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说童年事
沈昌文 口述 张冠生 整理
我是1931年9月26号出生的。生在上海的开封路上，我们家的老宅子。出生的时间据说是子时，一天中的第一个时辰。那天是阴历八月十五，后来我习惯过阴历的生日。
据说我的家庭曾经很富有。可是到我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一塌糊涂了。我父亲名叫沈汉英，小名叫宝囡，是上海人。他是一个大少爷，一辈子不做事的。我的母亲是宁波人，是开封路这个住宅的房客。我家在上海的祖居地据说是在大场，就是现在上海大学所在的地方。
我的祖父大概就在大场一带讨生活。他去世的时间比较早，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在上海是靠开饭馆谋生。饭馆有很多种，他开的那种在上海叫“包饭作”，专门给写字间送饭。当时上海有很多洋行、公司、写字楼，里边的工作人员要吃饭，为他们服务的餐饮业就应运而生。我祖父开的饭馆据说是规模比较大的，留下了一些家产。
我的父亲在小小年纪就成了小老板，但是家产在我的祖母手里掌管。我祖母姓冯，是上海的本地人，从小生长在庙头这个地方，大概就在大场附近。
祖父去世后，家里剩下四个人，祖母、父亲和两个姑姑。父亲排行最小。祖母当家。但是按照旧时的规矩，重男轻女，父亲是独生儿子，要多加培养。祖母怎么培养他呢？这牵涉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我和祖母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她亲口告诉过我，讲过多次，按照我们家的这种情况，应该叫我的父亲学着抽鸦片。用我后来概括出来的话，叫“抽鸦片的孩子不变坏”。我问过祖母是不是这样，她说的确是这样。为什么呢？其中的道理就是：有产业的家庭里，能导致家产破败掉的行为，就是嫖和赌。在当时的社会里，孩子只要一抽鸦片，就不嫖不赌了。所以就要训练他们抽鸦片。我懂事后，还埋怨过祖母：为什么叫我爸爸抽鸦片呀？祖母说，你不了解，抽鸦片的孩子不嫖不赌，能保住家产。
我父亲怎么样呢？据说确实是不嫖不赌，可是家产也没有保住。为什么呢？当时没有想过这些。现在想，原因很简单，家产要想保住，除了不败掉，还要经营管理。抽了鸦片的人，大概是不会去管理的。祖母说，我父亲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就是躺在烟榻上抽鸦片，不干一点儿坏事儿。可是，他也没有干过一件正经事情。他大概一辈子没管过家里的事儿，据说就是这么一位大少爷。到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留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的就是我，女的是我的姐姐。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灵前哭。但是，他长得什么样子，我完全忘了。是靠照片知道他的长相的。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家的“包饭作”生意就衰败得不行了。家里欠下了很多债。欠多少呢？据说，用我们在开封路的房产抵债都还不够，也就是“资不抵债”。大概就是在1934年，我们家就逃亡了。我妈妈抱着我，到宁波；我祖母抱着我姐姐，到了烟台。
为什么她们要到烟台呢？我有两个姑姑。大姑姑一辈子抽大烟，跟着我父亲一起抽。她没有嫁人的兴趣，没有结婚。我不知道鸦片怎么能这么厉害，能叫人没有生存兴趣！她不成家，一直跟着妹妹一起过。二姑姑不抽大烟，正常结婚成家。二姑父在烟台海关工作，被认为是个非常精明强干的人。那时候的海关是英国人的，二姑父会讲英语，他在那里为英国人的海关工作。我祖母就抱着我姐姐去投奔了二姑姑和二姑父。
当时，我姐姐六七岁，我才三四岁。为了逃避债务，我们全家就实实足足地逃亡了。家里负下的债既然用房子顶不了，就宁肯逃走后让债主来把房子分掉，也不能自己败掉。那处住宅，我小时候压根儿就没有见过，长大也没让我去看。在宁波那段时间里住的房子，我记忆里倒是还有点印象。
我和妈妈到宁波后，就住在我妈妈的娘家了。这样生活的时间不长，我印象中间，也就几个月吧。半年不到，我和妈妈、我祖母和姐姐，就分别从宁波和烟台回到了上海。回不到原来的住宅了，就在我的二姑妈的婆家那里租了一处最蹩脚的房子。上海人把这样的房子叫作“棚户”。解放后，上海市政府最大的一个功绩就是拆掉了这些棚户。
棚户式的房子，都是用木板钉成的。住到几个月的时候，木板就开裂了，板跟板之间也不接缝了。我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住在棚户里的最大乐趣，就是躺在床上从板缝里看街景，或是一边做功课一边从板缝里看马路上的汽车，很高兴。那时候，家里不让我出去玩，我可以透过板缝看马路上的风景，看得很来劲。
旁白：2004年5月22日上午，沈先生重访故地，来到上海市闸北区七浦路。阔别六十多年，他要在这条路上找338弄20号，当年他从“板缝里看街景”的地方。
当年的棚户区，现在是上海最繁荣的平价服装贸易集市之一。鳞次栉比之状达到极致。街两边店门外挂出各式服装，路中央留出了仅容两人侧身通过的地方。在如林的服装里左冲右突，终未找到338弄20号。
最后来到服装店背后的开阔地。大片瓦砾，拆了一半的棚户，远处的高楼，构成一幅新旧交替的图景。过去、现在、未来集于一处。沈先生若有所思。扭身之际，拍下了这幅照片。
这样回到上海以后，我就上学了。先是在棚户那个地方上小学。为了进学校，我改了名字，也改了姓。我本名不叫沈昌文，家里为我起的名字叫沈锦文，我姐姐叫沈佩文。改姓名的原因有几个，一个原因是为了躲避债主追讨债务。同时，入学的时候，总要有个名字。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的祖母主张我一定要进好学校，要进上海最好的学校。祖母这个主张对我的一生影响都非常大。
刚回上海的时候，我进了一个比较差的学校。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我已经不记得了，就在家的附近，现在的话叫“弄堂小学”。好像是宁波人办的学校，在学校里都讲宁波话。我能讲很好的宁波话。
我妈妈的家在宁波，是个商人家庭。我外祖父是个商人，他是我爸爸的开封路住宅的一个房客。他们就是那么认识的。我妈总结过她的生活，总跟我讲；尤其是逃亡到宁波以后，更是经常讲；从宁波回来以后就一直讲，一直讲到她死。她说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嫁了上海人。上海人不可靠，宁波人可靠。我以后差不多都做宁波人了。当然，我的生活经验也证明，宁波人的确跟上海人不一样。
宁波的有钱人，家庭教育里有一条，就是要孩子吃苦。家里再有钱，孩子都要去学徒的。就是家里开了店，有现成的产业，孩子也要去学徒。必须吃上三年苦，然后再回自己家的店里做小老板。对于没有吃过苦的人，是不可以把女儿嫁给他的。孩子一定要吃过苦才行。像我父亲那样，一开始就做小老板，在宁波人那里是不可想像的。我父亲没有做过学徒，没有吃过苦，只吃家产，不正经做事，导致坐吃山空，家里负债累累，祖母和妈妈逃亡。
妈妈非常遗憾当年没有遵守宁波人取舍标准的这一条，她一辈子吃亏就是因为嫁给了上海人。因此，我妈妈不大赞成，甚至很反对我和姑姑接触。她和我的祖母也有很尖锐的矛盾。对我妈妈来讲，我是唯一的根苗啊。她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发现我祖母想要影响我的时候，就把我带到她在上海的宁波人亲戚家里，不让我和上海人接触，还不断告诫我，上海人是如何如何的坏。
可是有一条，祖母和妈妈是一样的，就是对我的教育中经常强调：我们是好人家的孩子，我们一定要进好学校。我们家附近有一所学校是非常有名的，叫“北区小学”。我的祖母反对我开始进的那个弄堂小学，后来就想办法进了北区小学。
为什么叫北区小学呢？实际来说，它是工部局小学，是英国人办的学校。在上海，我们住的地方是在租界，而且是公共租界，主要是英国人管。英国人管租界的地方，上海人叫“工部局”，是借用清朝官职命的名。英文叫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意思是上海市政会议。英文名字听起来是非常的客气，可实际上是个很野蛮的地方。
工部局办了好多学校，是按地区办。我住的地方是在北边，所以叫北区小学。另外还有西区小学，等等。工部局办的还有中学。一所非常有名的中学是育才中学，还有一所格致中学，也很有名。这些都是工部局办的。工部局有一个机构，叫“华人教育处”，专门管这事儿。华人教育处有一个时期的头头非常有名气，是陈鹤琴先生，一位华人教育家。他好像在南京还办了一所师范学院，所以他在师资方面很有优势，可谓优良。他尤其重视英语教育，从小学开始就这样。
我的祖母坚持要我进北区小学。要进这个学校，学费很贵，家里负担不起，怎么办呢？我那位在烟台的二姑父姓王，他的哥哥或是弟弟是在工部局工作，具体职务我不知道，我们叫“大写”，意思就是今天的“文员”。这种人的工作in the office，你这屋子就叫“写字间”，在写字间工作的职员叫“大写”。我就假托是他的儿子，改姓王，一方面有利于入学，一方面也利于躲避债务。他的儿子辈的名字是以“昌”字排行，年龄跟我差不多，我就把原来的名字“锦文”改成“昌文”。我用“王昌文”这个名字，算是他的子弟，进入了工部局的北区小学。所以，我有六年不姓沈，姓王。
我进这所小学后，又从一年级念起。第一年交了学费，从第二年起开始免费，就没有再交过学费。这所学校很好，地方很大，在上海很有名。这地方现在还在，当年叫“克能海路”。克能海是一个英国人名字的汉语译音，这个人好像是英国在上海的一个领事，用他的名字命名了那条路。我在这所非常讲究的学校读书，从1937年读到1943年。我很用功，功课非常好，读到第二年，就进入品学兼优的学生行列了，就是免费生了。
旁白：当时的教育似乎特别注重“品学兼优”。
生活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先生读书时期，也是因品学兼优得免学费。偶有不能豁免之时，便要为学费伤脑筋。
他在《经历》中回忆说：
“我在南洋公学……除了有一个学期是例外，其余的学期都很侥幸地被列在‘优行生’，学费也随着被免除了。……其中有一个学期是例外，这里面的情形也可以说是例外中的例外。校长依向例贴出布告，宣布‘优行生’的名单，在名单之前也依向例有着一大篇‘本校长有厚望焉’的说教。在那篇说教里特别提出我的名字，说我好得不得了，除学识是怎样怎样的精研通达外，性情又是怎样怎样的谦逊韬晦，简直不是什么物质的奖励所能包容的，所以特由校长加以这样荣誉的奖励，把‘优行生’的名义暂停一次。这在教师们鼓励的盛情固然可感，可是我那一学期的学费却大费了一番的筹谋！”
——《韬奋文集》（3）第2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11月第1版
我的同学都是有钱人家的，我是假冒有钱人家的，实际上家里穷得要命。我的祖母又给了我一条规矩，或说是家教，对我影响非常大，就是进了好学校，只准跟好学校的同学玩儿，不能跟我家住的那个地方的孩子们玩儿。对那些孩子，我的祖母叫他们是“野蛮小鬼”，不让我沾染他们的不良习气。
我住的那个地方，好多孩子的家庭情况都比我强，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贩夫走卒，当小商贩，上海话叫“卖吃饭”。我们家没有这样的收入，全靠我祖母和妈妈给人家当保姆。我妈妈整天出去当保姆，上海话叫“娘姨”，收入微薄得很。所以，我家住的地方比他们还差。可是我祖母的家教极严，说我们是好人家，不准我和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从来不和居住地街道上的孩子们来往。到我小学毕业，我们在那儿住了多年出来，有一点我很自豪，家里也老是称赞我，就是我从来不会骂人，不会说粗话，说话不带脏字儿。
大概每个地方都有一句很通俗的骂人的话，有些人就经常挂在口头上，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没有这样的习惯。一个原因，就是我不和习惯这样说话的孩子们一起玩儿。
我的同学们基本上是富家子弟，他们上下学都是有汽车接送的，日常的语言表达上也比较文明。我住在附近，不必接送，家里也没有车能接送。我和同学们从来没有讲过家里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是在语言习惯上接受的是同一种文化气氛的熏陶。我很听家里人的话，只跟他们一起玩儿。大概我的“奴才主义”在那时候就开始养成了。我的这个“主义”，日后帮助我避免出格，在党的领导之下没怎么犯错误。所谓“揭竿而起”、“拍案而起”这类本领和行为，我从来没有过。所以，“反右”时没有被划右派，“文革”中也没有很多“造反”行为，等等。这都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