他们的容忍底线的时候，长期以来积压的愤怒和不满，势必如火山爆发般势不可挡，到那时候，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就只能玩火自焚了。
（二）内忧外患的清末时局
虽然大清帝国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看似歌舞升平，九州清晏，但是，满汉民族矛盾始终是清朝统治者无法绕开的问题。与朝堂之上，洪承畴、李光地等汉族官僚对满洲主子忠心耿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的反满、排满运动一直暗流涌动，从未停歇。天地会、白莲教以及后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最好的证明。
虽然清政府对民间反抗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血腥镇压，看似有效遏制了民间的反满势头，但是事实再次证明，仅靠武力镇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像晚清名臣端方预见的那样，一味地镇压，只能适得其反，“一逆党戮而百逆党生”。历史正如端方所言，在义和团运动被强势镇压后，大清的实际主宰者慈禧太后，为了保住满洲人的统治地位，不顾国内民众的死活，对侵略者百般谄媚，厚颜无耻地表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直到此时，那些本来对清政府还抱有一丝幻想的“保皇”派，彻底绝望，纷纷倒戈，走上了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之路。
汉族民众压抑已久的愤怒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彻底爆发了，多年以来统治者用来粉饰太平的“满汉一家”此刻彻底决裂了。在革命党人的煽动下，由来已久的满汉矛盾被迅速放大到极致，人们把多年以来的委屈和对外来侵略者的仇恨一股脑地发泄到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满洲人身上。一时之间，上至九五至尊的皇帝，下至手无寸铁的平民，满洲人无论男女，不分贵贱，无一例外成为众矢之的，万恶之源。社会上“排满兴汉”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在一片讨伐声中甚至出现了“手持三尺剑，割尽满人头”的极端咆哮。虽然也有人如蔡元培般于乱世喧嚣中依然能保持清醒，认识到“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绝无杀尽满人之必要”，但是，在民众的情绪被愤怒点燃的情况下，已经很少有人能保持理性，冷静思考了。蔡元培的声音瞬间就被革命党人的呐喊淹没了。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责任驱使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在清末的血雨腥风中震撼上演了。
（三）化解满汉畛域——清政府最后的挣扎
早在辛亥革命到来之前，清政府中的一些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就已经预见到了满汉民族矛盾的潜在危机。这些人在西方自由平等观念的冲击下，开始反思民族危机产生的根源，并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振兴之路。
早在戊戌年间，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就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取消旗人特权，允许满汉通婚。光绪皇帝也照单接受了张元济的建议，下令旗民自谋生计，但是，随着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张元济提出的一系列消除满汉畛域的改革措施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
清末，伴随着民族矛盾的加剧和外来列强的威胁，张之洞、端方等晚清重臣，充分认识到化解满汉畛域是缓和民族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抵制革命党排满宣传，收拢天下人心的关键所在。为了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大清王朝，他们上下奔走，极力周旋，希望中央政府能尽快调停满汉矛盾，化解满汉畛域，通过政治改革走出困境，救亡图存。在端方、张之洞等人的影响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满汉官员认识到浑融满汉，天下大同是缓解矛盾，消弭革命的唯一途径，纷纷上书朝廷，为消除满汉畛域，缓和民族矛盾建言献策。
内忧外患的清皇室迫于国内外的重重压力，终于在立国两百多年以后，把调整满汉关系，平泯满汉畛域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大厦将倾之际迈出了自我救赎的最后一步，为保住祖宗创立的百年基业作出了最后一搏。
公元1907年8月10日，慈禧太后下令，要求各级官员各抒己见，就如何全面消除满汉畛域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丁忧制度改革作为消除满汉畛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此时也被摆在了清朝统治者面前。公元1908年，伴随着《逐年筹备事宜》的颁布，清政府为彻底平泯满汉畛域列出了详细、具体的时间表。至此，两百多年来一直是双轨运行的丁忧制度终于迎来了双轨合一的历史倒计时。
自清朝的丁忧制度确立以来，满汉官员一直是各行其是。汉官无论文武一概离职守制，27个月后方可起复。而文武满官则一概“百日行走”，三个月后即可回衙门上班。虽然，名义上要求他们私居持服，但多半是有名无实，流于形式。这种满汉不同的丁忧制度一直存在了两百多年，表面上是对汉人传统的尊重，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约束。
针对丁忧标准不一的问题，早在道光年间，就有大臣建议旗员丁忧悉从汉制，希望满蒙官员如汉官一样，一概丁忧三年。但是，这一提议并未受到道光皇帝的重视。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满汉大同之势已势不可挡的情况下，丁忧的标准划一问题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陆军部首先提出来，希望朝廷允许部内汉官像满官一样，居丧三个月后便正常复职办公。但是，陆军部的建议一提出来，立刻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一些汉族官员。他们认为丁忧三年乃千古之伦常，自西汉以来历代相沿，清初确立的满汉相异的丁忧制度只不过是迫于当时的形势，采取的权宜之计。现在的环境与清初相比，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旗人官员应该改从汉制。围绕官员丁忧该从汉制还是从满制的问题，各衙门展开了激烈讨论，满汉官员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如果说清初汉族官员丁忧三年是清政府高压震慑下的无可奈何之举的话，那两百年后的今天，汉族官员坚持守制三年，则是在光复汉族神圣使命感驱动下，对于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一种誓死捍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在全社会反满、排满呼声高涨的形势下，长期受压制的汉族官员起来抗争的一种自觉表现。
就在满汉官员为旗人改从汉制还是汉人改从旗制争得面红耳赤之际，光绪三十三年九月，慈禧太后下懿旨，命礼部会同主管法律修订的大臣尽快修改相关礼制和律令，在礼法上实现官员丁忧的满汉划一。但是，由于各派分歧太大，礼部左右为难，迟迟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光绪三十四年，御史赵炳麟呈上“奏满汉服制请伤催议”一折，详细阐述了丁忧制度的历史渊源和伦理价值，深刻剖析了清初采用满汉双轨的客观原因，并从当前的社会环境出发指出，在民众反满情绪高涨，汉族士人离心渐起的情况下，再让汉官迁就满官，不仅违背礼教，有亏伦理，而且阻力太大，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很难实行。最后，礼部采纳了赵炳麟的建议。宣统元年（1909）三月初四，清廷下令，自今日起，官员丁忧，无论满汉，一律离任终制，27个月后服阙起复。自此，满汉官员的丁忧标准终于实现了整齐划一。只可惜，这原本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性一刻，来得太迟了。
此时的大清帝国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大厦将倾，所有的呐喊和挣扎都显得那么徒劳无益，这姗姗来迟的改革或许真的能消融满汉畛域，化解多年以来的民族嫌隙。可是，它终究没来得及挽回大清王朝的崩溃，因为，历史已经没有耐心等待满洲人彻底觉醒，自我救赎了。
公元1912年2月12日，大清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迫退位，祚国268年的大清王朝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平心而论，这个以满族为统治核心的王朝不论就其疆域之辽阔还是物产之富庶，都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之一。清朝十二帝，虽然说不上个个杰出、英明神武，但是除了咸丰偏好酒色，略显昏庸外，确实也找不出明武宗那般荒淫无道的奇葩皇帝。只不过，入关以后，四海升平的太平盛世让满洲人渐生骄纵，慢慢失去了祖先开疆扩土、驰骋沙场的锐气和海纳百川的胸襟，闭关锁国，故步自封，与世界文明渐行渐远，最终沦为封建君主专制王朝的殿后者，悲情谢幕。伴随着皇权的终结，为皇权尽心竭力服务了两千多年的丁忧制度也寿终正寝，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