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53年，曾国藩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各种关系，在湖南建立起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也就是后来的湘军。在曾国藩的努力经营下，湘军迅速壮大，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军。公元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开赴前线与太平军作战。出发前，曾国藩站在捍卫中华民族主流道德文化的高度，发表了极具号召力的《讨粤匪檄》，动员天下读书人加入到讨伐太平军的行列中来，为日后战胜太平军打下了良好的道义基础。
在征剿太平天国运动的血雨腥风中，曾国藩多次立下遗嘱，随时做好自杀效命的思想准备。正是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感染了湘军的无数热血青年，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湘军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忠勇爱国之士。正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一点一点放慢了大清王朝走向灭亡的步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赢得了更多苟延残喘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曾国藩绝对算得上是大清王朝的第一功臣，为了保住大清江山，曾国藩一家作出了巨大牺牲。咸丰七年（1857）二月四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曾国藩在江西瑞州（今高安）军营得到父亲病逝的消息后，立即向朝廷打报告请假，和弟弟曾国华一道回湘乡奔丧。一年后，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率二十万精锐入浙江，东南告急。危难之际，咸丰皇帝再次起复曾国藩，由他统领湘军入浙作战。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华和曾国葆一个战死沙场，身首异处；一个积劳成疾，病死军营。在悼念曾国葆的挽联中，曾国藩十分伤感地写道：“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皆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
经过十多年的浴血奋战，公元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入天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终于宣告结束。曾国藩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第一功臣，并没有受到朝廷封赏，反而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历史悲剧再度上演，达到事业巅峰的曾国藩不得不面对这规律性的一幕。朝廷不仅对曾国藩严加防范，甚至试图从内部瓦解湘军。虽然当时的曾国藩已经完全具备了推翻清政府，取而代之的实力，但是深受儒家忠君思想钳制的曾国藩最终拒绝了手下将领黄袍加身的提议，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大局出发，在关键时刻抵住了权势的诱惑，作出了“君可以不仁，但臣不可以不忠”的决定。他主动裁撤湘军，递交辞呈，急流勇退，善始善终，保全自己的同时实现了士大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此后的曾国藩渐渐远离军事权力中枢，积极致力于兴办洋务，成为开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第一人。所以，有的学者评论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一句话一针见血地概括了曾国藩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特殊作用。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午饭后至署内西花园散步，突然感到脚部发麻，一个踉跄，身子向一旁歪斜。陪同散步的儿子曾纪泽与随从赶紧将他扶住，夹着他继续前行。不一会儿，曾国藩全身就开始抽搐不已，曾纪泽赶紧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其中，然后抬入大厅。在一片惊呼声中，家人全都围了过来。曾国藩已不能说话，仅三刻后就与世长辞，走完了他61岁的人生旅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先贤为士大夫们设计好的一条人生路线，尽忠报国，是千百年来封建士大夫们追求的理想目标。关键时刻，舍孝尽忠的人物往往成为万世楷模，这是中国千百年来伦理文化浸染倡导的一种境界和俗成之约定。曾国藩习儒家思想最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铭刻于心，所以他的所作所为不可能超越此范围。因此，曾国藩毕其一生以报国尽忠为最高理想，克己省身，兢兢业业。他的一生正验证了古人那句话“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为官一生，曾国藩始终秉持“善莫大于作忠，恶莫大于不忠”的人生信仰，这一点在他先后两次处理丁忧夺情的忠孝矛盾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代忠臣曾国藩的突然离世，使风雨飘摇中的大清举国震惊，同治皇帝亲自御赐祭文，称赞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湖南湘乡、江苏南京等地都专门修建了纪念曾国藩的忠烈祠，作为晚晴中兴的四大名臣之一，曾国藩享受到了其他人无法企及的殊荣。
很多年后，后人用这样一副对联描述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这样的赞誉用在他身上，丝毫没有吹嘘拍马、阿谀逢迎之嫌。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风云人物，中国本土最勇敢最坚毅的改革家，中国历史上最具完善人格的士大夫，中国两千年传统文化最理想的代言人，曾国藩的确称得上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儒家强调，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不仅仅是善事父母，恭敬顺从，还包括光宗耀祖，振兴门楣。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所以，自古以来，无数士人大夫无不把建功立业当做对父母最大的孝顺和回报。在尽忠与守孝发生冲突的时候，多数都会像曾国藩一样选择亏孝全忠，以求仕途建功。比如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清光绪八年(1882)，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遭遇母丧，按照惯例，李鸿章恳请离任守制。朝廷因他久任畿疆，筹办的一切事务非常繁钜，又一直训练直隶军队，时下又添练北洋水师，经理各国通商事务，一人身兼数职的他实在没有人可以替代。朝廷只好搬出雍正、乾隆年间孙嘉淦、朱轼、嵇曾筠、于敏中，及本朝曾国藩、胡林翼等丁忧夺情的前辈事例，催他穿孝百日后，即行回任。同样应朝廷之急，夺情起复的还有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袁世凯。光绪二十七年（1901），负责驱散义和团，维护治安的山东巡抚袁世凯的生母在其任所内去世，袁世凯上书朝廷，请求回老家守孝三年。朝廷以山东地区流寇潜匪众多为由，只允许袁世凯休假百日，在巡抚衙门穿孝，假满后改为代理巡抚，照常任事。袁世凯请假回老家安葬母亲时，朝廷又以时局紧迫为由，挽留他坐镇指挥，延期归葬。这年秋天，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北京病逝，李鸿章临死前向朝廷力保袁世凯，说只有他能接自己的班。九月二十七日，清廷下达了要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谕旨。袁世凯以母丧在身，不宜升迁为由，拒绝赴任，请求朝廷收回成命。内忧外患，麻烦缠身的清政府不理会袁世凯的请求，督促他马上就职，袁世凯应朝廷之召唤，走马上任。从此，一跃成为晚清暮年最有影响力的封疆大吏。回顾历史，面对朝廷的夺情起复，文武官员们或出于自愿或迫于无奈，大多都会弃孝事君，亏人子之孝尽为臣之忠。
当然，在圣旨面前，也有固守儒家居丧原则，坚持守制不夺情的，甚至有些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居丧尽孝。魏蜀吴三足鼎立时，战事多发，时局不稳，为了不影响机构运转，更好地应对各方挑战，吴主孙权专门下了一道诏书，禁止官员奔丧守制，违者一律处以死刑。但是诏令颁发不久，吴国境内就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官员离职奔丧案。肇事者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二十四孝子之一，哭竹生笋的孟宗。
孟宗是三国时的江夏（今湖北省阳新县）人，自幼父亲早亡，与母亲相依为命。孟母知书达理，教子有方，在母亲的言行感召下，孟宗勤奋好学，为人宽厚，品学兼优，长大后入仕为官，勤政爱民。长期以来，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孟宗对母亲感情极深，虽然哭竹生笋的故事不可能发生，但是，每每母亲生病，孟宗总是衣不解带地在床前侍奉，亲尝汤药，嘘寒问暖。后来母亲年迈去世，身为吴县县令的孟宗不顾朝廷禁令，冒死回家葬母，并在母亲墓旁跪守35天，日日夜夜以泪洗面。事后，孟宗主动负荆请罪，听候朝廷发落。因为大臣们纷纷为他求情，孟宗才免于死罪，后来还做到了司空一职。不过，像孟宗这种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得罪皇上，抗旨不遵坚持守制的还是少数。据清人徐乾学统计，从西汉到明末，能不顾皇帝下诏夺情，仍坚持服丧三年的官员，史志中记载的总共不满30人。尤其是在明朝中后期夺情成风，那些股肱要员几乎全部夺情，能像杨廷和那样固辞不起，丁忧期满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从杨廷和和曾国藩丁忧期间的艰难抉择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古代官员入朝为官，难以侍奉双亲，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可以通过手足兄弟、经济援助等各种形式完成自己尽孝的心愿，但是一旦父母去世，居丧守制则是无法用金钱来替代的，所以说，丁忧制度是忠孝不能两全的最艰难处境。
三、谈古论今话丁忧
伴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的覆亡，中国开始了向现代化的缓慢转型。转型时期，作为支撑封建社会伦理支柱的儒家传统忠孝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为君主专制服务的丁忧制度也走到了尽头。忠孝脱去了两千多年来被强加在身上的沉重外衣，还原了它的本来面目，不再是统治者愚弄百姓、御囯御民的政治工具，回归了人性最真实的那份情感渴求。
虽然丁忧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并没有得到最彻底最严格的执行，但是，它还是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影响。第一，在忠孝思想的熏陶下，涌现出大批的忠臣孝子，他们成为捍卫封建王权的中流砥柱。同时，由于统治者的过度宣传，愚孝愚忠的思想培养了大批封建礼教的殉道者。居丧过礼、哀毁伤身的悲剧时有发生。如墨子所言，丁忧三年，不问政事，势必会造成人才浪费，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第二，统治者对于孝道的无限拔高，还有一个至今仍无法消除的消极影响。在古代社会，封建统治者把孝道作为评判一切的根本价值标准，成为官员入仕、升迁的政治资本，老百姓也可以通过孝名免除赋役，获得嘉奖甚至平步青云，助长了社会虚浮之风。一些沽名钓誉之徒，为了获取政治资本，不惜弄虚作假，欺世盗名。但是，自相矛盾的是，有些时候，统治者也会对民间的一些伪孝行为加以肯定并大肆褒奖。比如，传为美谈的二十四孝的故事，里面有很多虚构、杜撰的成分，可是千百年来，不一样被作为教科书在民间广为流传吗？今天想来，中国人好面子的民族特质似乎与封建社会统治者利用伦理道德对个体实施人格绑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三，除了沽名钓誉、博取孝名外，丁忧制度的实行也催生了官员匿丧诈丧现象的蔓延。解官三年，对于古代以俸禄养家的官员而言，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损失和生活上的拮据，更有不可估量的仕途损失。一旦丁忧，势必影响资历的累积，同时也意味着升迁机遇的丧失，三年后能不能及时起复，起复后能不能谋得个与原来一样甚至比原来还好的差事，都是官员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级别高的股肱之臣，往往能得到皇上青睐，夺情起复；对于广大中下层官员来说，让皇上下旨夺情几乎不可能，他们就只好心存侥幸，冒险匿丧了。虽然历代统治者对类似匿丧的不孝行为一直采取高压震慑的态势，但是，自始至终，官宦队伍里的伪君子始终大有人在。大官夺情、小官匿丧的现象一直伴随着丁忧制度。
星移斗转，世事轮回，当古老的中国以搭乘高铁的速度向前迈进时，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里的丁忧制度在作古很多年后，忽然有人提出来加以恢复，并把孝敬父母作为官员考核的基本指标，以此来挽救伦理道德日渐滑坡。
在这个过于讲究效率的现代社会，让官员放下工作，闲置三年是绝对不可能了。今人早已摆脱了传统伦理道德条条框框的束缚，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个性，那种以忠孝御民，从思想上控制的专制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忠孝思想并没有过时，作为两种最基本的人伦美德，它们永远也不会过时。只不过，世事变迁，今日的孝已经不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一切领域的道德评判准则。它不再是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和单方面的道德义务，不再是混进国家公务队伍的终南捷径，它只是孝，就是基于人的感恩，自然生长出的一种最朴实的人类情感。行孝不需要用整齐划一的形式，不需要繁文缛节的作秀，简单就好，真心就好。社会的发展已经不需要子女天天守在父母床前，晨昏定省，养老的负担也已经更多地分摊给了社会。基于建设节约型社会和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的考虑，对逝者的安葬也越来越简单，清明的扫墓也变成了网上祭奠。时代变了，行孝的方式也变了，但是建功立业、显亲扬名的价值追求并没有改变，知识分子仍然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崇高的理想追求。关键时刻，他们依然会选择舍孝尽忠，只不过，这时的忠不再是封建社会臣子对于君主的狭隘的忠，而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千千万万的骨肉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