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帮助我们探索未知的感官世界，比如一个从未听过的奇闻或是一个人的精神领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说到电影，总觉得它跟怀旧有关，似乎那些影像所保留的一定是旧日时光。而我们看电影也总是有特别美好的氛围，仿佛染上了一层辉煌的颜色。说到电影与怀旧，跟大家介绍一本好书，叫做《我和电影的二三事》，是几年前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出版的。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由一帮香港的影评人组成，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20多岁，都是影评写得相对专业的一群人。过去几十年来，香港曾经是整个华人世界里资讯最发达、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这批香港影评人有更好的基础吸收各国的电影，很多大师的杰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
看大师的电影有时会出现很多意外。比如著名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他的Blow-up，我们译作《放大》，而当年在香港被翻译为《春光乍泄》，这完全没办法表达这个电影的意思，甚至不能被称为直译。对此，书里的影评人何思颖说，当年这么翻译其实是有理由的。因为《春光乍泄》1967年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很多电影人或者电影院线的老板都觉得这部电影最轰动的地方在于里面有一秒一个女性正面全裸的镜头。所以就因为这一秒，把这部艺术电影改了一个带点色情意味的片名，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果然就有无数中老年男性观众抢着去看，为的就是那一秒的色情镜头。而一秒很可能打个哈欠就过去了，万一错过一定会觉得很受苦，因为这部电影对大部分人来说太沉闷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发条橘子》也有同感。
当时已经是录影带阶段了，电影里有一个快速的片断是关于做爱的，我们一群人拿着录影机，拼命地按来按去，希望能够一步一步一格一格地重播这个片段，为的是看清楚那一点点可怜的做爱场面。
李焯桃是我很喜欢的影评人，他说到六七十年代在香港看电影的情况。当时电影院都有星期日早场，平常播的都是主流电影，但到了星期日早上会放一些比较冷门的偏艺术的电影，或是一些旧日的经典电影。这对于他们这群没接触过那些电影，只在文字上看到或者听说过的人而言当然重要。于是礼拜天总是起个大早，像朝圣一样去看电影。李焯桃说：“也只有饥渴的影痴，才会在礼拜天一早爬起床看十点半，像朝圣又像补课。维斯康蒂、安东尼奥尼、杜鲁弗都是在西片戏院的早场看回来的。”
当年大家有机会看到的电影比今天少得多。现如今我们都有碟，而且盗版碟到处都是，几乎你要看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今天可能会觉得这些大师名作并不稀奇，但对以前的人来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放的时候没看，会觉得以后恐怕再没机会看了。
另一位影评人纪陶则说：当年大家有一句广东话，意思是说如果不看就不用再想以后还能看了。在这样的心情底下，“令我们入戏院看电影时有生离死别感。从小已不将看电影当成娱乐。看《教父》、《大闹天宫》、《地狱变》、《罗马》及《第七封印》等，是一种需要”。
那时对待电影格外认真，而且戏院环境也跟今天大不一样。以前电影院里是能抽烟的，记得那段日子我们在戏院里吞云吐雾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这当然很讨人厌，让整个戏院变成纳粹毒气室一般，可它又有一种独特的氛围。书里留学法国的影评人黄爱玲说她第一次看到法国有名的儿童电影《红气球》，是在巴黎大学里一个专门给学生看电影的电影厅。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法国学生里烟民甚多，个个都像火车头，几乎把课室变成了毒气间。然而即便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我们仍然是深深地爱着电影，甚至是爱上了电影。
香港有位电影学者、影评人游静，同时也是电影导演，她在这本书里写了一篇文章，叫《电影病》，就把何谓“爱上”做了个解释：“我说‘爱上’，不是‘爱’，‘爱’电影很容易，如‘吃’一碗拉面，吃过就算了。下一次吃意大利面，再下一次吃干炒牛河，可以全都爱。但‘爱’而且‘上’，便比较难脱身。即使不是一辈子的事，首尾亦是颇长的。爱而且上了，便有点没法向下望，往下望，叫人头晕、心跳，叫人突然意识到‘上来’的路，叫人看到自己的病，与没‘爱上’的人之间的距离……我爱而且上了电影二十多年。”我们爱而且上了电影，其实不只是电影的片断本身，而是很珍重那种戏院的感觉，跟今天看电视完全不一样。当年看电影是一种勇气的爆发，因为你能够看到那么多大师名作，一些很具颠覆性的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人这么勇敢，连这样的东西都拍出来了，做观众又怎么能害怕呢？
什么叫“做观众的怎么能害怕”？做观众难道还要怕吗？要的，我们想想看在戏院里面的那个感觉。你如果遇到一些场面，你想哭，你旁边都坐着人，想想看你就这么哭了出来，你把你人性最脆弱的那个部分公开在别人面前，虽然大家不会太留意你，但是你心里面仍然有旁人存在的这种压力。我们每一个人在看电影的时候就等于在交心，我们被动，我们没办法用摇控器把它按停，这时候我们完全放弃了主权，把自己交给了电影，这难道不是一件很需要勇气、很像爱情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