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〇〇三年写完第一本书，交付书稿，觉得差不多可以当一名职业作家了。从军校把学退掉，折腾一圈回到老家，我父亲问我是复读高三，还是送报纸。这是他的说话方式，他当然希望我回到学校再次高考。我思量一番告诉他，我送报纸吧，教室我是回不去了。
这是个让他绝望的选择，那年头送报纸要每天四点钟起床，干满一个月可以赚三百块钱，照这么算下去，干三十年能赚十万块钱。只是我的计划没有那么久，头一个月的工资下来，我找到一个做假证的，做一份广东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连带备用的信封发给广州的朋友，换个邮戳再寄给我父母。我父亲拆开时一脸惶惑，我解释说是特招，因为文章写得太好了。他们半信半疑，核对过邮戳印章之类的细节，放我离家远行。
落地广州我开始写《一、二》，但是《一、二》难写，它不是个平铺直叙的故事，大概写了三章我放到一边。不在家，不在学校，我平生第一次感到社会上的那种自由，没多久就把钱花光了，借了点钱把自己关回在出租屋里。我觉得这样不对，我是要当作家的，不能这么混下去。我把前三章手稿读一遍，捋出一个大致的构架，主线按顺序，副线散写做意境，当天晚上重新开始写起来。
小说不长，大概写了一个冬天，过年也没敢回家，对北方春节的想念都写在故事里了。春天的时候我拿给朋友去看，大言不惭地说，我写了个《情人》结构的故事，看似凌乱，心里有谱，但写的不是情人，是母亲。我那时还是手稿写作，他在房间看，我在一边盯着，怕他弄乱了或是丢掉哪页。
我忘了他怎么评价的了，just so so？晚上我坐地铁往回赶的时候还挺高兴的，写得好坏放到一边，起码写出一本书，对离家的第一年算个交代。可是一小时后我就笑不出来了，我把手稿忘在了地铁上。
现在想想，我还挺感激这一切的，我每天写十五个小时，用了一星期完成第二稿，看起来比第一稿更滑了，少了不少的东西。小说第一版时叫《一、二，滑向铁轨的时光》，这次再版，我说服编辑杨学会，能不能简单点儿，就叫《一、二》。他很好，他认为我怎样都行。我喜欢这样的编辑，术业有专攻，写书我说了算，做书你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