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利用大量珍贵的文物，展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丰富内涵。体现了河姆渡遗址浓郁的江南水乡地域特色。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物品以及存留的遗迹与许多的历史事件以及记载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神话与现实
炎、黄的发明，虽说都是古人的传说，有些内容还近乎神化。但是，却是有社会历史的近似事实作为根据的。近年来大量的考古材料，证实了我国古代这些英雄时代的传说并非完全虚有。
传说中的黄帝发明衣冠和嫘祖发明桑蚕，确实反映了在大约4000多年前，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实情。
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江南的原始居民，已经穿上了丝绸衣服。至今还在陕西民间流传的嫘祖枣“先蚕娘娘”发明养蚕的故事，几乎和山西夏县发现半截蚕茧后，考古学家推断的养蚕发明的过程完全一样。
至于古书中传说的黄帝开始凿井的故事，那也是有考古资料作为证明的。根据考古的材料，我国发现的古代第一口井是距今约7000年前河姆渡遗址的水井。
稍后，还有距今约4000多年前，河南汤阴白营遗址中发现的井，以及洛阳矬李遗址的一口圆形水井。
可知中原地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水井已比较普遍，这和《世本》上所述的“黄帝见百物，始穿井”，正好互相印证。
水井的出现，说明人们定居生活已经较稳定，人民也具有了利用水源的能力，人类文明的脚步大大加快了。
关于黄帝命人创造文字、制乐、发明舟车，和炎帝发明医药等神话内容，则说明早在四五千年前，中华先民已开始具有相当水平的文化生活。
这些记载，也有若干考古资料作为证明。早在殷墟甲骨文以前许多年，我国已有了初具雏形的文字符号。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古代文字的辩证发展》一文中说西安半坡“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在此以后，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郑州二里岗也发现了一些象形符号，更加接近于史书上所说的“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而初创的文字。
黄帝命伶伦创制乐律，是一个相当动人的传说故事。《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当时伶伦跑到一个叫“大夏”的地方，又到昆仑山之阴，听到了凤凰宛转的鸣叫声，他用腔体厚薄均匀的竹子断取两节之间，根据凤凰叫声的高低定出了12个律管和“六律”“六吕”。
这就是后来音乐中“十二律”律名的来历。近年来在浙江的河姆渡遗址以及河南等地考古出土的原始的骨笛，使伶伦造乐的神话，得到了实物的证明。
黄帝造舟车、炼石为铜等传说，炎帝教民耕作、发明医药等神话，在考古上也大都得到实物的印证。
比如，在河姆渡遗址和陕西宝鸡北首岭，分别出土的木桨和船形陶壶，说明当时南北方都已确实有船。
神话与史实就是这样互相印证，把黄帝和炎帝时期我国先民社会生活的文明程度，展现在我们眼前。
（二）虞舜与河姆渡
我国历史上，朝代自夏禹始，之后为商，再后为周，史称三代。三代以上，大多都归纳出五帝，五帝之中，排在末位的通常都是虞舜。这说明，关于舜的文字记载，已明显与神话传说拉开了距离，而接近于寻常人家之生活插曲以及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
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说明余姚乃虞舜故里，我国历代文献，有关于舜与余姚的文字记载，余姚至今仍流传有许多虞舜古迹。
我国先帝之姓大都从水，黄帝长于姬水而姓姬，炎帝长于姜水而姓姜。所以，舜帝因长于姚水而姓姚，也就顺理成章。
姚水如今称为姚江，又称舜江、舜水，源出余姚西南太平山及菁山，东流至甬入海。姚江成于何时，不得而知，推测大致与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相去不远，距今约5000多年。
舜降世时，姚江已经形成，但河姆渡已成废墟，故称姚墟。所谓姚墟，就是先祖留下的废墟。余姚的“余”，在古汉语中写作“馀”，意思是剩下的，引申为遗留、遗存。
姚墟与姚水合称两姚。《离骚》中有“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是大禹后裔，曾封少子无余于越，以留守会稽的禹冢。
屈原《天问》中写道：“舜闵在家，父何以鳏？尧不姚告，两女何亲？”
当尧听了来自姚墟姚水的人们有关舜的种种美德的报道后，便断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下嫁给当时还只是布衣的虞舜。
氏的本义，应与氏族部落有关，氏暗示着功成事就与氏族特征，同时也兼有行家里手之意。如，炎帝称神农氏，意谓“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黄帝称轩辕氏，意谓“黄帝始垂前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轩辕氏”。
另外，构木为巢被称为有巢氏，钻木取火被称为燧人氏，疱厨杀宰被称为疱牺氏，舜姚姓为有虞氏，所以，对有虞氏的合理解释是“有，乃大有，即大丰收”。有虞氏独有“舜耕历山”的说法。
上古时，江南土地已十分肥沃，出产丰富，有河姆渡遗址作证。有稻谷丰收，才有储米仓廪，才有舜涂廪的故事。而仓廪实则知礼节，所以才有舜大孝的美谈。
我国最古老的艺术珍品，都与山清水秀的南方结下不解之缘。从流传下来不多的与舜有关的文艺作品来看，便透露了舜与东南古土间的血肉联系。
如今，已有专家认定，与北方旱地的锄耕农业相对应的，正是南方水田之耜耕农业。河姆渡出土的大量骨耜与稻谷，恰好又表明了余姚乃耜耕农业的发源地。
关于舜与东南古土间的联系，还可从有关舜时的衣食住行、风俗人情的文献记载中，再参照河姆渡遗址所呈现的文明，来探寻其飘缈的踪影。虽然仅仅是一些蛛丝马迹，却常常透露出令人信服的消息。
东南沿海居民的平均身高，与北方人相比，总要矮人一截，想必也与食稻有关。
《吴越春秋》中，越王勾践，曾向吴王夫差贡献布帛无数。从这段记载里，还可以看出，舜与越先民鸟图腾之间的联系，即“苍梧多象之地，会稽众鸟所居”“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等。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更被认为是鸟崇拜的有力证据。双鸟是否可以理解为鸾和凤，成语“鸾凤和鸣”，想必是“鸾鸟自歌，凤鸟自舞”之意。
河姆渡遗址中有陶埙及可以模仿鸟鸣的骨哨，是我国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吹奏乐器。
河姆渡遗址附近的鲞架山遗址，曾出土2000余件文物，其中瓮罐和夹碳红衣陶为首次发现。瓮罐葬，据称是河姆渡先祖特殊的丧葬习俗。
这种习俗，将人的尸体用火烧烤后，再把遗骨放在陶瓦罐内，而后入土安葬。此为古代火葬的雏形。
虞舜所用瓦棺，大概与此类似。不然，若烧成比人还大的陶瓦棺材，则是匪夷所思的。
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的房屋以半地穴式为主。《周易》所谓“上古穴居而野处”，指的正是中原地区。
东南沿海因地处低洼，土质“涂泥”，根本无法穴居，因而只能巢居，至少也得架空着住。
当时东南，河姆渡先民早已经发现了干栏式建筑。舜迁居冀州后，把东南文明带到中原，所以《淮南子·诠言训》中写道：“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
说到舜的早年经历，《史记》中有一段影响较深远的简述，大意是舜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此说较早见自《吕氏春秋》以及《墨子舜尚贤》。
北宋王安石路经余姚历山时，曾“闵然望历山而赋之”“历山之峨峨兮，予汝耕之，孰汝强之？”直至不久前，那儿还有学校叫“舜耕小学”。
舜既生于姚墟，长于姚水，耕于历山，那么其所渔之泽，一定相去不远。
在河姆渡遗址之中就挖掘出来了几支木浆以及木舟，说明当时已经可以划船去捕鱼了。
在河姆渡遗址所发掘出的多得无法计量的陶器碎片，进一步证实了此地乃我国陶文化的发祥地。至于说舜与海的关系，显然，舜之“陶于海滨”，无疑要比“陶于河滨”更为正确。
（三）河姆渡名称的由来
大约在六七千年前，长江下游已有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
那时的姚江沿岸是杂草丛生的沼泽，江的南岸有一个小村落，住这一位勤劳善良的女人，她每天带着忠实的小狗摆渡到姚江的北岸，在沼泽中拾些野鸭蛋和禾草等度日。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天，烧着的禾草中发出“乒乓”的声音，小狗摇着尾巴寻觅着火中爆出的白色棉团物吃得津津有味，女人捡起一颗放入口中一尝，果然香甜味美。
又过不久，她从北岸拔回的禾草旁长出一丛丛谷物，结出的谷粒很像火中爆开前的谷粒。她把这一发现告诉村民。
从此，村民在摸索中开始种植这种谷物。这便是长江流域最早种植的水稻。为了纪念这位勤劳善良的女性，就将她每天摆渡的渡口称之为“河姆渡”。
这一传说恰好印证了河姆渡作为中华民族长江流域文化的发源地。遗址中发现的稻谷有籼稻和粳稻两种，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有粳无籼”的空白。姚江作为河姆渡远古先民的母亲河，这一份“母”性精神之源可说是历史的巧合。
在河姆渡遗址建筑标志旁，举目所及，四明山群峰犹如奔腾而来的巨浪，在标志旁不远处有黄墓渡茶亭碑。
古老的黄墓渡茶亭仍在，亭内的茶亭碑依然。黄墓渡自古为“宁郡通衢”，渡口有茶亭，免费向过往行人供应茶水，诗称“登程客才吃茶去，渡水人从彼岸来”。
黄墓渡茶亭碑建于清乾隆五十年，碑文记述：“造茶亭，筑道岸，置渡产，修渡船……”碑文中记述河姆渡原名黄墓渡，隔江相对的河姆村原称黄墓市，因汉代黄公墓在附近的黄墓山上而得名。
据《慈溪县志》记载，夏黄公即出亡东南，隐居于浙东的大隐山。黄宗羲《四明山志》更论证：“大隐以大里公墓所得名”。
在历史沧海桑田巨变中，过往渡口的行人口头相传，因谐音之故，逐渐把黄墓渡演绎成了河姆渡，倒也合情合理。渡口紧临江河，地名带河字十分自然。
渡船最主要的是祈求平安吉利，故而与此不协调的“墓”字为人们所忌。至于“姆”字，《辞海》的解释是“吴方言称母为姆妈”，从这一点上讲，让古老的母系社会的遗址带有“姆”字，实在是再确切不过了。
如今，“河姆渡”这一地名，已随着1973年6月河姆渡遗址的重大发现，以其光辉灿烂的文明扬名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