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八十多年后，恩怨已断，历史家秉公以论之，借款案与刺宋案一样，也是个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国家之内，两造律师在法律之前也是辩不尽的。民国新成，革命刚了，军政善后，处处需钱。孙之让袁，军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而解决经济困难的唯一办法便是商借外债。孙公首行之，试以路矿税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谤弥深。迨孙公解职，把这烂摊子让与袁世凯，眼看纵是南京留守一个衙门，裁兵之需即为二百五十万元之巨。孙公解职让袁，岂不真是无官一身轻？后来在孙、袁蜜月期中，中山为袁的经济困难，借箸代筹，也认为举债之外，别无二途。但是那时列强环伺，都以借债为蚕食中国主权之不二法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明争暗斗，何等复杂，我政府应付之道，稍一不慎，便丧权辱国。笔者昔年曾为此乞教于曾任国务总理和财政总长的顾维钧先生，以及曾任中国银行总裁和江浙财团首脑的张公权先生等，试图探其奥秘，谁知所钻愈深，愈不见底。盖外债一项，不特牵涉北京政府时期中国朝野公私的各种建制，深不可测，其在债权国家，各帝国主义之间朝野公私的纠结亦不在债务国之下。稍加深入探索，则三五百页之著作，未必能见其项背也。有暇当列专章略探之，在本章中，我们只可说，袁党这个大赌客“手气好”，在他正需钱打内战时，交涉经年的善后大借款刚好在此关口签字。原来本为善后而借款，如今借了款反不能善后，也是国运多舛吧，夫复何言？（为了解善后大借款的大致经过，读者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146-260页，“善后大借款”）
二次革命，第一次内战
总之，袁、孙两党的对峙至此已剑拔弩张，正如早年的美国内战（1860-1864），蓄势已成，就看谁开第一枪了。林肯是个聪明人，他等着（甚或是以调兵遣将行动引诱着）南方来开第一枪。一枪既发，他就以国家元首之尊，为维护国家统一，下令讨伐了。林肯这个狡猾的手腕，后来又被罗斯福学到了。珍珠港事变之前，罗氏深知美日之战不可避免。但他格于国内孤立派之反对而不敢公开表态，只有制造战争形势，希望日本小鬼来开第一枪。谁知他手腕玩得太灵活了，连中国给他的最机密而可靠的日本发动战争的情报，也故意地延宕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吃了珍珠港那个大亏。但是，朋友，美国是吃了大亏了，日本开第一枪的代价就更大了。非关本题，暂时打住吧！
我国民国初年的二次革命的形势也是如此。那时还在转型的初级阶段，打内战还不知啥叫保密。中山宣扬联日讨袁的种种策略，应夔丞阶段的特务虽然很原始，这点情报袁党还是有的，至于袁的调兵遣将（他把李纯精锐的第六师于5月初自保定南调武汉，另调精锐从海道向上海增援），就更是公开的了。而国民党此时，黄兴的主和派的声音，已早被中山主战派的主张所淹没，战争形势已成，这时国民党还在宣传袁氏的大借款不合法，则中山的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又何尝合法呢？大家都无法无天，那就只好由枪杆来决定一切了。所以在民国史上，第二次革命事实上是第一次内战。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有第二次了。如果说第一次是个偶然，第二次就是个必然了。百姓无辜，罹此浩劫，也是命运使然吧！
国民党被扫地出门
当然这第一次内战，强弱势殊，袁世凯此时是采取主动的。6月9日，袁以大总统令，把江西都督李烈钧免职，由驻节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而后粤督胡汉民（6月14日）、皖督柏文蔚（6月30日），亦相继被免，同时黎元洪在武汉亦大肆搜捕从事地下活动的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时粤、皖两省的国民党内部，皆有窝里反现象，胡、柏二人虽心有不服，还是遵令去职。李烈钧因在江西掌握较稳，被撤职心有不甘，乃潜沪与中山密商，之后又潜返江西湖口，约集心腹同志及武汉避难党人，密谋起义抗袁；举棋未定，李纯已受命为九江镇守使，率军步步进逼。李烈钧不甘示弱，乃于7月12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鸣炮，公开起义讨袁，打响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枪。
[附注]这二次革命和民国开国后的第一次内战，便带有严重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色彩。我国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种回避的制度，如汉制便规定，本郡人不能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这就是现代政治学上的所谓制衡制，是很科学的。此制断断续续地实行了两千余年未尝废。清制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抚的传统制度。所以在有清二百余年的地方政府里，三藩以后，再未发生藩镇割据的现象。民国成立之后，首先就把这一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民初各省都督几乎全是本省人，这就开启了本省军阀盘踞本省的恶例。国民党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们闹窝里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广东，那时中山下面的哼哈二将——胡汉民和陈炯明都是广东人。二人不和，弄得两人都想反袁，却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钧控制得比较好，窝里反问题不大，所以他敢于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志之反袁，为着革命的利益，显然没有他们抗拒北军（客军）心情的严重。其时远在云南的蔡锷（蔡为湖南人而任云南都督），对此日益滋长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虽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时他却助袁，通电痛斥李烈钧：“以前行为，本难宽忍。”（见1913年5月29日《云南蔡锷艳电》，载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144页。此电在原书中误印为1915年）此一区域主义，后来竟滥觞于军阀时期。至台湾而变本加厉，可悲也。
这时愤恨袁氏专权，或仅为不满现状，欲为自身另找出路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义旗一举，各地也纷纷响应。国民党的据点在江西、广东、安徽、上海固无论矣。纵在较北的徐州驻军之内，也不乏反袁义士。须知在那个时代，国民党并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所有的不是当时有革命倾向的正规国军慕义投靠，就是地方杂牌民军就食而来，他们的战斗力和纪律，有时且远不如袁氏的北洋六镇。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说的趋市民为战。不但战斗力有限，而且军纪松弛，亦不下于北军。加以武器、粮饷皆缺，因而士气不振。上海由陈其美指挥，连个制造局亦屡攻不下，徐州、广东、湖南一触即溃。稍微能坚持一两周者唯湖口与南京两处，伤亡溃败亦惨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干民军起义，然由于都督程德全首鼠两端，弃职潜往上海，孙派之激进军官何海鸣等确有意死守南京，苦撑待变。中山亦曾有意亲临指挥，终以黄兴抱奋勇而来则罢。然黄氏觉事无可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从安徽战场败至南京，曾痛批黄兴为“一将无能，千军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实觉孙公之发动二次革命，正如美国杜鲁门总统对麦克阿瑟有意侵华之评语曰：“斯为一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错之战争也。”（A war against a wrong enemy，on a wrong place，at a wrong time）焉有胜利之望？
二次革命时未迭月，革命军就全军尽没，国民党全党上下，被扫地出门之后，早期梦想的以美为师、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也以全盘失败告终。袁世凯早就感觉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见他和顾维钧的对话），再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后，金窝，银窝，终不如狗窝，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去做皇帝了。吾人今从世纪之末，回看世纪之初，大概没有什么历史难题不能理解的吧？
（选自《袁氏当国》，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略有删节）
汉阳铁厂与洋务派经济思想的困境
袁伟时
近年来，史家们热衷宣扬“办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其实，张之洞办汉阳铁厂是花了大笔公共资金买来失败和挫折的官办企业的典型。办这样的工厂，张之洞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走的都是这条错误道路；而到了20世纪，从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开始，中国人一再重蹈覆辙，此类项目在神州大地比比皆是。
张之洞的一大特点是喜欢搞大项目、大建设。《清史稿》对他评价：“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这画龙点睛的一笔入木三分，揭示了张之洞进行经济建设的成败所在。其中最突出的典型是汉阳铁厂及其配套项目即后来的汉冶萍公司的建设。
汉阳铁厂是1890年开始建设，1894年6月投产，共花去资金六百余万两。按张之洞的计划，预计年产铁六万吨；他后来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则说：“每年可出铁三万数千吨，以之炼钢，可得三万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比1901年投产的日本的八幡制铁所早七年。至1896年11月停产为止，实际共生产生铁五千六百六十吨，熟铁一百一十吨，钢料一千四百吨，铁拉成钢条板一千七百吨。但因品质不佳，只卖出生铁一千一百吨，钢料六十吨左右，钢条板三百四十吨，设备利用率低得惊人，可说是投产两年多仍没有进入正常生产状态。1896年不得不变为官督商办，恢复生产，几经改造，渐入佳境。1908年又改组为完全商办的汉冶萍公司。可是，改制后病根没有彻底根除，尽管盛宣怀（1844-1916）辞世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仍有一段辉煌岁月，但战后环境一恶化，也经不起风浪，钢铁生产在1925年全部结束。
在19世纪的洋务运动中，这是耗资最大的项目。说它完全没有一点成绩，不够公允。中国土法炼铁由来已久，直至1916年，新法产铁将近二十万吨，才第一次超过土法所产的十七万吨。而这近二十万吨中四分之三是已经改组为汉冶萍公司一部分的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生产的。1910年汉阳厂产生铁十一万九千吨，钢五万吨，钢轨两万八千吨，相当于当年进口钢铁的五分之四，以后一个时期并超过进口量。直到1922年，它仍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尽管这些业绩是交由商办后改造和扩充的成果，但张之洞当年筚路蓝缕之功毕竟不可抹煞。
钢铁强国梦是鸦片战争以来关心国运民生的中国人的重要追求。新法钢铁生产不是从汉阳铁厂开始的。1886年，署理贵州巡抚潘霨就霨在贵州青溪县筹办新式钢铁工厂。1889年10月，拥有高炉和贝色麻炉的青溪铁厂投产，耗费公帑十九万两千两，私人资本十多万两，日出生铁二十五吨。可是，燃料、原料缺乏，焦炭要从数百里外运来，又交通不便；加上资金不足，市场不畅，困难重重，勉强挣扎至第二年9月，不得不停炉。后潘霨之弟潘露积劳致死，找不到适当人选接办，该厂也随之夭折。首先出钢的是1891年江南制造局的马丁炉，继之有1893年建成的天津机器局钢厂，规模都很小。
汉阳铁厂设备是从英国和德国进口的，规模雄视东方。但是投入那么大，产出如此可怜，结果如此可悲，不少追寻史迹者都为之掩卷叹息！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巨大的挫折？归纳历来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史学家认为，这是由三大错误造成的：
第一是设备购置不当。汉阳铁厂用的是大冶铁矿，含磷很高，应该用马丁炉。但该厂的主要设备是马丁炉两座，“每日二十四小时能熔化生铁一百吨”，“炼贝色麻钢，每次盛五吨之变化炉两副”，即一半主要设备是不合用的。
第二是焦炭没有稳妥的供应。1893年9、10月间，炼铁厂已经“全厂告成，而煤矿工程未竣”。本来指望大冶的王三石矿和安徽的马鞍山矿，竭尽全力“大办”，到此时“王三石井未成，马鞍山井成而横窿尚少，设备亦未周”，拖到下一年6月才开始炼铁。而这些煤矿“所采不足于用”，只好从国外和开平煤矿购买，运费很高。“开平一号块焦，每吨正价连杂费、麻袋、装工、水脚，需银十六七两，道远价昂，且不能随时运济。恒以焦炭缺乏，停炉以待；而化铁炉又苦不能多停，停则损坏。”从英国、比利时进口的每吨更高达十七八两银，而国外钢铁厂所用焦炭通常每吨价只需六两左右。直到盛宣怀接办后勘探、开采萍乡煤矿，才基本解决了这一重大问题。
第三是选址不当。它不就近在大冶设厂，而是选择煤铁都要靠外地运来的汉阳，提高了成本。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重大的决策错误？主要原因是张之洞患了官僚办企业的常见错误：瞎指挥！
大冶有品位很高的铁矿，这是1875年盛宣怀聘请英国地质师郭师敦（A.W.Crookston）博士勘探清楚了的。张之洞也证实：“大冶铁矿据矿师及化学洋教习报称，铁质可得六十四分有奇，实为中西最上之矿。”可是，急于求成的张之洞在矿石的品质没有完全弄清的情况下就订购设备，而且头脑一热立即把规模扩大一倍。
1884年出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雄心勃勃，要在广东建造钢铁厂、枪炮厂、纺织厂等大工厂。他立意办钢铁厂是1889年上半年仍在两广总督任内。在交通不便的19世纪，居然要在煤铁资源俱缺的广东办现代钢铁厂，可谓异想天开。但其动机是：“中国岁销洋铁值五百余万金，粤销即不少。漏卮宜杜。购机开采，设厂煎炼，皆所必需，炼铁尤要。”爱国热忱，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