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所有人的生命史诗；一个人的生命终结了世世代代的人的生命是没有终结的——这就是怀特为我们创造的史诗，一部关于生命和生活的真正的史诗。这样的史诗，是不是更具有某种典型的意义呢？而作为一名作家或文学爱好者，尤其是特别看重史诗、一心要写出史诗、读到史诗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在领略了《人之树》之后，胸怀和眼界是不是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开阔一些呢？
这里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小说写的是普普通通的人的一生，写得却并不平淡干涩。在我阅读这部作品时，书中描写的场景常常使我如临其境、感同身受：看到持续不停的大雨使水缸、桌椅长了绿毛时，我的身上仿佛也长了绿毛；看到大火烧焦了山林绿地、平野田畴，我的嘴唇、额头也情不自禁地生出了阵阵滚烫灼热。一部以文字编织起来的作品，能够给人以这等的感受，其水平和魅力是可见一斑的。
与《人之树》相比，《奇异的蒙古马》带给我们的是全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感受，那就是奇异、奇特、奇妙、新奇、惊奇、新鲜，还外加上喜悦、振奋。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用她特有的浪漫构思和生花妙笔，在这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绝妙的世界：一只名叫大基的蒙古马，被选送到英国自然保护区安家落户。为了使他能够安静和适应，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特意挑选了一只名叫皮帕的情侣与之相伴。然而大基还是思念家乡的草原，带着皮帕一起逃离自然保护区，开始了向遥远的故乡的进军。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寻我，狩猎者的围追堵截，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救援和搜索，雪山和沼泽地的层层阻隔……在闯过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历经了血雨腥风、九死一生之后，皮帕倒下了，大基却终于回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内蒙古大草原。
作品的主人翁是一匹马这已属少见，而这匹马竟然如此挚爱自己的家乡，如此顽强坚韧，如此神奇和富有灵性，令人心旷神怡的同时只有拍案叫绝的份儿。我们总说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总说文学作品要弘扬主旋律，为建设精神文明作出贡献，可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固守已往的和既有的思路和手法呢？读一读《奇异的蒙古马》，我们是不是会感到汗颜呢？
我还要说的是，《人之树》和《奇异的蒙古马》是曾经对于我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我的长篇小说《羊角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就得益于这两部作品的启发不少。有谁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找来一读——这已经超越本文的题旨了，就此打住吧。
冰虹十五问
冰虹是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硕士生导师，2008年初，为着一部学术著作的撰写出版，与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笔谈。
问：您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是什么时候？对您以后创作有什么影响？
答：我第一篇发表的东西是一篇杂文，发表在县广播站的播音和一份县里自编的打印材料里。当然那很难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算得上文学作品的是一个短篇小说，写的是夏收时发生在麦场上的故事。大众日报发表时叫做《共产党员》，济南日报发表时叫做《共产党车战生》。那是1971年，据说是文革期间大众日报和济南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今天看起来肯定令人失望，但那时对我鼓励很大，因为毕竟自己的名字和作品被印到省报和市报上。仅此而已。对后来创作的影响似乎也仅限于此。
问：您最看重自己哪些小说、散文？能否说一下偏爱它们的原因？
答：小说最看重的是《过龙兵》、《骚动之秋》、《羊角号》和《海猎》。前三部是长篇，后一部是中篇。看重《过龙兵》的原因是它基本上实现了我对长篇小说理想境界的追求，也就是我在齐鲁晚报发表的访谈中谈过的“小说中既有严酷的现实生活描写也有崇高的理想主义闪光，既有浓烈的传奇色彩也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在艺术手法上也达到了融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写意等于一体的境地。”对《骚动之秋》的偏爱主要来自于小说中所描写的生活的历史感和真实性，来自于主人翁的丰富性和艺术魅力。对《羊角号》则更看重于它的那种超越于历史与现实之上的大写意手法。《海猎》写的是渤海湾对虾大会战的生活，其中的场景和人物给人留下的印象相当深刻——这不是我说的，是那年编选济南五十年作品选时，几位同行一致的评价。散文我写得不多，最满意的当属发表于《中华散文》、先后转载于《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和由中国作协创联部编选的《1995中国散文精选》中的《星条旗为谁而降》和《穿越生死线》。这次四川抗震救灾，举行全国悼念日和下半旗致哀感动了国内外不少人，而那恰恰是我十几年前，在《星条旗为谁而降》那篇散文中发出的呼唤。
问：《羊角号》的写法比较奇特，开篇即叙述了2018年的一次会议，然后又回到1998年的发现，紧接着从远古的神话传说去寻根问源，通过时空结构、情节调度上的交错梳理民族精神脉络，您为何采取这种跨越式的叙事结构？能否就此谈一下您当时的意图和观念？
答：在《骚动之秋》之后的另一部以反映农村变革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构思里，羊角号和老白果树的故事只是其中富有灵性的一部分。因为出了《白鹿原》，无奈中放弃了原有构思，才把这一部分独立成篇的。因为要用有限的篇幅写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苦难与坚韧，大写意的手法和跨越式的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当时的想法就是要写一棵中国所独有的老白果树的生命史，用以赞颂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和蓬勃兴旺。可惜作品中世俗的东西写多了，与年代又扣得太紧，没能完全实现原有的设想。
问：写乡村题材融入地域色彩和地域文化是当代乡村书写的常见模式，但您的几部乡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却立意于农村变革的缩影，而非地域文化的重建，能否谈谈基于怎样的考虑？
答：您说得很对，乡村题材的小说总要融入地域色彩和地域文化的内容，我的小说也是如此。从《骚动之秋》到《羊角号》、《过龙兵》、《海猎》、《不肯逝去的岁月》，无不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地域文化的内容，比如老白果树，比如羊角号、雾号，比如海上生活和乡村情趣，等等等等。但乡村题材的作品也应该多种多样，都把主题放到描写乡村文化的重建上岂不太过单调？说我关注的是农村的变革是对的，但如果换个说法或许更符合我的本意，那就是：我更关注的是农村（农民）生活或者说农村（农民）文化的重建。这在《过龙兵》中得到了更多展示。
问：《羊角号》中您以人类学溯源的方式建构羊角号的神话系统，使用了神话叙事、“大写意”手法，《骚动之秋》如您所言是纯粹的现实主义，《过龙兵》则在真实复现近六十年农村的变革景观的同时，交错着传奇故事与意象隐喻，您为何没有采用传统现实主义的纪实笔法凸现社会生活的“真”，而是设置了诸多的传奇意象？能否谈一下您对小说形式变革的观念？
答：这个问题我在几次专访中都说过了。小说形式的变革我是在不断地学习和创作实践中摸索前进的。《骚动之秋》因为是纯粹的现实主义，过于传统，遭到不少非议。为了突破，我读了不少外国现代派的作品，确是打开了一扇文学和心灵的窗户。由此出现了《羊角号》。《羊角号》受到一部分读者的欢迎，也遭到另一部分读者的拒绝，说是走得太远了，拉长了与多数读者的距离。于是我开始把现代意识、现代手法，与传奇、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相结合视为长篇小说的理想境界。这能不能被认同、能够被多少人认同我不知道，但我认定随着时代的前进小说形式必须改变，否则就会变成古董，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就我个人而言，我一向主张作家既要“甘于寂寞”又不能“甘于寂寞”：前者指的是深入生活和创作时的心态，后者指的则是创作观念和艺术上的追求。“不甘寂寞，标新立异”应该成为一名好作家的品质。
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骚动之秋》选取肖云嫂与岳鹏程、岳鹏程与岳赢官的冲突和矛盾作为情节推动的线索，折射出农村发展变革中不同的理念和路径，岳鹏程则是这一变革中的“悲剧色彩的英雄”，这一定位寄予着您的什么理念？《过龙兵》中回乡的鞠姓大干部对年传亮一段评价，则从另一角度肯定了年传亮这类农民企业家、投资者对社会的贡献，这是否意味着您在思想上的变化？
答：非常对。从《骚动之秋》到《过龙兵》，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对中国社会变革尤其是农村变革的许多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骚动之秋》主线的设定是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当然包括我个人的观念）决定的，《过龙兵》中对年传亮等人的肯定性的评价，也是当前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同样包括我个人的观念）的产物。这是一种变化也是一种进步，是中国社会前进必然经过的一种痛苦而又现实的转变。需要说明的是，写《骚动之秋》时我就清醒地认识到，所谓“悲剧色彩的农民英雄”只是一种道德评价，并不是历史结论或生活逻辑，像岳鹏程那种悲剧性的英雄将会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并且会由乡村进入城市，成为历史的主角。《过龙兵》中即得到了证明。这是生活和历史的现实。作为相隔十几年的两部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能够反映出这种变化，应该说既是一种生活的赐予也是一种文学的责任。
问：您曾说：“作家笔下的历史与文学家笔下的历史不同，原因就在于作家是从人和人性切入。”但由于作家从人和人性切入，是否会使笔下的历史过于主观化，从而造成对历史的误读？
答：不，我不这样认为。所谓文学纪录历史只是从大的、长远和宏观的概念上说的，即使描写某一具体时期的历史小说，也还是小说，不能当作历史教课书去读，这应该是常识。小说家笔下的历史当然具有主观性，但聪明的读者是会自己做出判断的，我们完全不必为此忧虑。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前后出现了两部长篇杰作，一部是《汤姆叔的小屋》，一部是《飘》，作者的观念和对生活、历史的看法完全不同，甚至于根本对立，可非但没有影响到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反而丰富了我们的视野。这实在应该算是一件幸事才对。
问：无论是岳鹏程、年传亮、还是卓守则，他们都是当代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个人诉求上有所差别，您通过分层叙述展示了他们各自的保守、冒险、奋斗，展示了他们作为封建家长和当代企业家的行为、意识。您对他们怀着怎样的情感？
答：从作家的身份说，我喜欢那些丰富而又具有独特性格魅力的人物，无论是岳鹏程还是年传亮、卓守则，都是我所喜爱的人物。从个人情感而言，我对他们往往怀有一种既理解、敬佩又惋惜的心态。但生活就是生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我们只能认识、反映、评价，而不能歪曲或改变。不是吗？
问：《过龙兵》叙述了近六十年的农村发展变革中家族、政治、官场、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冲突，出现的各类问题。丑陋与圣洁的比衬是其重要的主旨，比如年华云这个人物，每每在重要时刻出现，以人性、正义、无私战胜了阶级斗争、家族仇恨、违法乱纪、金钱诱惑等导致的邪恶，而暖冰矿同样被寄予了化育人心的蕴涵。这是否意味着您把圣洁的人性作为社会发展中堕落、邪恶的制衡力量？华云是具有浓郁理想主义色彩的形象，您能否谈谈这一人物的塑造？
答：您说得很对，的确，在《过龙兵》中我是把圣洁的人性作为社会发展中堕落、邪恶的制衡力量的。如您所知，社会发展与堕落、邪恶从来都是相伴而生的，不仅仅是在当今中国，几千几百年的历史以及五大洲四大洋，无不如此。但凡是有堕落和邪恶的地方就有圣洁和崇高，作家不应该只看到堕落和邪恶而看不到圣洁和崇高，更不能只向读者传达堕落和邪恶，忽视了对圣洁和崇高的传达和礼赞，使读者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华云是生活中的太阳，也是小说中的太阳，她的身上寄托了作者诸多的理想和期待。与她同时的还有小说中的第三代，也即晨玉和智新。这两个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华云第二”，他们的形象在小说的修订版中得到了明显提高，因而使整部小说中正义和人性的光芒得到了辉扬，您读一读就知道了。
问：神话是您小说中一个重要因素，《羊角号》中的羊角号，《骚动之秋》中的秃尾巴子老李，《过龙兵》中的海牛、雾号，其中是否承续着您的早期作品《八仙东游记》的浪漫主义思想？
答：不能否认这种存在。神话是小说的重要起源，从古希腊神话到女娲、后异无不如此。小说中如果失去了浪漫主义的因素就会魅力大减，甚至于味同嚼腊。《八仙东游记》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有客观的原因，就是当时有人邀我写《八仙过海》的电视剧本，构思完成后，出版社提出能不能先写成长篇小说，我就写了，用了整整一个月。但也有主观的原因，就是我自小就是在家乡的土地上听着神话和传说故事长大的，对神话和传说故事有着一种本能的衷爱和痴迷。我甚至于认为只有弥漫着神话和传说故事的土地才算得上丰沃的土地，只有弥漫着神话和传说故事的小说才算得上优秀的小说。至于《八仙东游记》那部小说对于我后来创作的影响，倒不一定排得上主要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