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动发布信息，维护社会稳定
坚持信息的公开透明和维护公众知情权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要求。“信息成为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的资源，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是以信息为核心价值而得到发展的”。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施拉姆则从信息对于人的重要性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信息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之一，是全世界人民实现自由和尊严所必需的东西。”【美】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可见，对信息的获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人类精神需求和满足的基本方式之一。关于信息的知情权，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到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再到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强调“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保障公民“知情权”在写进了党的重要文件的同时，也成了国家的法律。
作为现代社会公民基本的民主权利之一，知情权的明确提出旨在进一步强调社会公众有权通过新闻媒介及其他手段，知晓和掌握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需获得的种种相关信息。从这一意义上说，大众传播媒介即是公众知情权实现的载体，其对信息传播享有的自由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公众知情权的有效实现。换句话说，大众传播媒介对信息及时、充分和准确的传播是社会公众知情权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政府是事关人民群众的公共信息资源的主要掌控者，是信息公开的主体，特别是那些与民众个体的利益具有接近性或相关性的信息，公众尤为关切。因此，政府信息公开如何常态化、制度化就成了时代的必然要求。
1983年4月，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了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中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经历30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日趋完善，其内容涉及政府的重大事项、重要活动、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如重大突发事件、公共政策、公共服务、政府决策等。广播电视因其传播的快捷成为各类新闻发布会的最佳传播渠道。通过消息报道、滚动报道、现场直播再辅以对信息的解析和评论，极大地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为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施和完善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信息公开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人民的权利，而且是防止流言、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建立互信、维护稳定的必然要求。然而，在当前的信息公开与传播中，仍有一些地方政府或机构设置信息屏障及广播电视等媒体难作为或“不作为”的情况。因此，需要双方从维护法律尊严、尊重新闻规律、满足人民知情权的高度统一思想，继续作出努力。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求加强相关制度和平台建设，把政务信息公开作为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加强监督问责，提高实效，不断增强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充分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决心和努力。
（三）做好舆论监督，辅助政府调查决策
舆论监督是广播电视的一项重要职能。所谓舆论监督，是指公民通过传播媒介表达意见、建议，形成舆论，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及相关人员的言行进行监督，进而影响公共决策和权力运行的一种舆论表达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公民所享有和行使的就是舆论监督权。郑保卫等著：《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舆论监督权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之一，广播电视媒体是人民实现舆论监督权的重要保障，其在为社会公众提供舆论平台的同时，也以“参与者”的身份积极介入其中，如对信息、意见的核实、选择，对其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综合考量，以及对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评估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也是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权的实施主体。
在中国，广播电视担负着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双重责任。这种居中的位置要求它既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又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呼声，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也正因如此，广播电视在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方面负有重要使命，其不仅是社会的“守望者”、“瞭望哨”，同时还承担着进行社会调查，反映社会舆论，进而辅助政府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重任。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舆论和舆论监督在政治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日趋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讲，舆论和舆论监督的活跃，是一个国家政治民主是否成熟的一面镜子和一个维度。当前，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一样，已经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极为重要的两大部分。
舆论监督作为广播电视媒体的重要功能，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早在1950年，中共中央就曾作出过《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的历次报告中，都提出要加强舆论监督。1989年11月，李瑞环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则阐述了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关系。他说：“新闻舆论的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工具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是党和人民通过新闻工具对社会进行的监督，不应仅仅看成是新闻工作者个人或是新闻单位的监督。”转引自赵志立：《危机传播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90页。
在当代，广播电视日益成为党的重要的执政资源和社会进行公共管理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在新媒体的舆论监督既日趋活跃又鱼龙混杂的当代，广播电视既要加强舆论监督的力度和强度，防止被新媒体边缘化，又要提高舆论监督的水平和权威性，防止被新媒体异化和牵着鼻子走。
第三节广播电视与文化建设
作为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社会文化形态，广播电视的传播活动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文化活动，其不仅担负着自我发展自我繁荣的任务，更担负着发展繁荣文化的任务。因此，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如何自觉地发挥好广播电视传播的优势与作用，是当前广播电视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文化是广播电视发展的不竭动力
当今时代，文化作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精神基石，已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它不仅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更是国家和民族自立于世界的身份标志。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讲，文化创造乃是人类超越自然，脱离野蛮，向人生、人性更高阶段迈进的文明生成活动。具体来看，广义的文化与自然相对，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仅限精神文明，是指与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概念，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三个维面。文化的创造显示了人类对于生存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追问和探求，从而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然而，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政治体制下，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也各有不同，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显示出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转型期，是以现代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和人本主义启蒙来塑造国人，并构成现代化主体，这是中国文化转型的主导价值目标，同时它又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建构框架的基本点。参见欧阳宏生主编：《电视传播核心价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与经济硬实力相对，社会文化作为一国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是人类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主要来源，而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改善也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公众的热切愿望。广播电视媒体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它凭借自身强大的文化影响力，给人类文明注入了新鲜而生动的活力，日益影响着现代社会公众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广播电视传播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必然植根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之中，其发展不可避免地与文化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折射出文化母体遗传因子所赋予它的种种规定性。
文化对广播电视传播的影响，源自文化本身的维模与适应原理、优势扩散原理、传播圈层原理。文化本身对原有的文化模式的维护，使广播电视不得不调整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以适应广播电视传播指向的文化圈的需要。文化的维模原理，是指文化圈对外来文化起到一种选择和自我保护作用，当所传播的文化有利于原有文化模式的维护时，便容易被接受，并作为一种新的营养补充到文化机体中；而如果外来的文化对原有的文化模式具有危害或破坏性作用时，便会受到竭力阻止。参见黄匡宇主编：《广播电视学概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事实上，广播电视文化尽管主要以大众文化的身份而出现，但同样也包括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内容。内容多元的广播电视文化不仅能很好达到公众雅俗共赏的要求，还能在满足公众基本娱乐需求的基础上，使他们的文化素养得到积极提升，使他们的思想道德得到正确引领，从而最终提升整个国家的文化竞争力。
伴随着电子技术以及相关科技的飞速发展，广播电视日益成为最有利于传播先进文化、提升大众素质的大众传播媒介，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是成为一种备受公众关注的文化现象，它对人类的深刻影响力也理应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作为一种渗透性极强的文化，广播电视媒体迅速及时的传播特点、生动形象的传播形式、综合多样的传播内容，使其成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性文化，并对大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首先，广播电视自身的发展是依托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共同作用。在电子传媒时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边界开始消失，文化生产本身正在成为最为强盛的经济产业之一。虽然文化、商品、经济利润、意识形态各个环节并非一脉相承，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文化与经济正在前所未有地交织为一体，共存共荣。
其次，广播电视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构成了广播电视文化生存、发展的外围空间。一方面，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者电视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活跃程度；另一方面，电视文化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手段都脱离不了当下的政治、经济环境，这是由其与生俱来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决定的。在当前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广播电视自身文化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的改革变迁而日趋多元。然而，来自政治和经济的限制和制约力量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其强大的推动力影响着广播电视文化的繁荣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事关中华民族复兴的核心问题。广播电视不仅要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己任，更要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最终促进“中国梦”的实现。
二、中国广播电视与多元文化格局
积极探索、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文化需求，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滋养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是当代国家在推动文化发展方面的总体要求。广播电视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承担为文化建设服务的重任，这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必然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现实需求，也是跨文化传播交流的现实需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民主化进程的不断的进步，中国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共生文化格局：
第一，主流文化以体现国家意志、维护社会核心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为己任，以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为价值引导，在各种广播电视文化中占主导地位。中国广播电视主流文化的根本任务是统领整个广播电视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维护民族文化、社会基本道德准则和善恶标准，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主流文化注重从上而下对受众的引导和教化，是广播电视媒体政治属性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