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诵派出的议和主谈是司空同平章事于頔。 本来于頔是应当到河中晋绛暂代节度使的，李诵考虑再三，还是留下了于頔。河中晋绛节度使由京兆尹王权担任，而京兆尹则由许孟容担任。许孟容是个干才，但是由韩大胆罩着京兆地方，干才的用武之地也不是太多。
在舆论上，于相公是坚决反对和谈的人。用于相公和谈，似乎既能给路随及舆论交待，又能让他们绝望。果然，于相公对吐蕃使者的第一句话就是：
“吐蕃为什么要议和？”
当吐蕃使者高谈阔论了一通神的意旨和赞普的慈悲心肠，吐蕃上下对和平的热爱后，于相公冷冷地抛出了一句：
“既然如此，那贵国二十二年前就应当和我国会盟了，为什么二十二年前贵国劫盟呢？”
吐蕃使者来之前确实是狠做了一番功课的，当即回答道：
“那是因为当时的大相尚东赞大人自作主张，而且大唐先帝没有履行对大吐蕃的承诺，割让北庭、伊西给我国。”
于頔问：
“我大唐为什么要割让两地给吐蕃呢？”
吐蕃使者：
“因为大吐蕃帮助大唐从叛军手里收复长安。”
“你们帮了多少？”
“……，于相公，我们还是谈谈眼前的事情吧。”
于頔对二十二年前的事情不依不饶，道：
“既然是尚东赞自作主张，那么就请贵国用尚东赞的首级表明诚意吧！不然，本相公怎么向二十二年前死去和被俘的官员将士交待？”
双方第一次会谈不欢而散，不过吐蕃使者胸怀广阔，锲而不舍，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终于在淮西传来发生饥荒的消息的时候，双方达成了一致。吐蕃放回历来扣押的唐朝官员，割让四州之地供奉金钱若干给唐朝，双方罢兵议和。这个条件比吐蕃原来的条件高出了一倍，唐朝也就放弃了把尚东赞的尸骨挖出来割下脑袋的要求。
五月初，根据要求，双方各自退兵三十里，除了边防堡垒外，唐军吐军主力后撤。唐朝派遣祠部郎中徐复出使吐蕃，同时扣押下了吐蕃的副使以及一半的随员作为人质。当于頔把结果报告给李诵的时候，李诵惊讶了半天，十九世纪之后的中国人实在想象不到自己国家会在谈判桌上强势到这种地步。李诵想说，我为自己是大唐皇帝而自豪。
不过远在淮西的吴少诚却不这么想。吴少诚恨死了大唐皇帝。也恨死了大唐皇帝的太子。 本来太子出潼关的目的是巡视江淮旱情。不料韦丹遇刺后不久，天降甘霖，旱情缓解，太子也就顺理成章留在了洛阳。留在了洛阳也就算了，太子还频频出洛阳视察各镇。洛阳附近的驻军也太子宣慰了个遍。据说太子在乌重胤那里非常露骨的说出了“王师南下，荡平贼寇，澄清玉宇”的豪言壮语。这几个月下来，王师重入中原已成定局。
由于安黄、陈许、山南、鄂岳、金商等镇的严密防守，淮西在每年春天的例行劫掠尽管加大的规模力度，成效反而不如往年。在周围十几万大军压境的压力下，淮西的粮食不得不保证军队，而且军队不但没有缩减，反而扩充了两万人。淮西现在几乎是一户资一兵。于是，几年不见的饿死人现象在淮西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户潜逃在淮西出现了。而且舆论对淮西也越来越不利。
虽然新任节度使李庸和大都督府长史韩泰先后到任，韦丹遇刺的案件却迟迟没有侦破。李庸和韩泰最大的贡献是迅速稳定了淮南的局势。李庸现在已经开始调集工程队和民夫继续韦丹未竟的事业——开塘了。历史上，这两口塘本来应该由李吉甫完成，一个名字叫固本，一个叫富民。
事实上，自从刘昌裔到了洛阳，韦丹的案子的侦破就有了眉目。但是侦破却故意地被延缓或者说中止了。而朝野的舆论都把目标指向了淮西。理由很简单，吴少诚的目标是劫掠淮南，而偏偏就在他想东进的时候，韦丹遇刺，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就是傻子也能想到是怎么回事。
而韩泰在扬州的调查显示，韦丹遇刺前查的一个大盐商的幕后老板正是淮西，这个消息被一个叫牟介的淮南小官透露给《今春秋》以后，朝野愤怒的口水滔滔不绝地喷向了淮西。淮西方面的否认被认为是故意的掩饰。其实吴少诚真是冤枉无比，他相信实力决定一切，根本不屑做刺杀这种事情。但是看起来这个黑锅他是不得不背了。
放眼大唐，谁喜欢搞歪门邪道，李诵心里很清楚，刘昌裔的调查不过证实了他的想法。只是如果把结果公布出来，陷入被动的会是朝廷。待到削平淮西，时机成熟，李诵自然会去找罪魁祸首算账。但是这一片苦心，有人理解吗？
起码年轻的白居易不理解。白居易三十多岁，正是血气方刚，事业心最强的时候，敢于任事，敢想敢说。由于本身兼着翰林，太子在洛阳的机要都由他和崔群服负责，因此知道许多机密事情。白居易对朝廷，对李诵遮遮掩掩，拖拖拉拉的态度非常不满，甚至可以说是异常愤慨。十天之内，接连三次上书，严厉批评皇帝和执政的拖延侦破速度，故意放纵凶手的恶劣行径。由于白居易和《春明外史》的密切关系，导致了舆论的哗然。盛怒之下的李诵问李吉甫怎么办？
暴怒的李吉甫道：
“贬。”
李诵问李绛怎么办？
李绛慢条斯理地说道：
“贬！”
不管那个时代，政府的威信都是不容挑衅的。不管是李诵，还是李吉甫，甚至以待人温和著称的裴垍、李绛都不能容忍白居易破坏朝廷大计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李诵在内阁会议上说：
“愚蠢的清醒，不如聪明的糊涂。”
其实一个人的命运往往由自己的性格决定，比如白居易就是如此。李诵不想见到只想写闲适诗的白居易，就对白居易的直言敢谏，嫉恶如仇的性格加以了保护，甚至可以说是纵容。有时候白居易的话说过分了，李诵也只是微微一笑。两年多下来，白居易说话的胆量直追韩愈。不过韩愈现在在长安久了，也到了一定的高位，毕竟老成了许多，知道李诵的想法和难处，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白居易还是年轻埃
年轻不是不负责任的借口。既然朝廷不会有错误，那么总要有人来承担错误。白居易兼着左拾遗，上书激谏是职责所在，不能说他越职言事（元和八年，任东宫赞善大夫的白居易因为武元衡遇刺，上书激谏追捕凶手，被宦官以越职言事贬江州司马），就只能说他妄自揣度了。
五月，因为白居易言论失当，妄议君父是非，贬白居易湖南永州司马。历史上柳宗元做过的官。诏书责令其立即动身。白居易不得不放下正在筹办的《时闻》，怀着满腔悲愤往湖南去了。临行前崔群抽出时间给他饯行，席后颓丧的白居易长叹“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诗歌传出以后，舆论一片同情，但是李诵的评价是“顾影自怜”。白居易被贬后，王涯随即被派往洛阳，辅佐太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