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以前，关于读书应不应有“禁区”，曾有过疑惑，也有过一些讨论。李洪林先生后来刊登在《读书》上的那篇著名的“解惑”之文《读书无禁区》，算是为那些讨论作了一个总结。文章发表后，虽也招致某些方面的批评与指摘，但“读书不应有禁区”却从此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中国人的阅读乃至整个的精神生活，都因之发生了重大改观。
重提这段旧事，盖因“温故”与“读书”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譬如，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学习。既然只有无禁忌的阅读，才便于我们在比较、鉴别中汲取丰富多元的知识与养分；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回望历史的时候也只有摈弃成见、放开视野，才有可能从繁复多变、声情并茂的历史活剧中，从人类以往的经验与教训里有所收获。
孔子说过“温故而知新”这样富有智慧的话，但同时，他老人家“成《春秋》，令乱臣贼子惧”，又是将“温故”服务于政治的始作俑者，开了根据现实政治需要编写历史的先河。就说一个“讳”字吧，几乎成了历代史官们的金科玉律，他们自觉地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更要为“当朝者”讳，讳来讳去，把一部历史“讳”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几成“断烂朝报”……
可见，真要做到“温故而知新”，就不能不从“讳”字当头的阴影里走出来，破除“温故”的种种禁忌，以开放的、从容的态度面对过去。说到这里，我想到了美国的小阿瑟·施莱辛格在《美国的分裂》里说过的一句话：“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提高哪个群体的自尊，而是为了了解世界和明鉴过去……”
此种境界，亦《温故》心向往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