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我陪父亲拜望过康老，回家的路上问他：“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今天会是什么样？”“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父亲回答说：“君主立宪是虚君共和而不是专制独裁，自然有它的道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国内动乱了四十年，最后不得不把王室从国外请回来。清末是改良与革命赛跑，改良太慢，才发生辛亥革命，我也跟着参加了。建立民国之后，袁世凯、蒋介石还不是搞独裁。接下来又搞革命，一直革到现在，还在‘不断革命’，结果又能怎样呢？我看改良的代价或许要比革命小得多。”
“那我们今天会不会还留着辫子？”我那时是个顾影少年，无法想像自己拖辫子的怪模样，心中琢磨着见康老或许还要下跪。父亲说：“那也未必，日本明治维新就改穿洋服。为政之道，就应该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不为百姓所好的体制和习惯。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七、珍藏一瞥
康老藏书不少，但在我认识的前辈中，算不上大藏书家。不过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家中能存下几架线装书，已经是个异数了，这也是吸引我经常去她家的原因。
老人客厅里的《花间集》和荣宝斋水印的《芥子园画谱》，是我经常翻阅的。不过对于《毛主席诗词》以及当时各种剑拔弩张的“壮词派”作品，我已经有些承受不起，更喜欢“花间派”的婉约。有次找到一本民初女诗人吕碧城的诗集，里面还有吕氏身着欧式淑女裙帽的玉照，以及她与胡木兰（胡汉民之女）的等女界先驱的合影，使我第一次见识了民国才女的文采风姿。这位吕碧城显然是康老的朋友。
书架上陈放的康老编纂的《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是上下两册的油印本。还有一部多卷本的《万木草堂遗稿》，此书编成后交付出版，出版社认为康老的绪言对其父评价过高，倔强的老人坚持一字不改，僵持数年之久后撤回，仍旧摆回书架。
但客厅里存放的只是康老的常用书。一次罗仪凤要我帮忙整理库房，才见到了她家的拱璧珍藏。
这是一间宅院夹道加顶改成的密室，与卧室相通。里面布满蛛网和厚厚的尘土，看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打扫了，只有康氏母女及其信得过的人才能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黑猩猩的标本，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几分诡异。
以前罗仪凤曾特地给我看过一张老旧的彩色明信片，上有这只黑猩猩身着海军衫帽的留影，颇为调皮可爱。此乃其父罗昌做新加坡总领事时的宠物，十分聪明伶俐，会算术写字，号称新加坡第三十六景。说到此罗仪凤苍白憔悴的脸上，竟露出顽皮天真的灿笑，仿佛在向我介绍一位她童年的朋友。但笑容一掠而过，她的面容重新被伤感占据，说后来黑猩猩被客人喂食冰激凌，不幸腹泻身亡，被制成标本带回国，作为永久的纪念。
动物明星木乃伊现身密室，我小吃了一惊。但真正令人震撼的，却是贴着封条的楠木书箱，箱上用墨笔写着“大藏经”三字，这就是康有为生前从陕西运回的那部《大藏经》了。康氏此举曾惹起陕人的抗议，甚至有人骂他“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5]。不过“康圣人”声明，因为藏经所在的寺院保管不善，他才将经书运走的，待修补装订之后，仍将送归陕西。除此之外，还有一只木匣，上标“大同书”字样，至于内中装的是否康有为手稿，就不得而知了。
罗仪凤让我帮忙把一些家具抬入库房后，将门小心锁上，由于灰尘的刺激，出来时我身上已开始起风疹块。我们当时都没有谈论藏书的事，事后罗仪凤有意无意地向我提及，母亲已经许诺，自己百年之后，将《大藏经》等收藏捐献给国家。
据康有为晚年办天游学院时的弟子任启圣记述，南海先生的“手稿计有五六箱，经天游同学刘蠖庵整理年余，成目录四本。《大同书》经钱定安校订出版，诸天书经唐以修校订出版。所抄之副本由徐勤带至天津，原拟交梁启超整理，时梁在病中，遂存徐家。[6]今康同璧所存之遗书，即由徐家取回之抄本也”。《大同书》手稿，原系康同薇收藏，现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博物馆；康同璧收藏的乃父遗书，逝世后尽归北京市文物局。
我至今还记得，康家老宅的东墙边有两间小屋，原先大约是给管园人住的，后来也作为库房使用。私房产权交公之后，街道居委会向罗仪凤提出要征用，她不敢违抗，只好听任蚕食。罗仪凤带我去腾空的房屋时，我发现糊窗户的纸张，全部是贵胄名流们给康老祝寿的寿幛，其中资望较低的，是一幅原东亚毛纺厂总经理宋卿的字。那时批判***讨好天津大资本家，指的正是此公。这些寿幛的书法水平，有不少还高于当今名家墨宝或领导题词，但在康家只有做糊窗纸的份儿。
八、寿宴奇谭
乱世之下，康家往来的客人已经不多，来的多属世家旧交。这些人谈吐风雅，礼貌周全，悄然而来，蹑步而去，如章诒和文章中提及的张沧江、黄万里等，记得赵君迈也曾去走动。但除非罗仪凤自己介绍，否则我是从不打听客人来历的。
曾几次见到一位关汉光老先生，偕同贤淑貌美的中年夫人及小儿子来看望老人。某日罗仪凤托我给关先生送东西，其家在西四大木仓，是一处很有规模的回廊庭院。抄家后一家三口挤住在一间小偏房内，家徒四壁，但关氏夫妇安贫乐道，过得其乐融融，不似其他落难人家那样悲悲切切，给我印象至深。
客人中有一位外国女士，是罗仪凤的大学同学，北京话讲得很地道。她很担心丈夫哈尔维的病情，与罗讨论如何调节夫君的饮食。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月，敢在家里招待洋人，本是极其稀罕的事，弄不好会担“里通外国”的罪名。但康家一向好客，远亲近朋只要敢来，总是不亦悦乎地热情招待，唯当时来客谈论家常居多，敢涉及时政的，只限于极小的圈子。
康氏母女待客，多上红茶，平日英式的下午茶也是必喝的。罗仪凤煮红茶用的是熬中药的提梁式沙锅，她认为味道比金属容器煮出的要纯正。在我看来，这个没落中的贵族化家庭，有两件用具最奇怪，一件是康老吐痰的雪花膏小瓶，另一件就是这个沙锅。吃茶的点心是永远不变的槽子糕（又名鸡蛋糕），据父亲分析，过去康老待客全部是精致西点，现在改用这种粗点，老先生的手头一定是相当窘迫了。
日常的菜肴也十分简单，一般三菜一汤，口味清淡。厨子二陈和男佣老郭，都是年届七旬的老仆，两人的邋遢程度也不相上下。油烟尘垢把厨房熏得一片漆黑，似乎有十年以上没有清扫过了，与康氏母女一尘不染的居室，形成极大的反差。主人的洁癖和教养，阻挡不住岁月的侵蚀，更无法逆转老宅的衰败。不过到了正式宴请的场合，仍能折射出往日的容光。
康老请客，往往是根据不同对象，分批举行。记得那年老人生日前夕，罗仪凤托我向父亲发出邀请，只请我一人作陪，而且是正式的生日晚宴。赴宴前父亲颇费踌躇，那时每月二百元的生活费，被造反派扣得只剩五十元，时值月底，给老人祝寿又不能空着手去。最后只好买了一斤切面，用瓷盘装好，吩咐我用篆书在一张红纸上写了个“寿”字，盖在上面，提着去了康家。对曾身为银行家和政府部长的父亲而言，这大约是平生所送寿礼中最菲薄的一次。我对送此薄礼于心不安，他安慰我说，礼轻心意重，康老不会计较的。
康老见到父亲，果然十分高兴，还夸奖我的“寿”写得好。她对父亲说：“令郎是个很有才情的孩子，他的诗做得不错，书画方面长进甚快。”父亲说：“是康老教导得好。”康老又发感慨：“可惜时世艰难，我又太老了，帮不上孩子什么忙。我在他这个年纪，已经孤身远行，去印度省父了。令郎旧学功底不错，若能出洋留学，融会中西，将来必成大器。”在那个闭关锁国比大清朝还严密的年代，出国留学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入席之后，罗仪凤来回张罗着，一道一道地上菜。这顿晚宴全部是精致的广东菜，餐具也比平日用的要讲究得多。康老一面品尝一面说：“二陈的手艺本来是不错的，现在他也老了，有心脏病怕油烟，有些菜就做不成了，还得Andy亲自下厨。”
老人平日已不饮酒，这次特地开了一瓶茅台，父亲举起杯，和我一起祝她健康长寿。干了两杯之后，老人显得有些兴奋，又开始发议论：“章先生，‘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古人云‘寿则多辱’，我活到这个岁数，总认为健康比长寿重要。如果疾病缠身，‘万寿无疆’也是活受罪，不如‘永远健康’实惠。我若是毛主席，就一定和林彪换一换祝词，不要那个‘万寿无疆’……”
这又是个没法深说的话题，罗仪凤最怕老人聊这些。我有了上次惹发痰气的教训，不敢插嘴。倒是父亲很从容地顺着话头，与老人谈论起气功和养生，两人聊得很开心。传菜数巡之后，又上罗仪凤亲手做的萝卜糕，最后是我们送的那盘寿面，被做成一盆雪菜肉丝汤面端上。
餐后还有罗仪凤手制的广式甜点和水果，她真不愧是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一切安排都完美如仪，连送寿面的那只瓷盘，临走时还装上点心作为回赠。父亲告辞时对老人说：“康老，你要保重好身体！现在我们都只能当观众，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看到戏收场！”老人连连点头称是。
对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父亲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坚持把戏看到终场才阖上双眼；而康老早在1969年就撒手人寰，撇下了孤苦伶仃的罗仪凤。
九、家史秘辛
进入1968年，社会上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大搞“清理阶级队伍”。董竹君、秦德君两位女政协委员以及唐生明夫妇等均已被捕入狱。罗仪凤没有任何单位，“清理”她的大权便落到“小脚侦缉队”手中。一天她悄悄把我叫到一旁，说是街道要她交待与司徒雷登的关系。
那年头经毛泽东在“毛选”中点名批判的外国人，除了马歇尔、艾奇逊之外，就数这位前燕大校长了，而且是有《别了，司徒雷登》的专文加以痛斥的。罗既是司徒门生，在“小脚侦缉队”眼中，分量自然非同一般。掂量着这位以前住在深宅大院、衣着典雅的女人，多年积蓄的醋意，终于有了释放的机会。罗仪凤这头弱小的羔羊，无论平时如何驯服和低调，国家机器的基层组织已经张网以待。
关于罗仪凤的个人经历，我从来是不问的。以往只听父亲说过，她与罗隆基有一段情愫，但努生（罗隆基字努生）是名士风流，只恋爱，不结婚，辜负了仪凤。她曾将与罗隆基的哀怨史写成一篇文字，给父亲看，意欲公开，被父亲劝止了。此外康老曾向我谈起，日本占领时期，罗仪凤因与司徒雷登的师生关系，被关进沙滩日本宪兵队（原老北大红楼）的地下室里，老人辗转请托，才保了出来。一个弱女子，在那种地方受了什么样的刑罚和侮辱，我不敢问也不忍知道。
心力交瘁的罗仪凤，给我看一份她写的交待材料，并可怜巴巴地说：“我早已是个惊弓之鸟，一向不问政治，外边的事情一点都搞不懂。她们要我交待，我从来没写过这种东西，也不知该怎么写。小东（我的小名），你得帮帮我。”
我仔细读了一遍，这实际上是一篇家史，其中有几件不为人知的佚闻。一是她的外祖南海先生，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康有为猝死青岛之谜，至今众说纷纭）[7]。二是她青年时代的男友，被国民党逮捕，死在狱中。这段埋藏心头多年的隐痛，罗仪凤似乎从未对人提及。她还谈到了她的父亲，在日本强占胶济铁路时，罗先生是中方的外交交涉员。他只身站在路轨上对日军军官说，除非强行从我身上踏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因此受阻。
罗仪凤用不少的篇幅，强调母亲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这也许是她心目中唯一能够摆脱灭顶之灾的稻草，但对大字识不了一箩筐的“小脚侦缉队”而言，又算得了什么？保皇党人是国民党的政敌，用肉体消灭的手段当然狠毒，如今已改朝换代多年，敌人的敌人能放过康有为一个与世无争的后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