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千三百多年以前的一个夜晚，刚刚从沙漠逃下一条命来的玄奘，已经五天水米没沾牙了。
他精疲力尽的来到高昌国，扣动了高昌大门的门环。
那天高昌王麴文泰并没有在城内居住，但听说玄奘已经到了田地城，立刻令陪同的大臣和玄奘一起连夜赶回高昌，深夜，高昌城门为玄奘隆隆打开……
《大唐西域记》中描述，麴文泰和他的高昌国为玄奘的到来激动不已，迎接场面非常的热烈。
而玄奘本来没有路经高昌的计划，但因为盛情难却，只好改变路线随高昌使团去见麴文泰。
因为对佛教心存向往，玄奘在高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情款待，设坛讲经自然是不可缺少的节目。
麴文泰更是狂热的信仰者，他在大唐曾有过四年的游历，到过许多地方，亲眼见过大唐的繁华。
他十分推崇玄奘的佛学，说他从没有见过比玄奘学问更高的僧人，崇拜不已。
可能是他对玄奘太欣赏了，最终提出了一个让玄奘实在无法接受的要求：
【请大师留在高昌做我们的国师吧。高昌虽是小国，但僧侣总有几千人，这些人和高昌国都需要大师的指导啊。】
这种作为国师的荣耀，是所有出家人梦寐以求的，简直是无法拒绝的条件。
但玄奘是为了信仰冒死西行的，他不会接受这个诱惑，世间的荣华富贵对于他而言飘若浮云。
面对拒绝，麴文泰并不放弃，而是步步紧逼，最后甚至开始威胁玄奘。
【大师，如果高昌国不让大师西行，大师能成行吗，请大师三思……】
面对高昌王如此的行为，玄奘并没有妥协，以绝食抗争，换得继续前行的权利。
于是在三天之后，麴文泰妥协了，双方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
麴文泰和玄奘结为兄弟，筹备物质支持玄奘西行，但玄奘学成归来后要在高昌停留三年，讲经说法，度化高昌人。
玄奘同意了。
于是在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麴文泰倾全国之力，为他做出各种准备。
而玄奘的取经生涯，从此也告别了曲折与黑暗，一条平坦大道铺向辉煌。
看到这些记录之后，陈智开始不自觉的思索起来，其实对于佛门，他是不愿想太多的。
佛门的神圣，总是让人望而却步，甚至不敢质疑。
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陈智的脑海中不禁产生了一个疑念，这个疑念让他重新看待玄奘这个人。
不是以圣人的角度去看他，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看他。
从这些记录上来看，玄奘的立场其实是很奇怪的。
从正常人的感情上来说，麴文泰要挟他留在高昌，这件事情让他非常反感。
但麴文泰后来所做的事情，则应该能让他完全忘记这段不愉快的记忆。
玄奘在到达高昌之前，是靠施舍维持的生存的，他每到一处都非常艰难，用木钵向百姓乞讨残羹，风餐露宿。
但从到达高昌以后，他简直成了富翁，不仅不用为经费问题劳神，而且有时竟可以施舍他人。
《大唐西域记》记载：“自高昌王所施金、银、绫、绢、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蓝处，皆分留供养，申诚而去”。
可见，玄奘在印度从容专研佛法期间，不但不为经费问题困扰，而且有经济实力保持与佛学界的礼尚往来，这对他日后的成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高昌王送给玄奘的礼物，具体都有什么呢？
《大唐西域记》清晰的记载了这份礼单，麴文泰为玄奘准备的物资如下：
【四个侍从沙弥；制法服三十具；又造面衣、手衣、靴、幭等各数事。
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
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
这些人力物力，以当时高昌的国力来说，简直是惊人的。
陈智在网上翻阅了一些古代西域的资料，其中就包括了吐鲁番出土的麴氏高昌时代的文书。
其中有一本《高昌内臧奏得称价钱帐》，是出自阿斯塔那墓的文书，内容是关于某年贸易税的报告书。
其中详列每件贸易的商品、数量及从中所得税钱数量，让人对那个年代的经济情况有了一些概念，同时可以计算这些物质，在当时的价值。
玄奘得到黄金百两，合银钱约625文，数量虽不多，但作为贵金属，玄奘所得黄金大大超过高昌国一年的黄金总交易量，这是一笔涉及国本的财富。
而那三万银钱更是个庞大数字，相当于高昌国240年的税收。
500匹的绢和绫，若以高昌曾存在的评估价格推算，应是二万文。
此外，为了玄奘能顺利西行，麴文泰给沿途二十四国国王都写了国书，每书附大绫一匹为礼物，希望各国国王善待玄奘。
大绫比绫贵重，二十四匹至少得有一万银钱。为了寻求西突厥叶护可汗的帮助，又献“绫绡五百匹、果味两车”。
这种行为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估计麴文泰是把整个国库都掏翻了给玄奘，没有一丝保留。
要知道，当时的正值战乱之际，金钱的意义就是生命。
西域各国分裂割据，战事频多，大漠荒原上贼盗横行，刚刚崛起的大唐和草原霸主突厥人，对这小小的高昌都有觊觎。
这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难道真的会倾尽自己的国库，把钱拿去资助一个和尚取经，而不留下来保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