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治
北宋建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 北宋建国和消灭诸割据势力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后周世宗柴荣病死，他的幼子柴宗训即位。次年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返回开封，夺取皇位，建立了宋朝，改年号为建隆，定都于开封（见陈桥兵变）。
宋朝建立时，北边有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后，依照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首先集中兵力进攻经济富庶的南方诸国，准备在此后北向收复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等州。
乾德元年（963），宋太祖出兵荆南，占领江陵府（今湖北江陵），荆南主高继冲投降，宋军继续向湖南进发，击败抵御的守军，擒湖南主周保权，平定了湖南。
乾德二年至三年，宋军自剑门、夔峡两路进攻后蜀，连败后蜀军的反抗，迫使后蜀主孟昶归降。
开宝三年（970）至四年，宋发兵岭南，负隅兴王府（今广东广州）的南汉主刘张投降。
开宝七年至八年，宋发兵进攻南唐，战舰沿江而下，歼灭南唐军主力，包围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南唐主李煜投降。
宋太宗赵炅即位后，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钱仿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相继纳土归附，两浙、福建亦纳入宋的版图。
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未获克捷。太平兴国四年（979）初，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派潘美等率军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辽朝援兵，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乱以来的两百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基本结束。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空前加强 在消灭各封建割据政权的同时，宋太祖、太宗还逐步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安史之乱以来，藩镇之所以能够与中央皇室对抗，主要在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掌握和控制了地方的各种权力。为改变这种情况，宋太祖采取如下措施：
稍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派遣中央政府的文臣出任知州、知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这一制度逐步推行后，到宋太宗初年，西北边境州郡也都换上了文官。宋代虽然保留了节度使的名义，但在北宋初年，事实上已降为某一州郡的长官，后来更徒其空名，而不到节度使驻地赴任。即使如此，宋太祖仍恐州郡长官专权，一面采取三年一易的办法，使州郡长官频频调动，一面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政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诸州度支经费”外，全部运输至宋统治中心开封。前此藩镇以“留州”、“留使”等名目而截留的财物，一律收归中央。
收其精兵。宋太祖继承了周世宗的许多做法，派遣使臣到各地，选拔藩镇辖属的军队，“凡其财力伎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兵，聚之京师，以备宿卫”。藩镇的兵权也逐步被剥夺尽。与此同时，在次第削平南方诸国后，下令拆毁江南、荆湖、川峡诸地的城郭，于是可能被藩镇用来抗拒中央的城防也被撤除了。
在上述变革之下，全国各地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就宋代行政体制看，“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把中央集权制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此前那些藩镇割据势力被完全铲除。在宋朝统治的三百余年中造成一个“无腹心之患”的统一的政治局面。
军队和官僚机构是维护和运转中央集权制的两个重要工具，宋太祖、太宗采取种种防微杜渐的政策和措施，极力使这两个工具适应专制主义的需要，从而表现了皇帝权力的空前加强。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这些话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面变换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小军官到殿前都点检，又从殿前都点检跃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十分懂得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宋太祖、太宗所制定的军事政策便具有了极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虽富有戏剧性，未必全都属实，但与赵匡胤一道起家，并作为赵匡胤的义社兄弟的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大将不再掌握军权，则是极为明确的事实。以后又废除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禁军领兵权之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宋初制军的这些措施都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与此同时，宋初还建立了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设枢密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使与三帅各有所司：“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调兵权与领兵权析而为二，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历代统治者都依赖军队以加强其专制统治。赵宋王朝对军队依赖的程度更超过前代。宋东京开封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实现其“强干弱枝”、“由中制外”的政策，就只能把重兵屯聚在京畿。于是“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屯兵于内，连营畿甸”，“以兵为险”，便成为宋王朝的基本方针。赵匡胤之所以重视募兵养兵制度，这是重要原因。宋初统治者虽然从根本上认为养兵“为百代利”，但又恐怕军队也可能因这样那样的事故而发生变乱，因而又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加以预防，其中主要的有：
兵将分离政策。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开封的禁军轮番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名义上使士兵们“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实际上是借着士兵们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避免对皇权造成威胁。
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京畿，一半戍守各地。宋神宗赵顼对这种做法加以解释说：“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实际上，这种“内外相制”的政策，不仅体现于京师与诸道之间，而且也体现于皇城内外、开封与府畿各县之间兵力的平衡。在这种政策的作用下，军事能力无形中削弱了不少。
“守内虚外”政策。宋初统治者目睹五代以来内部多变的景象，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内患”比“外忧”更为可怕。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因此，他们总是把假想敌放在国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边境。宋朝面对辽朝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采取认真、有效的对策。
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像对待军队一样，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具有“事无不统”的大权。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不利于皇帝专制，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与此同时，宋又提高了御史台、谏院等台谏官的权力和地位，许其风闻言事，纠举，弹劾各级官员特别是宰执大臣等高级官员，作为皇帝的耳目，以利皇帝的专制统治。台谏气焰日盛，宋仁宗赵祯时，宰执大臣的任用去留往往取决于台谏，因而不少做宰相的不得不屈从于台谏的意向行事，宰相权势更加削弱、下降了。
此外，在设官分职、科举考试制度等方面，也都具有它的时代特点，体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宋太祖、太宗建立的一些制度，大大加强了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兵”、“冗官”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宋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统治集团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士大夫们感到必须采取措施，摆脱困境。早在宋真宗初年，知扬州王禹梡建议对辽和夏州李继迁“谨边防，通盟好”减少官、兵冗员，减轻税收严格选举，使人官不滥淘汰僧尼，减少耗费等。宝元二年（1039），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全国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前增加五倍几十万厢军坐耗衣食僧尼、道士人数日增而没有限额“三费”是道场斋醮，百司供费无数京师多建寺观，多设徒卒，增添官府衣粮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公用钱。他主张裁减官兵，节省经费。所有这些足以说明，宋朝已经不能只率由旧章而无所作为地统治下去了。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责成他们条例当世急务，以“兴致太平”。范仲淹、富弼在《答手诏条陈十事》奏中认为，当时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他们提出内外官吏过于冗滥，其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的人应一律裁汰。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连续颁布几道诏令，规定：①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②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③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④慎选各地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各州的长官，由各路、各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主多者尽先差补。⑤改进职田法。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⑥“减徭役”。将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的五县废为镇，又析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乡村役人。范仲淹、富弼还提出“厚农桑”、“修武备”等建议，则并未实施。
范仲淹的各项政策，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号称庆历新政。由于这些法令侵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他们强烈地反对。反对派诬范仲淹等人为朋党。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相继被罢官出朝，他们的新政只推行了一年零几个月，便宣告夭折。新政失败了，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嘉祐四年（1059），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向宋仁宗上《言事书》，要求培植人才，以便改革现行法度。他指出，国家财力困穷，风俗衰坏，在于没有合乎先王之政的法度。然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却又缺乏人才。人才成为当务之急。他主张从教、养、取、任等四个方面“陶冶”人才，使“在位者得其才”，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他还指出，汉、唐、五代所以乱亡，晋武帝所以招致祸乱，皆源于人才不足。《言事书》还指出，当时财政的困窘，决非由于官员之冗滥和官员俸禄之过多，关键在于理财不得其道，不能因世之宜而变通假若能理财得其道、通其变，即使增加官吏俸禄，也不会影响国家的经费。所以，他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言事书》受到了许多士大夫的赞扬，却未被宋仁宗采纳。
稍后，司马光、苏辙、苏轼等也多次上奏札，提出“斟酌事宜，损益变通”的主张。司马光的改革主张，主要为裁减禁军，精加选择量材录用官员，使久其任减损冗费，节省财用善于理财，保养财源，使“农尽力”，“工尽巧”，“商贾流通”，皆能乐业安富，然后“上下交足”。他还指出：“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之大患也。”苏轼也提出了“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军旅”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的改革主张。在百姓穷困，官府仓库空虚，社会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士大夫们“争言便宜，以变更旧制”。改弦更张，势所必然。
王安石变法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任翰林学士兼侍讲，次年二月升任参知政事。神宗一心依靠王安石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当时，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士大夫们大都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