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连智在北大学习期间就是政治活跃分子，他接受过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熏陶，思想激进，行事泼辣，认为中国目前一切苦难之根源在于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不下一剂猛药，不能起死回生，他常挂在嘴边的词语就是“革命救国”。凭借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演说才华，他很快就成为学运组织者和带头人，1935年冬在北平闹学潮，遭到当局通缉，华宜农费尽心机上下打点，才撤销了他的通缉令，把他送到日本东京念书，一来是避风头，二来是想让他学些“实用”的东西，多了解日本这个对手。
华宜农主张“实业救国”，他认为只有国家物质丰富了，才有资格立于强者之林，除此一切都是空谈。尽管他反对日本侵略，但与上海的日本商界常有生意来往，三年前应岩永株式会社邀请，赴日参加樱花节。日本政府大力提倡刚毅、坚韧、节俭的社会风气，以及朝气蓬勃的日本国民，使他感触良多，深感这个对手的可畏。
但华连智在日本根本无心学习，去年因为在东京联络留学生游行声援傅作义将军绥远抗战，被日本警察拘禁了两个月，然后被驱逐回国了，在日本前后呆了不到一年，华宜农的一番苦心算是白费了。
华连诚皱了皱眉头：“你们这些学生啊，就知道喊打喊杀。打仗是我们军人的事，你们的任务是安心读书，不要荒废了光阴和学业。你那好冲动、好出风头的毛病要改一改。”
华连智满不以为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么能说是好冲动、好出风头？我们游行喊的口号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一致对外’，面对警察的棍棒水龙头，凭的是炎黄子孙的一腔热血，反对的是政府卑躬屈膝的对日外交。难道爱国有罪，抗日犯法？大哥，你这位中央军校的高材生，思想倒是跟蒋委员长挺合拍的。我是受过民主教育的当代青年，国事如此，不能独善其身，置身事外！”
华连诚把手里的西瓜放下，说：“如今多事之秋，外有日本虎视眈眈，内有土匪军阀作乱，你们还嫌不够乱，听信谣言，搞学潮闹事。青年学生们清谈误国，光凭一腔热血空喊抗日口号，哪里知道领袖和政府的难处？”
华连智毫不示弱，慷慨陈词：“我们清谈误国？实际上清谈何曾误国，倒是国家误了清谈！辽东四省，冀东半壁，以至于平津一带，都插上了太阳旗，政府却一味步步退让，致使倭寇得寸进尺，气焰更加嚣张！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亡国灭种之灾迫在眼前，哪里找得到让读书人静静清谈的一片天空呢？华北之大，却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抗日救亡的呐喊不由我们这些新青年喊出，还能指望谁呢？”
华连诚耐着性子解释：“你要明白，战争并不是光凭一股热血就能打赢的！没有充分的准备，没有强大的国力，拿什么去夺取胜利？就拿上海一·二八之役来说，我国官兵伤亡三万余人，而日军伤亡仅三千人，十比一！这就是两国实力对比的差距！这些中央都不便明言示弱。青年学生空有爱国热血，却不明真相，不知天高地厚，被别有用心的政党和政客煽动，寻衅滋事，甚至发展到高层将领也受蒙蔽，以至挟制领袖，破坏政府忍辱负重的抗日政策，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说到后来，他的情绪也逐渐激动起来。
华连智冷笑一声：“国民政府真的是没有力量抗日么？是啊，每次用于抗日的中央军不过几个师而已，果然是没有什么力量。可是，对红军的围剿动辄出动三十万、五十万兵力，几千万军费。围剿十九路军和抗日同盟军这些抗日部队也都出动了十五万以上的兵力，我看国府打内战的力量倒足得很啊！这是哪门子的国民政府，整个就是一个内战政府！”
华连诚竭力说服二弟：“国民政府自定都南京以来，几乎就处于无岁不战的困难局面。政治上，共产党的赤色政权不去说，就是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对中央也是叛服无常，东北实际上是张学良的私人王国，另外还有广东的陈济棠，湖南的何健，山东的韩复榘，察哈尔的宋哲元，绥远的傅作义，西北的马家军，新疆的盛世才等等大大小小的草头王。经济上，中央只是倚仗苏浙皖赣湘五省财政收入的供养，其余南北各省尽皆截留国税，各自为政。我们本来实力就远不及日本，内部还是四分五裂，究竟是先跟敌人虚与委蛇、积蓄力量好呢？还是立即宣战的方式合理？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只能靠拖，争取时间一点一滴的积攒实力，再和日本放手一拼。我国近十年来努力发展工业和交通，改革币制，统一度量，国力稳步增长，建军计划进展迅速，政治也逐步得到统一，政府能在内忧外患下有这么大的成就真是不容易。国家建设需要和平，中日全面战争越往后推，局面越对我有利！”
华连智听到这里，“霍”地站起身：“那我倒要问问，东四省百万的土地和三千万的同胞丢给了日本人，政府可以忍；热河沦陷，政府还在忍；华北自治，政府还要忍下去！结果是什么？东北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使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六年内翻了一番，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我国，这就是政府所谓韬光养晦的后果！以局部的忍让换取所谓的和平，无异于扬汤止沸、抱薪救火。双方力量在此长彼消！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中国现在是退无可退、忍无可忍，两国必有一战！现在不是什么时候和日本开战的问题，也不是和日本开战后能不能打赢的问题，而是如果不和日本开战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不能生存下去的问题！作为军人居然在这个时候高喊‘和平’口号，你怀疑我们学生的辨识能力，我还怀疑你们军人的忠诚呢！”
华连诚也忍不住站了起来：“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部队的每一个官兵都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说到这又缓缓坐下，尽量使语气缓和一些，以消解兄弟间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直到一·二八抗战，从《南京条约》、《马关条约》到《淞沪停战协定》，无数中国军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屈辱的条约！目睹这一切，中国军人心里流的血比老百姓更多！这段时间，抗日宣传如火如荼，民气到了沸腾的地步，经常有民众跑到军营门口痛骂我们不抗日，有的弟兄上街都不敢穿军装，这是每一个中国军人的耻辱！我们求战之心和你们一样迫切。但战争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没打过仗，但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总体战》，要对日本赢得一场战争，对贫弱的中国来说，还有很长的准备道路要走。在此非常时期，民众应当和政府协力合作，尤其是青年学生，更要体谅政府忍辱负重的难处，不要再搞那些亲痛仇快的闹事！”
兄弟俩类似的争吵已经不是第一次。和二弟不同，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的华连诚，一直认为救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强大的中央军以执行安内攘外的任务，只有先“强兵”而后才能“富国”。
早年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带有明显的苏俄印记，1931年后大批德国顾问来华到各兵科担任教官，又开始受到德国的影响。当时信息不发达，华连诚对德国国内的排犹运动并不清楚，相反，他从德国教官那里听到的却是近年来德国国力的蒸蒸日上，德国从一战后几乎破产的国家一跃成为名列世界前茅的强国。自然地，他对蒋介石提倡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独裁理论推崇倍至，进而发展到对蒋的个人崇拜，认为只有全民在伟大领袖的带领下走希特勒式的军国道路才能救中国。在校期间，只要一提到“蒋委员长”四字，他必定将带着铜扣的高筒皮靴“啪”地合拢立正。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强大主要是人民对其领袖的忠诚。中国人最缺乏的是对民族、对领袖的绝对忠诚，故内战与外侮皆由此出。”去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第87师的兄弟部队第36师由师长宋希濂带领北调陕西，准备进攻西安。华连诚当即写下血书，要求和宋希濂所部一起北上“救领袖于危难之中”。
华连智还想反驳，连信忙把他按住坐到石凳上，说：“好了好了，两位哥哥都别吵了，天这么热，不嫌累吗？大家难得出来玩一趟，李忠志哥哥也算是我们的客人，何必煞风景呢？”从他内心讲，是支持二哥的，但也觉得大哥的话有一定道理。
华连智气鼓鼓地把头扭到一边，华连诚把一片西瓜递了过去：“消消火，有些事情谈不到一块儿，也别往心里去。”华连智接过西瓜，强颜一笑。华连诚拍了拍二弟的肩膀，两人相视一笑，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