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永远都没有忘记这件事。[歌德在写给采尔特的信中提到：“贝多芬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他认为这个世界是可憎的，这一点他是对的。但他的这种论调并不能使世界对他或者别人变得快乐。我们应该原谅他、同情他，因为他是个聋子。”歌德并没有做任何攻击贝多芬的事情，但他也没有为贝多芬做过什么。对于贝多芬的作品或他的名字，歌德都始终保持缄默。可以说，他既欣赏又害怕贝多芬的音乐，因为他的音乐使歌德感到困扰，他担心自己会受到这种音乐的影响而失去好不容易才获得的精神安宁。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在1830年写的一封信中，表示他知道歌德是如何用理智极力控制自己的烦乱心绪。信中写道：“刚开始，他是拒绝谈论贝多芬的，可有时不得不谈。当他听到《第五交响曲》的第一章后，激动起来，但他却装作很镇定。只是对我说：‘这没什么感人的，只会让人吃惊。’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气势很强大，好像能把房子震塌。’晚饭时，他若有所思，并与我谈起了贝多芬。很明显，贝多芬的音乐已经对他产生效果了……”
1812年，贝多芬在特普利兹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创作了《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前者是狂欢的节奏曲，后者则是幽默诙谐的交响乐。他在这两部作品中表现得最自然，正如他所说的，是最“放松”的，而且带有欢乐和狂乱的激动，出乎意料的对比，让人惊讶、雄壮的机智。这部乐曲也使歌德和采尔特惊骇不已。甚至使德国北方人说，《第七交响曲》是出自一个酒鬼之手。——没错，是出自一个陶醉的人之手，陶醉于力和才华。
贝多芬说过：“我是为人类酿造玉液琼浆的酒神，给予人们精神上的神圣癫狂。”
我不知道他是否如瓦格纳所说的那样，要在《第七交响曲》的终曲里描绘出一个酒神的庆祝会。[贝多芬曾经的确考虑过这件事，因为在他的笔记中，尤其是《第十交响乐》的草稿里，发现了这个主题。
]但我发现，在这首热情奔放的乡村音乐中，蕴涵着弗朗德勒人的遗传特质；同样地，我还证实了，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天职的国家里，他那大胆狂妄、肆无忌惮的言谈举止，是源于自身的血统。在众多作品中，没有哪一部能像《第七交响曲》那样，表现出如此坦荡、自由的力量。这是毫无目的的超人精力的发泄，只是为了娱乐，如同一条泛滥的河将欢快淹没。而在《第八交响曲》中，虽然没有如此雄浑的力量，却更加奇特，更具贝多芬自己的特点，悲剧与闹剧交织，大力士般的强健与孩童般的任性交融。[在创作这些作品的同时，1811—1812年间，贝多芬在特普里兹结识了一个名叫阿玛丽厄·塞巴尔德的女子，一个柏林的青年女歌唱家。二人关系密切。贝多芬这一时期的创作灵感可能源于此。
1814年，贝多芬名声大振。在维也纳大会上，他被视为欧洲的荣耀。他积极地参加各种欢庆活动。亲王们都向他致敬，而他则像他同辛德勒所吹嘘的那样，高傲地任由他们对自己献媚奉承。
1813年，他为独立战争而激动，创作了一支《惠灵顿之胜利交响曲》，而在第二年年初，又写了一支战斗合唱曲《德意志的复兴》。1814年11月29日，贝多芬在各国的君王面前指挥演奏了一支爱国主义歌曲《光荣时刻》，并于1815年，为纪念攻陷巴黎创作了一支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应景之作使他的声誉达到巅峰，更超过了他以往创作的那些作品。布莱休斯·赫菲尔根据弗朗斯瓦尔·勒特罗纳的一张素描完成的木刻画，以及1812年弗雷茨·克莱恩为贝多芬创作的脸模，都将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期间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张紧咬着牙床、充满愤怒和痛苦的雄狮般的脸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意志力，一种拿破仑早年所具有的意志力。他在耶拿[耶拿，德国图林根州城名，1806年，拿破仑曾在此地战胜奥军。
]战役之后，对拿破仑有一番言论：“很不幸，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那么在行！否则我一定会将他击败！”可是，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他的王国。正如他在写给弗朗索尔·德·布伦瑞克的信中所说的：“我的王国在天上。”[维也纳会议期间，贝多芬在写给考卡的信中也提到：“我不想和你谈论我们的君主和王国，我认为，思想之国才是最值得珍惜、最可爱的。在所有世俗和宗教的王国中，它是排在第一位的。”
光荣过后，就是困苦与悲惨。
维也纳从未垂青过贝多芬。在这座轻佻浮华、被瓦格纳深恶痛绝的城市里，像贝多芬这样傲岸而孤立、狂放不羁的天才，是不可能讨人喜欢的。贝多芬也从未放过任何可以离开它的机会。1808年，他认真地考虑过要离开奥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吉罗姆·波拿巴的宫廷。但是，维也纳的确是一个充满着音乐源泉的国家。我们必须公正地说，维也纳所拥有的一些高雅的音乐鉴赏家，能够深感到贝多芬在音乐上的伟大，避免因失去这样的音乐天才而使国家受到侮辱。1809年，维也纳最富有的三位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公爵、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答应每年付给他四千弗洛令作为生活费，只要他同意留在奥地利。他们说：“很显然，一个人只有在他不为衣食所忧的情况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艺术之中，才能真正创作出为艺术争光的完美作品，所以我们决定通过这种方法为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从而摆脱所有可能阻挡其天才发展的一切障碍。”
遗憾的是，结果并不像承诺的那样美好。这笔生活费并未足额提供给他，而且很快就停止发放了。另外，从1814年维也纳大会之后，社会风气发生了转变，开始轻艺术而重政治。贝多芬的性格也有所改变。原有的音乐氛围也被意大利作风破坏了，时尚则完全倾向于罗西尼[罗西尼，意大利作曲家。他的歌剧《唐克莱德》振动了整个德国音乐。鲍恩费尔德在笔记中记录了1816年维也纳沙龙里留传的说法：“莫扎特和贝多芬都是老学究，只有老一辈傻瓜们才会赞扬他们。罗西尼的出现，让大家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音乐。贝多芬的《菲岱里奥》就是一堆垃圾。搞不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百听不厌。”——贝多芬最后一场演奏会是1814年举行的。
]，贝多芬被视为迂腐。
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者，或散或亡：1812年金斯基亲王逝世；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1816年洛布科维兹去世。拉梅莫夫斯基——贝多芬曾将美妙的《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号）题赠与他，在1815年2月举行了最后一场音乐会。1815年，贝多芬与儿时的好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弗·德·布勒宁闹翻了。从此，他形单影只。他在1816年的手记中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独无依地活在这个世上。”
此时的贝多芬的听力彻底丧失。[除了耳聋，贝多芬的身体情况也每况愈下。从1816年10月起，医生诊断他患有肺病，之后他深受此病的困扰。在1820—1821年，他又患上急性关节炎。1821年得了黄疸病，两年后患有结膜炎。
]自1815年秋天起，他就只能用书信与别人进行沟通交流。最早的谈话手册记录于1816年。[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一年贝多芬创作的第一百零一号作品开始，他的音乐风格发生了变化。而他的谈话记录手册共有一万一千页，现存于柏林三家图书馆。
]有关1822年《菲岱里奥》演奏会过程中的那些痛苦，挚友辛德勒有这样的叙述。
“贝多芬要求指挥排练……自第一幕的二部起，但此时的他显然已听不见舞台上的演奏了。他大大地减缓了乐曲的节奏，乐队也都紧紧地跟随着他的指挥，可歌手们却都自顾自地向前赶。于是乎，全乱了。乐队指挥乌姆劳夫见状，建议休息一会儿，可并未说明缘由，只是同歌手们交谈了几句，之后演奏重新开始。同样的混乱再度出现，不得不再一次停下来。显然，这场演出不可能在贝多芬的指挥下进行；但又该如何同他讲呢？谁都不忍心对他说：‘退场吧，可怜的家伙，你已经无法指挥了。’贝多芬有些迷惑、焦躁，左顾右盼，努力地想从其他人不同的表情中看出点头绪来，但大家都默不作声。突然，他用命令的语气，大声叫喊。当我来到他的身旁时，他把他的手册递给我，示意我写。
我便这样写道：‘我恳求您现在不要指挥了，回家后我将向您说明理由。’于是他猛地跳到台下，冲我嚷道：‘咱们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刚进门，他就瘫软地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他就这样一直待到晚饭时间。饭桌上，他一言不发，一副痛苦不堪、颓丧无力的样子。晚饭后，当我起身告辞时，他挽留我，向我示意他不愿意一个人待在家里。就在我俩要分别时，他求我陪他去看在治疗耳疾方面颇负盛名的医生……在我同贝多芬的全部交往中，我未见到过有哪一天能同十一月里这致命的一天相比拟的。他的心坎里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不曾忘记这个可怕的印象。”[辛德勒自1814年起，便与贝多芬往来，到了1819年，辛德勒已经成为了贝多芬的密友。最初，贝多芬对辛德勒表现出了一种高傲自大的态度，并没以朋友相待。
两年后，1824年5月7日，贝多芬在指挥（按节目单上所说是“参与音乐会的指挥”）《第九交响曲》时，全场向他发出一片喝彩声，可是他丝毫听不见。直到一位女歌手拉住他的手，让他转向观众时，他才突然看到全场观众都激动得站了起来，挥舞着帽子，为他鼓掌喝彩。——一位名叫罗素的英国旅行者曾在1825年看见过贝多芬弹钢琴，说他想表现柔和的节奏时，琴键没有发出响声，静寂之中看着他脸部的激动表情，连手指都在抽搐，此情此景，真令人伤感。[瓦格纳在1870年出版的《贝多芬评传》中，对于贝多芬耳聋的事情，有很精彩的描述。
贝多芬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隔绝人群，他唯有在大自然中寻得一丝慰藉。特蕾兹·德·布伦瑞克说，“大自然是他唯一的知音”，是他的庇护所。1815年，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像贝多芬这般喜爱花草、云彩、自然的人。[贝多芬喜欢动物，而且对它们十分怜悯。历史学家封·弗里梅尔的母亲回忆说，她小时候因为贝多芬总用手帕将蝴蝶统统赶跑，而故意让她捉不到。所以她一直都因为这件事怨恨贝多芬。
]他似乎是依靠着这些而生存的。贝多芬自己也曾这样写道：“世界上没有谁能像我这样地喜爱田野……我对一棵树的喜爱要多于对一个人……”——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里，他每天都会沿着城墙溜一圈。在乡间，他更是经常独自散步，从黎明到夜晚，而且不戴帽子，顶着烈日或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啊！——在树林里，我是快乐的，因为每一棵树都在传达着你的话语。——上帝啊，这是多么的灿烂！在树林里，在山丘上，一片静谧——这是奉献给您、供您役使的静谧。”
从大自然中，他精神上的焦虑找到了些许慰藉，但是他却被金钱的忧烦弄得精疲力竭。1818年，他写道：“我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了，可是我还要装出一副衣食无忧的神气来。”另外，他还写道：“第一百零六号作品是在一种紧迫的情形下创作出来的。为换取面包而进行创作真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情。”斯波尔说，他经常出不了门，因为鞋子上裂开了个口子。他欠出版商很多债，而且他的作品又卖不上好价钱。他那支《D大调弥撒曲》在预订时，只有七个订购者（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创作了一些优美、温柔的奏鸣曲，每一支曲子都要花费他三个月的时间，可每支曲子最终只能勉强地为他换回三四十个杜加。加利钦亲王要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号），也许是他最具深邃性的作品，仿佛是用血和泪写就的，但亲王竟一分钱都没付给他。在窘困的生活中，在没完没了的官司里（或是为了得到属于他的津贴，或是因为要保住侄子的监护权），贝多芬的精力几乎要耗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