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职业技术教育建立的背景
首先，是中国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自明清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人才的保障，近代职业技术教育正是在近代大工业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和经济发展最为密切的新的教育形式。
其次，是国家自强抵御侵略的客观需要。19世纪40年代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枪炮威逼下，清政府不得不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洋务派为了“自强求富”，先后兴办了一批制造枪炮、船舰和弹药的军工厂，为了满足新式军事、科技人才和熟练工人的需要，建立了军事技术学堂、武备学堂，创立了电报、铁路等实业技术学堂。在洋务运动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工战不如学战”的主张，认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欲任天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朝野各界人士一致认识到创办农、工、商、矿学堂，大力开展农、工、商业，是振衰起微的重要手段，从而大力提倡职业技术教育。
再次，是一大批教育界和实业界有识之士大力推动的结果。从早期的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到甲午战争之后的维新派，再到晚期洋务派的张之洞，实业界的张謇，再到辛亥革命后的黄炎培、蔡元培、蒋梦麟等，无不为中国近代职业技术教育走向制度化、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从近代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产生形成的过程来看，它反映出与大机器工业生产相联系、以学校教育为形式、以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为内容、以培养初中级专业人才为主的职业技术教育的本质特点。它的发展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初步确立期（鸦片战争时期至民国初年）
在这个阶段，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和洋务派为代表，这是一场典型的防卫性自强运动。以洋务派为典型代表，其绵延三十多年的洋务思想起到催化中国传统教育解体和新式教育诞生的作用。他们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导思想，引进西方语言知识、科技知识，倡导实业教育，动摇了“道本器末”的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和教育根基，拉开了近代中国文化变异和教育变革的序幕。
（1）兴办职业技术教育学堂。
作为中国新式学校先声的，应属1862年由总理衙门奏设的京师同文馆，该馆主要培养翻译与办理外交事务的人员。而在工业技术方面，新式学校应首推1866年由左宗棠奏设的福州船政学堂，该学堂专用于培养国防所需的造船、驾驶技术人员，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具有实业教育性质的一所新式技术学堂。随后，洋务派又开设了一系列类似的实业学堂，如1867年开设的福州电气学塾、1885年由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工艺学堂、1896年张之洞准许设立的高安蚕商学堂等。
1893年，张之洞创办了“自强学堂”。甲午战争之后，张之洞又在湖北大规模兴办新式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和国民教育，创办了“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
（2）建立仿日的近代职业技术教育制度。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产生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定的学制体系。其中规定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职业技术教育（当时称为实业教育）制度，其分为三级：简易实业学堂学制2年，中等实业学堂学制4年，高等实业学堂学制5年。在普通学堂中开设实业科，相当于现在的劳动技术课。
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重新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更是明确地提出了唯实教育，它把实业教育分为3级3类。3级为：初级实业学堂学制4年；中等实业学堂学制5年，分为本科（相当于现在的大专）和预科（相当于现在的职业高中）；高等实业学堂学制3～4年。3类为：正式实业学堂、补习实业学堂和实业师范。
（3）实业教育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早期洋务派教育家们已有了实业教育思想的萌芽，而以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最典型，其中郑观应形成了较完整的实业教育思想体系。改良派一方面宣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实践和制度情况，一方面勾勒中国的实业教育制度蓝图。甲午战争后，中国掀起实业救国热潮，各阶级各派别围绕建立实业教育制度这个目标，批判封建教育的不切实用，继续提倡学习西方及日本的实业教育，在“商战”不如“学战”的口号下，提出了中国实业教育制度轮廓。实业教育制度确立后，晚清政府和民初政府都以“尚实”或“实利主义”为教育宗旨，实业教育的种种具体问题成为讨论重点，先进人士则开始反思实业教育实践脱离生产生活的问题，这些成为实业教育思潮的主要内容。而张謇以实业教育思想体系的完整和实业学校教育实践的成功，成为实业教育思潮的代表性人物。
（4）对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宣传。
在甲午战争前，以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早期洋务派和一批西方传教士为代表，对西方职业技术教育理论进行了宣传介绍。他们大多有海外生活经历，目睹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职业技术教育状况，因而他们对西方职业技术教育的介绍很有说服力。重要的有丁篷良的《西学考略》、李提摩太的《七国兴学备要》、花之安的《泰西学校论略》和《德国学校论略》、林乐知的《文学兴国策》。甲午战争后，对外国职业技术教育的介绍首先集中在对日本的宣传上，代表著作有张之洞的《劝学篇》、夏偕复的《学校当言》、罗振玉的《日本教育大旨》和《扶桑两月记》、梁启超的《教育政策私议》、缪荃孙的《日游汇编》等。著名刊物《教育世界》《教育杂志》也发表了一大批关于日本职业技术教育的文章或资料汇编。
2.第二阶段：发展时期（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
受中国传统重道轻艺观念的影响，技艺工匠根本没有社会地位。因此，人们都以升入普通中学为荣，即使进了职业技术学校，也仍然考虑着普通教育。这种观念严重影响了职业技术学校的办学方向，使职业技术教育失去特色。此外，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存在着严重脱离生产生活实际的弊端，在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领导和推动下，掀起了一场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
（1）实用主义职业技术教育思想的推广。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他的教育思想也多方面地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潮。他在中国极力宣扬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在教育界掀起了平民教育思潮和运动，黄炎培、邹恩润等也积极宣传平民主义职业技术教育。杜威反对把职业教育与文化教育对立起来，而应着眼于人的发展。中华职业教育社诸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也强调职业技术教育并不仅仅是解决生计问题，也要注重人格的发展。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19世纪以来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思潮主张实用的精神高度吻合，这也是我国职业教育界十分自然地接受杜威思想的根本原因。
（2）建立仿美的近代职业技术教育制度。
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发展，而实业教育实践却出现了严重脱离社会生产、生活的弊病。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教育家们，为克服这种弊病，满足资本主义发展对工商业实用人才的需求而大力提倡实用主义，批判实业教育的不切实用，进而否定实业教育制度，宣传美国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陆费透、顾树森、蔡元培、蒋梦麟、穆藕初等著名人物都主张在中国建立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并在1922年确立了壬戌学制。
壬戌学制整个渗透着要求职业技术教育紧密联系中国经济和生产发展、人民生计的精神，显然是继承了癸卯、壬子、癸丑实业教育制度中“实用”的思想。
（3）对欧美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的宣传。
民国时期，国内对国外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的介绍重点转向了欧美。在壬戌学制颁布前，蔡元培、蒋梦麟、黄炎培发表了一批欧美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的文章，顾树森通过江苏教育研究会出版了若干本专著，朱景宽译了《职业教育论》，各类教育杂志几乎每期必有对外国职业技术教育的介绍。此外，还有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教育丛书，顾树森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德国职业实施法》《德国职业补习学校概况》和《柏林职业指导总局概况》，王文培译的《青年职业指导》，杨鄂联、王长平编译或译的《实业教育》和《工业教育》等。
3.第三阶段：完善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中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职业技术教育脱离社会生产、生活的弊病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要求重新提倡重视职业技术教育，调整职业技术教育制度的呼声又汇成强大潮流，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和理论的中国化取得了可喜成绩。但由于社会动荡，这个过程没能持续下去。
（1）对仿美职业技术教育制度的修订。
1932年，在民国政府引导下，把中等教育问题作为讨论重点，扩大职业技术教育，限制普通中学成为一致选择。1932年，通过了蒋梦麟、胡适的《修正中小学教育制度》案，停止综合中学制，取消分科制选修制，职业学校也与中学分开单独设置，致力于培养初中级技术和管理人才，努力沟通职业技术教育与建设部门的联系；职业技术教育要因地制宜设置学校及专业，重视实践；建立职业技术学校、职工补习学校、职业指导与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有机结合的中国式职业技术教育模式。这个模式虽然经历抗战、解放战争，在战争动乱的环境中无法得到足够的实验，但其影响却延伸至1949年后，直到今天。
（2）对“教育救国论”的批判。
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出于不同的利益，对职业技术教育的作用有不同的认识，存在不同的期望。清末地主阶级希望靠职业技术教育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以维护封建统治；资产阶级从早期改良派到维新派再到革命派，都把职业技术教育作为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具；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恽代英、杨贤江等都很重视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正是各阶级派别都能承认并发生共鸣之处的原因，尽管利用这一工具所求达到的目的有所不同。把职业技术教育功能的信仰推向极端的是近代资产阶级，他们相信依靠职业技术教育可以救国。这一观点引导人们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恽代英、杨贤江已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批判，但是他们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十多年前共产党人对职业技术教育本身功能的否定。陈独秀把职业技术教育列为方针，恽代英主张在初中等教育阶段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杨贤江也研究职业技术教育理论，并提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主张，在各解放区都有开办职业技术教育的实践活动。
（三）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
中国近代职业技术教育产生于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因而中国近代职业技术教育有着自身的独特性。
1.政治性
近代中国人将职业技术教育作为救国救民的重要工具，清末就提出了“实业救国”口号，《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中有“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中也提到，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1925年年底，黄炎培又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该理论是对“职业救国”论的发展，但当这一理论也无法使职业技术教育走出困境时，黄炎培等人才逐渐认识到职业技术教育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职业救国”论便被放弃了，职业技术教育的政治色彩也逐渐被淡化了。
2.特色性
无论是没落的清王朝，还是新兴的民国政府，对于兴办职业技术教育都有着十分明确的目的。从挽救清王朝的命运，到振兴实业、富国裕民，从培养洋务事业急需的人才，到与列强抗衡、立足于为开展“商战”而储备人力资源，近代的有识之士始终认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足以富国强民，足以挽救民族于危亡。
回顾整个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历史，“求实”“务实”之风贯穿始终。与之同时，政府高度重视，学部（教育部）定期视察，“以防虚冒”，指派专人调查核实，写出详细、准确的调查意见。各省纷纷制订结合当地实际的开办计划，且往往由省城率先举办，以树立风气，带动地方。各项政策和措施都有组织、有计划、有指标、有期限、有督促、有检查，为职业技术教育的一度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引进性
中国近代职业技术教育不是中国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西方引进的。19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的师徒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职业技术教育，但这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学校职业技术教育。中国第一批职业技术教育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等的教育内容大部分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担任教学的也都是外国人。近代第一次颁布的新学制是仿照日本的学制制定的，黄炎培等人所宣传并推广的职业技术教育理论是借鉴美国的。所以，周予同先生说中国现代（近代）教育的进展完全为外烁而非内发的，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开端的职业技术教育就更是如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