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同为“语境主义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的是社会历史语境，尤为关注叙事作品的“政治性”生产过程。作为将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文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源于美国学者苏珊·兰瑟（Susan S.Lanse）（1986：341-363）于1986年在美国的《文体》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宣言性质的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在这篇论文中，兰瑟首次使用“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并详细系统地阐述了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女性主义叙事学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将叙事学的结构分析模式用于女性主义批评，从而拓展、改进和丰富女性主义批评；第二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女作家的作品为依据来建构叙事诗学，从而使叙事诗学性别化和语境化。研究方法是把性别和叙事话语相结合，通过聚焦于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叙事结构，达到改造脱离语境、男性化的叙事诗学的目的，从而改变女性边缘化的局面。兰瑟于1995年在美国《叙事》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将叙事性别化》，探讨了叙事者的性别与叙事文本主题意义的关系。她认为“我们可以对任何叙事作品的性别进行一些非常简单的形式描述”，叙述者的性别可以是有标记的（marked），也可以是无标记的。如果有标记，就可以被标记为男性或是女性，抑或在两者之间游移。虽然在异故事叙述（即第三人称叙述）的文本中，叙述者的性别通常没有标记，然而在多数长篇同故事叙述（即第一人称叙述）和几乎所有的长篇自我故事叙述（即“我”为故事的主人公）的文本中，叙述者的性别是明确无疑的……我们可以根据性别标记和标记性别的方式来区分异故事叙述和同故事叙述的作品。通过这种性别标记和标记性别的方式，女性主义叙事学企图建构叙事作品共享的叙事诗学。真正意义上研究“叙事性”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应该始于露丝·佩奇（Ruth Page）。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文学与语言学视角》中，佩奇从语言学的角度，结合五部叙事作品，试图考察性别与“叙事性”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在佩奇（2006：25）看来，叙事性“在关于所谓地位的问题中处于中心地位”。佩奇对经典叙事学家的“性别化的叙事性”论调颇为不满，即性别化的情节与“叙事性”有着密切关系：男性化的情节有较高的“叙事性”，而女性化的情节则有较低的“叙事性”。佩奇认为，对“叙事性”的感知可以理解为文本内的语言特征与文本外的超语言特征之间的复杂关系，叙事性的高低与性别关系不大。
1.3.2 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方向：跨文类、跨媒介和跨学科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文本为导向的经典叙事学向以语境为导向的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向，后经典叙事学不仅在文学批评领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如华莱士·马丁（Wallace Martin）（1985：15）曾断言，叙事学“已经取代小说理论而成为文学研究主要关心的一个论题。”三年后，詹姆斯·费伦（1989：xviii）对于叙事学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又指出叙事学“正在占据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心位置”。更是在不同地域、范畴和研究方法上出现了“跨界”的发展走向，跨文类、跨媒介、跨学科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热搜词。对于此发展态势，美国著名叙事学家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2008年在《先驱思想》（L'Esprit Createur）杂志上撰文指出：“具有悖谬性质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语言学转向而来的叙事转向，不但是叙事学影响日益增强的症候，是叙事学为所有文本、客体、事件、知识产业、科学领域提供分析工具和参照点的症候，同时也是叙事学这门学科衰落的症候。”（注：此处借鉴尚必武在《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中的译文。）（115-123）但叙事学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愈加繁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跨文类、跨媒介和跨学科的一种新的发展态势。
就文学叙事而言，叙事作品的类型是种类繁多，形式各异的，例如，有神话、寓言、童话、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史诗、抒情诗、传记、喜剧、悲剧、正剧等。在传统的文学叙事中，每个文类的文学叙事作品似乎为了秉持文学范式的纯粹，一种文学类型和另一种文学类型之间往往保持着清晰的界限，显得井水不犯河水。这种对形式的坚持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开始有所改变。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规范其主义，竭力抹杀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界限。这一思潮不仅给文学创作带来拼贴、碎片化、零叙事、元小说等后现代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创新，也把“跨界”这一理念引进文学书写。2005年，由威利布莱克韦尔出版社（Wiley Blackwell）推出的国际上首部《当代叙事理论指南》（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中题为“修正与创新”的第二部分，共有八篇文章探讨文学叙事中的新（次）文类，如理查森·沃霍尔（Richardson Wharhol）的《超越情节诗学》聚焦于20世纪先锋派小说中各种偏离传统的叙事进程，埃玛·卡法拉诺斯借鉴普洛普和托多洛夫的功能分析方法，提出了一个叙事发展的五阶段模式，并采用这一模式分析了爱伦·坡（Allan Poe）的《椭圆画像》，揭示出同样的事件在整个故事和嵌入故事中如何导致不同的阐释；罗宾·沃霍尔（Robin Warhol）研究“不能叙述的”因素，她区分了四种不能叙述的因素，并揭示了好莱坞如何通过打破这方面的形式规约和社会规约，逐渐生产出“新叙事”电影。可见，后经典叙事近年来较为关注偏离规约的叙事现象、新的叙事（次）文类，以及以往被忽视的叙事现象和叙事文类。面对现有的结构模式所无法涵盖的叙事现象，学者们会提出新的概念或建构新的模式来予以描述和分析，这是对叙事诗学的发展和补充。申丹（2006：95）指出在将已有的概念运用于新的叙事文类时，也往往会赋予其不同的重点，强调叙事结构在该文类中的不同意义。这也是我国叙事理论界可以借鉴的一种发展趋势。
2005年，德国格鲁特（Walter de Gruyter）出版社推出了《超越文学批评的叙事学》（Narratology beyond Literary Criticism）一书，它的副标题是媒介性（Mediality）和学科性（Disciplinarity）。2008年5月，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召开的“叙事学国际会议”上，“文学叙事研究协会”正式更名为“国际叙事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Narrative）。删除“文学”一词，体现了媒介上的跨越，叙事学研究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叙事，而是囊括各种媒介的叙事。2008年8月，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跨媒介叙事”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召开。后经典叙事学这种关注不同媒介和非文学领域的“跨媒介”发展走向源于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的异军突起，学者们的视野从文学向各种其他文化领域和文化媒介拓展。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拓展的势头有增无减。电影、音乐、歌剧、法律、古典器乐、数字化叙事等均进入了研究视野，这大大拓展了研究范畴，提供了不少创新的可能性。（申丹，2006：95）随着研究视域的不断扩展，后经典叙事实现了由过去只专注文学叙事的一门叙事学向关注不同媒介叙事的多门叙事学的变化，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叙事学从单数走向复数的发展过程。后经典叙事学的复数性体现在它揭示了运用于不同媒介或领域的不同叙事规约，还根据不同媒介和领域各自的叙事特点，对传统结构模式作出了改造和补充。
后经典叙事学“跨学科”的发展态势主要体现在不少叙事理论家从新的角度切入一些叙事现象，拓展了对叙事运作方式和功能的认识，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托恩堡（Joanna Thornborrow）和科茨（Jennifer Coates）（2005：1）两位学者认为：“叙事研究不再是文学的专利，而是社会语言学、社会人类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多门学科语境的研究课题。”在《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一书的前言中，赫尔曼指出，叙事理论在借鉴了女性主义、巴赫金对话理论、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学、历史主义、修辞学、电影理论、计算机科学语篇分析以及（心理）语言学的诸多方法论和视角之后，一门叙事学（Narratology）实际上已经裂变为多家叙事学（Narratologies）。“跨学科”的研究有意识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批评视角和分析模式，无疑更新和扩展了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范畴，带来了新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