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形式和叙事的创新性解构，元小说有强烈的自反意识，在展开小说的编写手法时以叙事性话语和批评性话语交融的方式揭示自身的虚构性。在大多数元小说作品中，小说家都明确表示自己是在虚构，所谓的“历史”不过是真实与虚拟的混合体，因为作品中的一切都出自小说家的笔，所有故事和人物的命运都由他来掌握。这种自反意识使元小说有意强调作者的媒介作用和写作技巧，故意地、系统地强调小说作为人工制品的地位，将叙述与自我评价融合为小说的基本构成方式。在叙述故事的同时，不仅考察叙事作品本身的叙事特点，而且探索文学作品外部世界的可能虚构性。在创作元小说时，小说家通常使用一种元语言，这不是我们用来描写非语言事件、某种情形或物体的语言，而是用来描写、分析另一种语言的语言。随着关于社会和文化的自我意识日益增长，对语言和经验的独立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语言只是消极地反映一个连贯的、有意义的客观世界的观点再也站不住脚了。它自己就能产生意义。语言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确定的和被规约控制的。元小说作家们就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这种语言体系与小说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揭示他们以往一些习惯性做法，如有意识使用的文学语言，精准确切地表现人造产品特征的写作习惯，暴露现实中危机感、异化感的书写方式等的落伍和与时代脱节，来证明正像使用艺术之镜直接反映假定为一个实体存在于表征系统外的人性一样，用元语言来揭示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善恶也能获得同样的效果。
2.3.2 《五号屠场》的元小说叙事形式
根据元小说的基本特征判断，《五号屠场》是一部关于如何写这部小说的小说。小说第一章，作者就回忆写作这部小说的艰辛历程，“我真不想告诉你们这本小说花费了我多少金钱，多少心血和时间。（4）”并在小说第一句话告诉读者“下面的这一切基本上是实情。（3）”接着作家冯内古特说明自己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睹了战争的暴行。作为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目击者和幸存者，作者决心写一部反战小说。为了写这部反战小说，作者曾于1967年又一次回到德累斯顿，并大费周章地寻找自己在二战期间的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来一起回忆那场把整个德累斯顿炸为灰烬的大轰炸。在第一章的最后，作者下断言说这部小说是个失败，并提前公布了这部书的开头和结尾：
“书的开头是这样的：
听：
毕利·皮尔格里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
书的结尾是这样的：
普——蒂——威特？”
作为一部元小说，《五号屠场》的作者冯内古特通过在小说开端就道明写小说的意图、过程和结果，一方面为自己在叙述小说的同时为自我反省留出可能，可以让自己批评式话语任意地穿插到所写小说的叙事性话语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另一方面是在向读者发出邀请，邀请读者和他一起回顾德累斯顿火焰炸弹轰炸这一历史事件，从侧面参与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中来。
在构成小说《五号屠场》的十个章节中，冯内古特假托的作家雍永森总共出现了三次：第一章、第三章和第十章。第三章的出现可谓一笔带过，好像是硬塞进小说的字里行间，为了提醒读者这是一本元小说而故意为之。第十章中雍永森评价541号大众星上关于“不管我们有时似乎死亡到什么程度，我们将永远是健在的（161）”的理论说“我对此却并不过分高兴。”，因为人都活着这地球肯定会有问题，正如当看到一个小册子上说“在2000年以前，世界人口的总数将翻一番，增至70亿。”时，雍永森所给出的评语是“我想他们那时的生活都不会好的。（162）”这句评语应该是作家冯内古特托雍永森的口说出的唯一一句批评性话语。第一章中，冯内古特以雍永森的人物身份出现在小说中，以超然、冷漠的语气、不作任何评论地回忆二战和德累斯顿大轰炸，并讲述了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我认识的一个人因为拿了别人的茶壶而真的在德累斯顿被枪毙了。（3）”雍永森没有说这件事公平与否，批评性话语在这里是缺失的。在整本书中，这件事在以毕利·皮尔格里姆为主人公的故事中被重复了很多次。在书的结尾，第十章，这件事又被提起，“那可怜的老中学教员埃德加·德比从这儿的一处地窖里拿了一个茶壶被逮住了。他是在犯抢劫罪的名义下被捕的，审判以后就被枪毙了”。最后作家除了为读者提供了埃德加·德比拿茶壶的地点，和他被枪毙的罪名这些新信息，就让毕利对此事做了一个简单的评论，“就这么回事”——这个毕利从541号大众星生物那里学来的评论。显然，《五号屠场》作为元小说，作家冯内古特在小说中的批评性话语缺失得厉害，和多丽丝·莱辛在元小说《金色笔记》中借助主人公安娜之口陈述出自己对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和跨界小说的看法无法等量齐观。《五号屠场》的元叙事性表现得不充分，从整体上弱化了这部小说后现代主义指涉：揭露自身虚构性这一典型特征；并且从第一章作者点明这是本元小说后，就开始一心一意叙述毕利的时间旅行，期间，作者的两次出现也只是为了让读者相信：战时他就和毕利在一起，他的故事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其内容是真实的。综上所述，充分说明了冯内古特的这部小说只是挂着“元小说”的形，而行“现实主义小说”的实，再次印证了这是本明显具有现实主义转向的“跨界”小说。
2.3.3 非线性叙事结构——历史性书写
如果说《五号屠场》中的艺术创作技巧——“元小说”只是让这部小说具有了表面上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无法真正地诠释它的“跨界”本质，那么它的非线性叙事模式和任意循环的语言结构可以说毫无疑问地展示了冯内古特这一当代著名作家的后现代主义思维。美国文论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曾经说过，“必须先将对历史的理解看作是一种语言结构，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价值。历史是一堆‘素材’，而对素材的理解和连缀就使历史文本具有了一种叙述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的深层内容是语言学的，借助这种语言文字，人们可以把握经过独特解读的历史。（王岳川，1999：202）”《五号屠场》作为一部反战作品，展示了作家冯内古特对历史的严肃思考和深刻反思。冯内古特通过把真实的事物和想象的事物进行比较对照，通过让虚构的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出场，使历史事件成为虚构世界里的热议主题，揭示了作家对历史、战争、人性的人道主义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