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的道路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但年代阻隔、史料飘零正如烟雨空濛，真正确凿的事实难得觅出一件。一代名相曹操，在济南似乎只修过一座练兵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齐州北水门记》饮誉古今，但其任职济南知州时的政绩似乎也仅限于此。宋代叛将刘豫自立济南王时开通了小清河，使济南有了一条通海的水路，但在街道建设上似乎也没有什么建树。倒是秦始皇和唐高宗、武则天几次泰山封禅途经济南，迫使济南官吏修桥补路有史可查，然其所修多属官驿御道，与市区无缘——即是官驿御道也不过几年便踪影全无了。现存的济南老城的基本格局形成于明代。据史料记载，由于元末战争破坏相当严重，明初全国范围内都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洪武元年，济南建立都转盐运使司署，主管山东一带沿海的盐业。盐业是当时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济南自然受益非浅。洪武二年建济南府署、府学和城隍庙。三年建巡按御史署。四年大兴土木，把原来的土城墙一律砌上砖石，重建了齐川、泺源、舜田、汇波四座城门，并环城挖起了护城河。洪武九年，全国设立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分管一大政区的民政、司法监察和军务。济南是山东承宣布政使司的住地，布政使司署、提刑按察使署等相继建立，布政使街、按察使街、运署街等也应运而生。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以马车、轿子畅通无阻或肩挑手提可以通行为标准的大街小巷便逐渐形成。这也就是济南老城区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全部历史。
一九〇四年德国人始建胶济铁路，次年，济南开辟商埠。商埠区采取的是东西交错的、方方正正的棋盘式路网结构，开始不过三五条短而又短的街道，后来不断加长、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区。道路多了、长了，没个名字不好区分和称呼，商界人士议论纷纷，开始给商埠区的道路起名字。名字起了不少，五花八门、万紫千红，但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有人提议听一听当时山东最高长官韩复榘韩大人的高见。韩大人乃一介武夫，集不学无术与独断专行于一身（据说本人并非全是如此），听部下有人说美国华盛顿有经纬路之名，当即道：“他华盛顿能有经路纬路我怎么就不能有？我不单有，还跟他不一样！他南北是经路，东西是纬路，我偏叫南北是纬路东西是经路不行！”韩大人一言既出，于是济南便有了与地球经纬线截然相反的经纬路。这是民间传说不足为凭，但官方连传说也没有，何况除了韩大人、张大人、吴大人之类东西，别人实在也无此“高明”。我们也只有信其真而存其疑了。
商埠区的道路横平竖直，有了一点现代城市的味道。但因为纯粹是为经商（资本主义初期的小商业）而建，纯粹是经商人（资本主义初期的小商人）而建，路幅窄，只够两辆马车或汽车擦身而过不说，更加路口间距小，每隔几十米、上百米就是一个交叉，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城市的需要。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者进入济南，出于长期占领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设立了建筑总署济南工程处，围绕商埠区开通了经七路到经十路、纬一路到纬四路和纬十二路等七八条道路，使商埠区几乎扩大了一倍。鬼子投降，国民党忙于准备内战，只借助联合国救济总署提供的面粉，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按照军事需要，把纬二路向北修到洛口，把济南到历城的路向东修到桑园，把济南到长清的路向西修到腊山，而且一律碎石路面，以七至九米宽为限。一边是老城区的全封闭式的、封建自然经济时代的石板马路，一边是商埠区的适应小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打着鲜明殖民地半殖民地烙印的棋盘路网，再加上连结老城区和商埠区之间的几条上古时期就已存在的弯弯曲曲、拥拥挤挤的泥土小道，这就是截止到一九四七年，漫漫两千余年历史留给济南市政道路建设的全部遗产。
多么可怜而又沉重的遗产哪！
四十年中一梦迟
应该说中国从来就不乏能人，济南从来就不乏能人，只是由于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或者束缚、或者激发了能人的才思和作为罢了。当炮火刚刚停息，济南还是瓦砾遍地千疮百孔时，城市的解放者和管理者们就开始为济南的未来打起了算盘。曾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和谈判代表的规划专家胡道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到曾任中共谈判代表的济南市长姚仲明的再三邀请，才放弃出走海外打算的。他回到济南的那一天，山东大众日报为此发表了头条消息。那实在是因为解放了的济南需要能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需要能人。胡道远也果然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在他主持制订的济南市有史以来第一个总体规划——《都市规划纲要》中，经一、经四、经七、经十等商埠中的东西路，就被规划为四条宽五十米、横贯老城区和整个市区的东西通道；纬二路、纬六路、纬十二路、历山路等商埠区和老城区外的四条南北路，就被规划为宽五十米、横贯整个市区的南北干线。这正合了四通八达的老话，也正合了现代大城市的需要。那真是一个梦，一个至今仍然让人心驰神往的梦。尽管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八三年的《城市总体规划》，对《都市规划纲要》做了不少修正补充，但四条东西贯通、四条南北贯通的城市骨架，从未受到怀疑或做过任何变动。
全部的问题在于建设和实现。五十年代初，党和政府依靠群众的力量拓宽了泉城路，打通了共青团路，改建了西门桥、林祥桥，西与经四路相接，使济南商埠区与老城区有了第一条东西主干道。其后的三十多年间，逐步形成和完善了由经十路、历山路、纬十二路和北园路、堤口路组成的内环线，八十年代初又改造拓宽了纬二路，在市区内形成了一个“田”字形主干道框架格局，使济南的市内交通出现了历史性的重大改观。但城市发展，人口、车辆急速膨胀，偌大市区单靠“田”字中的那一横一竖，无论如何也无法满足需要，城市的管理者和建设者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把眼睛盯向市区里另一条规划中的东西主干道——那就是经七路了。
说根据城市的发展和需要确定建设项目这并不错；但这只是大原则、大前提，同样的大原则、大前提，有人照样干不成几件事或干不成几件漂漂亮亮的大事。这就牵扯到人了。“济南搞城建这伙人有瘾，干着这个项目早就在琢磨下一个项目，越干胆越大、越干越想干，一时不干心里边还难受。”谭永青这样说，彭永栋这样说，刘玉亭也这样说。作为纬二路拓宽工程的组织者之一，有一件事给刘玉亭留下了深刻印象。纬二路拓宽前，曾经当过济南市市长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济南视察时批评说：“三十年没变样！把粉都搽屁股上了！”纬二路拓宽时，因为拆建规模比较大，省有关领导迟迟不敢表态。纬二路拓宽后，一次谷牧又来视察，他沿途走过一趟立刻喜上眉梢，说：“行！这一次算是把粉搽到脸上了！”省有关领导人自此也多次对纬二路拓宽工程给予热情肯定和赞扬。“改变城市面貌还是要靠大工程，大工程再苦再难，只要干成了就不怕没人说好话。”刘玉亭在得出这个结论，并且打开“四大卡口”后，随即在经七路上犯起了心思。
经七路自西而东，行至杆石桥时突然被一片居民区挡住去路。这片居民区长约二千八百五十米，有的地方有一条四五米宽的巷道，有的地方院落连着院落，连巷道也找不到一条。而越过这片居民区，新修的一条和平路坦坦荡荡向东延伸。打不开这片居民区，两条道路哪一条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而一旦把两条道路连接起来，就会在市区内形成一条横贯东西十几公里的主干线。这对于这位雄心勃勃的城建局长，不可谓不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我想干经七路。”他找到彭元栋说，“经七路一天打不通，市区东西向的交通就一天缓解不下来。”
“经七路东边连着趵突泉、黑虎泉、万竹园，打通了，对发展旅游也很有好处。”他又找到马芸生。马芸生当过建委主任，又是政府秘书长，他的态度很重要。
在得到彭元栋、马芸生默许和赞赏之后，刘玉亭组织有关人员拿出了一个方案。方案提出，自经七纬二路口向东，按五十米的规划宽度一线推开；实施方案的工程概算为一千三百万。
自然一千三百万只是刘玉亭的算法，在彭元栋那儿这只是一个小头；大头在那两千八百五十米居民区的拆迁安置上。经二路拓宽的实际距离只有一千四百一十多米，耗资三千多万，那还是七十年代末的事；现在，要完成经七路几近三千米的拆迁任务，需要的将是怎样一个数字啊！那个数字不仅是城建系统无论如何承受不了的，也是济南市无论如何承受不了的。
出于城市发展的需要和争取上级支持的愿望，彭元栋还是把城建局的报告变成了建委的报告，送到市和省的有关领导人面前。报告中又增添了一条重要理由：经七路打通后沿途可以搞成商业街，这对改变济南市的面貌和促进经济发展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报告送上，有如泥牛入海。
彭元栋若无其事，批不批在他预料之内，起码他已达到了宣传目的，为日后埋下了伏笔。刘玉亭却沉不住气，他急于要的是工程而不是宣传。
一次开会他问翟永浡：“市长，我们那经七路的报告你看了吗？”
翟永浡说：“上边不批我有什么办法？”说过觉得有些生硬，又道：“咱们力量有限，每年只能集中干一两件好事，不能把好事一次做完了。”
道理不错，刘玉亭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也只好让他少了。彭元栋不然，嘴上一字不露，肚里暗暗盘算起另外的路子。他算过一笔帐，按照城建局的方案，把全长三千七百一十四米的道路全部打通拓宽，拆迁费、工程费加到一起需要将近三个亿。如果单靠城市建设维护费，别的工程一件不干，也需要十年。把希望放到省里投资同样不现实：工农业发展急需资金，哪儿会有那样一笔大资金投到街道建设上去！要么不干，要么就得自己闯出一条路子来！彭元栋把这个想法跟谭永青说了，谭永青也有同感，两个人嘀嘀咕咕一通，坐上车挨着个儿跑起了开发公司。
“怎么样啊，你们这几年可是发大财啦！还有没有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呀？”进门亲亲热热爽爽快快。
开发公司喜出望外。要说发大财了谁也不肯认帐，要说需要上边解决的问题那是成筐成箩。小的不算，大的比方开发计划不足、开发土地太少等等，你市里不给我解决我有多大劲也使不出来。
这好说，计划可以增加，土地可以再允许你征几百亩——说到做到真给解决问题，不过解决完问题还有一句话：“你们发财我们不眼红，不过不能都装腰包里，得用到城市改造和建设上。现在我们支持你们，将来你们也得支持我们！”
市城建、房管开发公司，各区城建、房管开发公司跑过一遍，谭永青、彭元栋把这件事也就放到一边了。
八八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几位曾在济南工作过多年的老同志在与翟永浡交谈时，几次问起经七路开通的事，这使翟永浡感到了压力。与此同时，许多强烈要求改善市区内交通状况的群众来信，也使翟永浡感受到了紧迫。事隔不久八一立交桥竣工时，翟永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一次把开通经七路做为一项任务正式提了出来。
翟永浡的话使彭元栋、刘玉亭看到了机遇。被搁置了几年的方案，经过修订、重新被提出来了。这一次焦点不在干不干上，在于工程分两期干还是一次完成，也即路面先按三十五来开还是一次拓至五十米。刘玉亭和省会城市规划专家组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如果分两期干，三十五米的路面只能人车混行，路两边的各种管线设施也无法铺设，不能达到现代城市道路的要求，而如果一次完成，路面可以搞成三块板（快车道、慢车道、人行道），十几种管线可以一次到位，道路两边的建设也可以随之展开。翟永浡等人的理由同样站得住脚：中央三令五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大拆大建仍然是不允许的；更重要的还是钱，按三十五米宽度，纬二路口到杆石桥这一段八百六十多米可以不拆迁，杆石桥到历山路那二千八百五十多米可以少拆迁将近一半，再加上路面工程费的节省，总投资可以减少将近一半。一半，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啊？那是一个可以干或者不可以干的概念！那是一个咬咬牙、争取争取或者牙也不必咬、争取也不必争取的概念！“我也知道一次干起来好，我也知道五十米汽车跑起来痛快。可你们以为三十五米的方案，省里就一定通得过吗？你们总说国外，国外马路一块板的也很多，国外的现代化也是一步一步搞起来的嘛。”翟永浡做着说服。刘玉亭和省会城市规划专家组的专家们，何尝不明了作为一个大城市决策人的难处！在申明了自己的观点愿望之后，又按照拓宽三十五米的要求拿出了一个新的方案。
三十五米方案上报，翟永浡不幸而言中：报告被压了一年多，在他亲自找了姜春云之后，才得到了认可和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