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中国拥有的另外一些自由，如迁徙自由、择业自由、进入台湾不再容易……但一旦合法居住台湾，并拥有警察局发给的居住证，他可以坐火车、公共汽车、飞机，或开小车、骑三轮，或到处转悠，自由如同在佛蒙德（Vermont）、堪萨斯（Kansas）或俄勒冈（Oregon）。而且，他可以干任何工作，只要他能找到，或者坐在一块岩石上，远眺大海，或者在轻柔的意大利乐曲声中边背诵诗歌，边品尝美酒。”（以下再引则注为《胡文》）[25]
几乎是一个世外桃源了。固然，这是一个美国人眼中的台湾和台湾的自由，它有可能是真的——对那位美国人来说；但对中国人，以上这一切，难道也是真的吗？
然而，胡适就能这样告诉美国人，那位美国先生“描述的是现在台湾岛上八九百万中国人生活和自由的总体情景”（《胡文》）。好一个“生活和自由的总体情景”，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会有胡适这种感受，问一问当时住在台湾的雷震和殷海光们吧！其实，就是胡适自己也心知肚明。1955年，殷海光就吴国桢事去信胡适，言及台湾状况，胡适回信说：“台岛情形，我岂不知？”[26]如果胡适知道台湾的真实情形，那么，他对美国人的描述所作的归结就是虚假的。前此，胡适声口谴责吴国桢在美国人面前“存心说诳”，现在他是不是就扮演了自己所抨击的角色。
以下内容大致和给吴国桢的信一样，就“军事法庭”、地方选举、出版自由以及蒋经国作为蒋氏政权继承人等问题，一一为台湾当局“辟谣”。
就出版自由而言，针对吴国桢说台湾“不再有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也变成无稽之谈。可能有一例外，就是胡适博士主办的双周刊《自由中国》杂志”。胡适说：“《自由中国》杂志不是例外，这种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具有道德勇气讲话的人都可享有的。……其次我想说，胡博士主办的刊物如何且为什么在‘警察国家’所享有的出版自由，对吴博士来说是个例外？《自由中国》杂志当然不享有例外的自由。很明显，1951年6月，无论是‘民主的’吴博士、台湾省主席和台湾保安部队总司令，都不能保护这本杂志。如果‘胡适主办的双周刊’享有任何例外的自由，也是奋斗五年才赢得的。”（《胡文》胡适的文章特地提到1951年6月，这是《自由中国》发表《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因而和台湾“保安司令部”发生冲突的一个事件。文章对台湾“保安司令部”有计划诱人入罪的金融案提出批评，因而惹怒了执掌实权的彭孟缉，这位“保安副司令”要到杂志社去抓人。也许人在美国的胡适不知道，正是身为“保安司令”吴国桢的介入，人才免于被捉。吴国桢当时就退回了彭孟缉要抓人的呈文，并打电话将情况告知发行人雷震（据雷震回忆，当时吴国桢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说：三哥，别的事我不管了，人是可以不捉了）。[27]吴国桢“不能保护这本杂志”，但却保护了杂志社的人。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应该肯定的。胡适不知就里否定这一点，不过是要表明，《自由中国》的自由如果是“例外”的自由，也是它自己奋斗来的。情况真的像胡适说的这样吗？不。这里没有人否定《自由中国》在言论自由上的奋斗，但它的自由，或，就它所获得的自由的范围，主要不是奋斗来的，而是来自国民党的“优容”。事实很清楚，只要这本杂志超出了当局的认可幅度，越奋斗，它的自由就越小。这，只要看看杂志本身及其主办人雷震的命运就知道了。看到胡适上面的话，远在台湾的雷震写信时忍不住了：“先生说《自由中国》之有言论自由是它这五年争得来的，不料我个人的自由则因是而一天比一天缩减，竟至变成囚犯。”[28]不幸的是，雷震一语成谶，几年后，杂志关门人下狱，而且一判就是十年。究其因，言论自由即为其一。因此，胡适说台湾的言论出版自由“是具有道德勇气讲话的人都可享有的”。“享有”云云，反讽而已。
最后，胡适还是没有忘记对吴国桢的讨伐：“怯懦、自私的政客们在享受政治权力时保持沉默，而权力不再，且安全地离开祖国时，却又向自己的祖国和政府泼脏水，这些政客们永远都不会赢得争取自由民主的战斗，因为他们自己的每一个错误和劣行，都逃不了道德责任的正义评判。”（《胡文》）胡适是在私设道德法庭，即使说的全真，也未免把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了，或者，简单地把政治问题道德化了。一个政客在位时，怯懦与自私是常态，甚至还不止如此，比如当年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评价这位能干的上海市市长就是“八面玲珑，十分圆滑”。[29]这就是政客。但政客对民主政治的构成，其作用未必就小于道德志士，因为政治（即使是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包括政客在内的）利益博弈，它不是纯粹的道德行为；而且即使出身政客，注定离位后就不再有张嘴的权利？转从道德角度，也有个“私德”和“公德”的界分。就其私德，蒋介石对你一贯不错，你也鞍前马后追随了二十多年，然而，一旦闹翻，老底子都给兜出来，难免不令人诟病。但正如梁启超所批评的那样，中国人只讲私德而不讲公德，只有私忠而没有公忠。吴后来的做法，哪怕私德失分，如从公德和公忠，却又未始不可。至于在政治上，胡适说吴“向自己的祖国和政府泼脏水”更站不住。吴不是向“祖国”泼脏水，而是向“政府”，这是两回事。即使对“政府”，也不是泼脏水，而是道实情。那个“政府”，那种“政权”，本身就不干净，无需人去泼。倒是不泼脏水的胡适，无论文章题目，还是行文本身，是不是都不免“美化”之嫌呢？
六、“辩白”，还是“不明不白”
然而，就胡适本人而言，他绝无“美化”之意，而是在为“国家”“辩冤白谤”。
1947年，蒋介石派王世杰劝说胡适就任考试院院长和国府委员时，胡适一则表示“我不愿意放弃我的独来独往的自由”，另则也向体制推心置腹：“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紧要关头究竟有点用处。”[30]1949年6月，胡适已经到了美国，当时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发表他为外交部部长，胡适坚辞不就时也很恳切：“……适在此为国家辩冤白谤，私人地位实更有力量。”[31]
没想到，胡适确有远见，他此时发挥的也正是这个作用。吴的动作，在美国掀起了波澜，“美国的大众传播，如获至宝。报纸如著名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杂志如《展望》、《纽约客》、《时代》、《新闻周刊》等，无不争相报道”。[32]然而，胡适出马了，曾经获得美国三十多个荣誉博士学位的胡适，其影响毕竟要比吴国桢大得多，而且也比国民党大得多。国民党驳吴国桢是官样文章，双方吵架，而胡适的身份是第三者，是私人。因此，用时人徐复观的话：国民党有胡适这张王牌，在反驳吴国桢的宣传上，胜于十万雄师。[33]当时是台湾当局接受胡适的意见放弃和吴国桢对阵，倒是胡适自己不待他请而自行跟进，替其反击，不惜与私人交恶。胡适来美后，常说的话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胡适强调这个“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在胡适的心目中已经高于一切，即使自由和民主，也必须在“国家”存在的前提下才能谈及。因此，胡适看到他所认为的损害“国家”的言行，就不会坐视。
置“国家”于自由民主之上，在“国家”依存的框架内缓进民主自由，这是胡适晚年的一个基本态度。这显示了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性和排他性，抑或，自由主义在胡适身上发生了老年性衰变，它日益丧失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批判之维（可以想想《新月》时代的胡适们），批判也日益为一味的“建言”所取代。固然，体制内的建言是必要的，但体制外的批判却是“必须”的。作为个人，可以在两者间自由选择，但如果一个人选择了“建言”却不能在道义上拒绝作为互补力量的“批判”（反过来也一样）。胡适的问题主要不在于自身批判性的萎缩，问题是，素持“容忍”的他却未能容忍发自别人对体制的批判。就这次“吴国桢事件”而言，是胡适自己把它发变为如此不值的“胡吴冲突”。不论吴国桢主观如何，他对国民党的揭发，客观上有其批判效应，胡适即使不满，可以保持“沉默的自由”，却不必视吴为仇寇，无谓地对台湾当局“嫂溺援手”，更不必出手去写像《台湾是多么自由》这类可能使自己蒙尘的文字。在一个极权或半极权主义的时代，自由主义的写作伦理要求它的笔尖，不是对着已经获得了的自由，而是指向还有多少自由尚未得到。
因此，如果说太平洋那边的“胡吴冲突”是以胡适这篇《台湾是多么自由》为收场，笔者不得不遗憾地看到，那个一心要为“国家”“辩冤白谤”的人，不但未使那个“国家”“辩白”，反而使自己变得“不明不白”……
注释
[1]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吴国桢传》（下），第427页，台湾自由时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2]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1946-1953年）》，第1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3]此内容来自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第162-165页。
[4]此内容来自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第165-168页。
[5]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吴国桢传》（下），第459页。
[6]《胡适日记全编》卷七，第62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7]《胡适日记全编》卷八，第309页。
[8]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吴国桢传》（下），第504页。
[9]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吴国桢传》（下），第551-553页。
[10]韩道诚《吴国桢案有关资料汇辑》，台湾《传记文学》第45卷第3期，第124页。
[11]《胡适日记全编》卷八，第277页。
[12]转引《胡适日记全编》卷八，第289页。
[13]转引江南著《蒋经国传》，第286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
[14]韩道诚《吴国桢案有关资料汇辑》，台湾《传记文学》第45卷第3期，第125-126页。
[15]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七，第2421页，台北联经，1984年。
[16]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第222-223页。
[17]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吴国桢传》（下），第514页。
[18]韩道诚《吴国桢案有关资料汇辑》，台湾《传记文学》第45卷第3期，第128页。
[19]以上这部分文字摘引杨金荣著《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第255-258页，三联书店，2003年。
[20]《胡适致吴国桢》，《胡适全集》卷廿五，第559-56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21]转引何卓恩著《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第99-10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22]万丽娟编著《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第70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23]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七，第2380页。
[24]《吴国桢复给胡适的信》，转引《胡适与吴国桢、殷海光的几封信》，台湾《传记文学》1989年第3期。
[25]杨金荣著《角色与命运》，第263页，所译胡适原文：263-267页。
[26]《胡适致殷海光》，《胡适全集》卷廿五，第626页。
[27]范泓著《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第15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8]万丽娟编著《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第68页。
[29]转引江南著《蒋经国传》，第269页。
[30]《胡适致王世杰》，《胡适全集》卷廿五，第226页。
[31]《胡适日记全编》卷七，第778页。
[32]转引江南著《蒋经国传》，第280页。
[33]转引黎汉基著《殷海光思想研究：由五四到战后台湾（1919-1969年）》，第224页，台湾正中书局，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