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的碑版以造像记为代表，而造像记中尤以龙门造像为典范。其中以《龙门二十品》为精品。二十品中又以杨大眼、孙秋生、始平公、魏灵藏四家为最佳，世称龙门四品。“北魏著名的碑版有《张猛龙碑》、《贾思伯碑》、《杨翚碑》等。北魏著名的墓志有《张黑女》、《李超》、《刁遵》墓志及《石门铭》等，它是北魏墓志的杰作。东魏著名的碑志有《李仲璇碑》、《程哲碑》、《高盛碑》、《敬显隽碑》、《司马升墓志》等。”（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58~60页。）其中的《张猛龙碑》和《张黑女》在现代书法界仍旧广有影响，临习者甚众。魏碑书艺成就极高。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曾说：“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注：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826页。）当代学者已经关注到石刻和传播的独特关系，并在实用论和艺术论的高度对此作出了概括：“石刻与传播，这两个事物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实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告示类碑刻记载的传播的是当时的社会信息，起到的是一种广而告之的目的，是一种社会大众共享的行为，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从碑文又能够看出当时的社会风俗习惯、人文地理等，可以说，一些特殊的碑刻起到传播信息的作用，即石刻传播是一种特别的早期信息传播方式。”（注：王君知：《中国早期的石刻传播——以永州碑刻为例》，《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第241页。）北朝石刻呈现出一种与北地风尚强烈的互动性。由于宗教传播的内在推动力作用，北朝石刻书法覆盖力较强，广泛分布于北方地区。中国的北方一向是教化力量较为强大的区域，碑刻在政治实用的基础上也一直维持着一种美学化的传统，中国古代的实用政治和美育理想几乎难以分割，并一直沿着一种混合与交织的路径发展。同时，石刻的档案学意义十分明显。王君知认为：“石刻，作为一种早期的传播媒介，虽然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或者说其在一定空间上起到传播的作用，但其千年不磨的特性，却让其在时间的延续上继续起到不可小视的作用。它是上传下达的政治工具，是民间事件档案的记录者，是持续道德文化传承的无声传播人，是联系其他社会系统的纽带，是重要的信息传播者，促进了文明的进步。石刻时代作为早期重要的一个时代，记录下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发展。不论其是作为命令禁示，还是告示通知，抑或是事件记载、宗教组织、地名指示等的内容，都是一份珍贵的档案。”（注：王君知：《中国早期的石刻传播——以永州碑刻为例》，《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第245页。）北朝由于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其石刻一直有道德律、美育以及档案学的诸多含义。
北朝遗存大量珍贵的石刻，大多为无名书家作品，不但数量之多，而且分布也较广。在山东、河南、辽宁等省，广阔的地域里书写这么多的碑版，这决不是少数人的书风问题了，应看作当时社会的产物，并反映时代的面貌。北碑中流传最多的当推魏碑，故魏碑在历代碑版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以河南洛阳为大宗；其次是山东省内的泰山、铁山、冈山、尖山、薤山诸崖刻经。云峰山、天柱山、太基山、百峰山等题刻。另外，由于南北朝最盛行信佛，所以除立碑之外，还大造佛像，如洛阳龙门、山西云岗、河南嵩山等等，甚至连小地方也时有发现，大的如山西云岗大佛、龙门大佛，小的只有手掌那么大小的佛像，并刻有佛像说明，叫做造像记。所以，将碑碣、墓志、造像记等都叫做刻石。（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62~63页。）
魏碑书法在用笔、体态和风格上为唐代碑刻楷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碑刻不仅促进了书法的传播，还丰富了书法的技法、流派和风格。从对后世影响的情况看，魏碑书法的价值甚大。加拿大学者英尼斯认为：“一种传播媒介的长期使用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被传播的知识的特性，并且认为，它的普及性影响终将创造一种文明，在这种文明中，生活及其变动性将变得非常难以维持，一种新媒介的优势将成为导致一种新文明诞生的力量。”（注：[加]英尼斯：《传播的偏斜》，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43页。）魏碑书法丰富的运笔内涵以及自由的书写气度都成为一种值得后人关注的书法学现象。仅以笔法而论，北碑中出现了大量方笔类的书迹，这类书法笔画方正，犹如刀削斧凿，气象峥嵘，但此类书迹结体凝整，颇具装饰意味，其中以洛阳的龙门石刻为典型。《龙门二十品》中的书迹多属此类，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圆笔类书迹。此类书法作品笔画多呈圆形，部分略带方意，结体飘逸，延展自如，如郑道昭撰写并题刻于北魏宣武帝永丰四年（511年）的《郑文公上下碑》以及《石门铭》即属此类。北碑中的第三类笔法则为方圆掺杂类其中不乏《张猛龙碑》、《张玄墓志》、《贾思伯碑》、《元显隽墓志》这样的佳作。这种碑刻书迹的风格属于隶楷相间的书体，方笔与圆笔兼备，运笔不受拘束，洋溢着自由活跃的气氛。（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64~65页。）隋朝国祚较短，而书法则承袭魏晋与六朝余风，碑刻书法综合了南朝和北朝的优长，具有高度的混合性风格。杰出的碑志有智永《真草千字文》石刻、《龙藏寺碑》，此外，隋朝墓志书法如《美人董氏墓志》等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66页。）
唐代书家辈出，流派纷呈，名碑极多，其整体的书法水准之高为中国其他任何朝代所无可比肩。唐人的碑刻书法也加入了很多新元素，唐太宗即开创了用行书入碑的先例。唐代还出现了一批写碑高手，李邕一生曾撰碑八百篇。《旧唐书·李邕》载：“初，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赉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中·文苑中·李邕》卷一百九十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43页。）杜甫《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记载此事：“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各满深望还，森然起凡例。萧萧白杨路，洞彻宝珠惠。龙宫塔庙涌，浩劫浮云卫。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计。眄睐已皆虚，跋涉曾不泥。向来映当时，岂独劝后世。丰屋珊瑚钩，骐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注：[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杜甫七》卷二二二，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357页。）书碑之风在唐代帝王中很流行，唐太宗亲笔书写的碑刻《晋祠铭》、《温泉铭》就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行书碑刻。武则天曾书有《升仙太子碑》，此碑亦为中国女性书碑的首创之作。现传唐玄宗的碑刻也有数通。（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68页。）初唐的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皆有碑版传世。“如欧阳询的《皇甫诞碑》、《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碑》、《房彦谦碑》、《化度寺碑》、《千字文》、《姚辩墓志》、《宗圣观记》等。”（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68页。）
虞世南的代表作传世很少，仅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草稿》等。褚遂良的代表作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等。薛稷的代表作有《信行禅师碑》、《升仙太子碑题名》、《涅槃经》等。其他的还有颜师古《等慈寺碑》、殷令名《裴镜民碑》、赵模《高士廉碑》、殷仲容《褚亮碑》、《马周碑》、李冶《万年宫碑》、《圣教序记》、《周护碑》。王知敬《李靖碑》、敬容《王居士砖塔铭》、欧阳通《道因法师碑》、《泉男生墓志》、高正臣《明征君碑》，以及《昭仁寺碑》、《孔颖达碑》、《段志玄碑》等。这些海内外闻名的书家和佳作，笔法遒劲精密。（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68~73页。）
中唐碑刻书法突破初唐时的拘谨局面，字态肥厚，契合唐玄宗崇尚的丰腴书风。颜真卿、李邕、苏灵芝都崇尚丰腴美，以颜真卿尤为最突出。唐代碑刻书法的形制多样。“唐代近三百年间，丰碑巨碣、造像、墓志，经幢等石刻无止千万，今所知仅墓志有两千余种。至于造像、刻经不可胜数，仅龙门、唐人造像即有千余种。”（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80页。）明清时期出土的唐代的碑志已然很多，近代出土的唐碑约有四五千件。（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80页。）
五代政治动荡，文学中虽有词学兴起，绘画亦有大成就，而书法独衰，无知名碑刻传世，继起者为宋代碑刻。宋至清，碑刻的形态无变化，碑刻体制、字体、形式都沿袭隋唐形制，其主要价值在于延续一种书法的惯性存在状态，已丧失创造性意义。清代王述庵辑《金石萃编》所选碑刻共一百六十卷，上起卷一的周宣王石鼓文，下截于卷一百六十大理天开十六年（1220年）的《渊公塔铭》。（注：[清]王述庵：《金石萃编》卷一至卷一百六十，扫叶山房刻本，1926年。）受到尚古与宗唐思想浸染，近代以来的金石学家和书法家大多重视唐代或和唐前的碑刻。
宋元以后的碑刻不振，其原因在于宋元碑刻已失唐及唐前碑刻所具有的汉字造型的原创性。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记录，宋代书法四大家皆有品质上佳的碑刻。如“苏轼撰并书《司马温公碑》，此碑苏轼奉旨撰书，书法端谨，存晋唐遗法，为苏轼之妙迹。《阿育王寺宸奎阁碑》，苏轼撰并书。此碑结体遒劲，得欧阳询、颜真卿笔意。《表忠观碑》，苏轼撰并书，原石湮没，明嘉靖间陈柯重刻。”（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81页。）“黄庭坚著名碑刻有《狄梁公碑》，范仲淹撰，黄庭坚书。”（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81页。）明代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记载了《山谷书狄梁公碑》：“昔人谓狄梁公事，范文正公文之，黄文节公书之，为海内三绝。然文篇法既俳，书势亦倾侧，未足绝也。黄正书不足存，有韵无体故也。”（注：[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转引自范王云五主编、汪珂玉撰：《珊瑚网·法书题跋》卷二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81页。）米芾碑刻有《芜湖县学记》，由宋代黄裳撰文，米芾行书题刻。现存石为后人摹刻。宋代知名的佛教额开题有《面壁塔题字》，宣和四年（1122年）立，蔡京书，行书“面壁之塔”四个擘窠大字，现存于河南登封少林寺。《护国寺感应塔碑》是宋代碑刻中兼有汉字和西夏文的碑刻。少林寺现存有南宋石刻《面壁岩题字》，为北宋蔡卞书用楷书题写“达摩面壁之庵”六字，笔法深得唐人风貌。杭州府学存有宋高宗题刻的《石经石刻》，共91石，现存87石。（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86~87页。）1971年，在北京明代城墙遗址出土了《宋代针灸穴位碑》，该碑属于古代医学书碑。（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87~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