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友谊可以一直不远不近，
恰如其分。
你不需要靠近对方，只需看着她，跟随她，
然后打开另一扇通向不同世界的门。
1.她冷静而克制，像洒在水面的一捧月光
“从辩论赛夺魁到报社已死，从自闭症机构义工到技能大赛官网记者，像有无处不在的魅影将我们串联起来。沈十六，我大学里认识的第一个还算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唯一一个。一起认认真真做过事、聊过三观、谈过理想、有过分歧的朋友。”
“不是所谓的闺密，因为彼此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关系，甚至算不上知己。在她眼里，估计我是个格外随意的家伙，真正做到了想来的时候立刻就来，想走的时候不说再见。可是她离不开我，一如我离不开她，因为谁的世界都少不了一个陪你聊莫须有的人。”
以上两段，是小诗对我们友谊的一段描述，我曾仔细地读了许多遍。的确，我离不开小诗。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是她让我看到另一种人生，自由的、克制的、随心所欲的、重情重义的，所有这些都来自一个女生，一个短发、消瘦的女生。
我在新闻3班，小诗在4班。我们专业大课都一起上，经常会遇见。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就觉得她很不一样。短发，脸很小，眼睛很大，瘦瘦小小，穿一身紫色的耐克运动装，白色或黑色的运动鞋。整个人透出一种带着距离感的清爽。
我和小诗真正熟悉是因为学院辩论赛。那是第一届“鹤鸣杯”辩论赛，规则很奇葩，不分年级，不同科系之间混战，小艺（学姐）、小诗、灏哲还有我，四个人披荆斩棘，一路杀到决赛。整个2010年的12月，我们都在准备辩论赛中度过，准备问题、翻词典、找大学辩论赛视频观摩、相互聊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每天急匆匆地吃饭、洗澡、睡觉，生活变得忙碌而充实。
我和小诗轮换着做二辩和三辩，每天为想问题、反驳问题而焦虑。年少时总认为自己缺少了应事的从容，到后来才知道那份着急是源于对当下事情的足够在意。
小诗对辩论赛显得很平和，思维活跃，想的问题直接而尖锐，很多时候都让人觉得锋利，透出一种冷剑出鞘的寒意。我应该是那时候开始真正注意小诗的吧，感觉她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催促我这种“感性起来就完全没有思想”的人去认真思考。
12月中旬，转眼决赛就到了。那一晚我穿着借来的黑色西装，和小诗他们在教室里合影，彼此鼓励说尽力就好。坐到位置上的时候，我手心里冒出汗来，小诗坐在我旁边，她说：“别紧张，大家都一样。只要把准备好的问题都问出来，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礼堂的灯光调成微微的亮橘色，我已经记不清楚所有的提问和回答，但我记得当主持人宣布我们获得第一名的时候，大家脸上快乐的笑容。
这成了我和小诗“捆绑”彼此的开始。她是个非常随性的女生，辩论赛没多久，我在食堂遇见她。她问我：“我们在办一个报纸社团，你要不要一起来玩？”
我说：“好啊。”
然后我们聚集了另外四五个人，一起开会，小诗整理申报社团的资料和章程。我负责编辑部，从社团招人开始，一个又一个晚上坐在教室里跟不同的人聊关于记者的故事。
小诗是总编，最开始的时候非常热络地组织，但后来渐渐游离于社团之外。我有一个折页本子，记着所有社员的名字、系别、年级、联系方式，但渐渐地，那些名字一个接一个被划掉了。那段时间，见到小诗她常常不说话，沉默的样子有些孤僻。
社团没有经费，出一期报纸非常费力，那时候好像就开始众筹了，但效果并不很好，只出了一期就再也难以负担。社团里有了不同的声音，想把严肃理想的报纸切割一半，用来拉广告赞助，至少要维持下去。渐渐地这种想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但小诗闷闷不乐。
后来小诗说：“很不好意思，社团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样子办下去。它应该还会继续存在，但我决定退出。想做的事情应该去做，如果个人意志改变不了现状，我不愿消耗，所以选择离开。”
我有些愣住，但知道这是她考虑后的决定，不挽留，并对她说：“我原本就是因为你才加入的，也觉得越来越没有意思。我也退出吧。一起。”
她没有说什么，我们就这么各自离去。不需要些许寒暄，亦不用过多告别。
小诗看起来有一股子特立独行的味道，有些难以用语言讲清楚，总是让人觉得特别不同。
2.我猜，她写文章的时候一定很生气，生气于那些不够尽责的志愿者
2012年的春天，我和小诗碰见，站在路边闲聊。她问我：“你知道自闭症吗？”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对自己理解的自闭症不太自信。
她推荐我注册个微博，并把蔡春猪的《爸爸爱喜禾》这本书借给我看。我的阅读速度很快，但那本书我读得很慢。一行字一行字地读，笑中带泪。蔡老师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他将自己与儿子喜禾的生活写得很用心用力。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自闭症儿童，一个与这个世界无法沟通和交流的孩子，属于星星的孩子。
那段时间，我注册了微博，关注了
爸爸爱喜禾、
星星雨自闭症机构，浅显地了解了一些关于自闭症的知识。
有一天，小诗突然问我：“你想不想做自闭症儿童机构的志愿者？”
我点头。
她说：“和平区有一个童之舟自闭症儿童机构，咱们一起申请做志愿者吧。”
我们遇见了黄主任，那个机构的发起人。她的孩子舟舟是自闭症，后来为了帮助更多像舟舟一样的孩子，她就和丈夫一起办了这个机构，聘请专门的老师，只需要付基本的康复费用，就可以帮助自闭症孩子做训练治疗。但自闭症无法治愈，只能坚持治疗。
我和小诗每周三没有课，就步行到距学院很远的一条街上坐851路公交车，早上八点，跟一群上班族一起挤公交。那是一段很单纯快乐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很想念翟小辫和子熠两个孩子。
我是个惧怕和孩子在一起的人，总怕他们太吵闹，拥有无限的精力，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但这些患有自闭症的小朋友，很少愿意说话，或者像子熠从来没有说过话，他也从来没有叫过爸爸妈妈。
小诗和我总会聊一些“生个健康的孩子就很好了，不能要求再多，要知足”的话题，那时候关于疾病、误解、生命的脆弱、家庭、社会责任，我们聊了一遍又一遍。她总是在聊天的时候，推荐我去读一些书，看一些人，并且会聊起以后想做什么。我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以后到底想做什么。
我们在童之舟坚持了一年多，并不是每周都去，但只要有时间的周二下午或周三全天都会过去。上午跟老师和家长一起陪孩子做互动游戏、跳舞、唱儿歌，十点钟给小朋友吃水果，十二点钟陪他们吃过午饭，给他们铺床睡觉。下午做一些身体锻炼，蹲起、抛球、走平衡木。我会因为小朋友拥抱了我或者喊我一声姐姐而开心得跳起来，并且常拉着小诗说：“你看到了吗？刚才翟小辫亲我了。哈哈，竟然愿意亲近我了。真好。”
最让小诗感动的细节是我们最后一次去童之舟，子熠竟然能发音了。真的，就一个简单的音节，已经足够让关心他的我们高兴许久了。
我们一点点地因为这些事情靠近，越来越知道彼此的想法。也是那段时间，我知道小诗其实是一个很有脾气的人。
她常在微博上发一些关于自闭症的知识。4月2日，世界自闭症日。
她曾写了一篇文章，里面写道：“我在天津的一家自闭症康复机构做无组织无纪律的志愿者，我没有加入任何义工团队，没有固定的时间，只是抽空去那里看看孩子或是在微博里普及自闭症知识。我说的仅仅是我看到的。一次活动，我受机构老师邀请去做志愿者，到了那儿我就傻眼了，成群结队的志愿者站满了活动室的各个角落，时不时摆弄着相机，全然不顾孩子的正脸是不是上了镜头。这一切就像是一场闹剧，孩子们不过是伪善的人们表演时的道具。”她的文字那样直接而辛辣，对世界的诘问也铿锵有力。
我常常感叹，如果没有小诗，我可能不是那些志愿者中的一员，不知道如何真正地与自闭症患者相处，不知道什么是自闭症，不会理解自闭症家长的心情，不会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弱势群体需要我们关注。
3.关于奔赴，总是一场又一场的离别
再后来，我们又因为技能大赛产生了许多交集。
2012年5月，学院挑选了30个人分成6个小组，做技能大赛的报道。每组5个人，包括编导、摄像、摄影、主持、后期剪辑。
小诗是编导，分在第二组。我也是编导，负责第六组。大赛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多月的培训课程。学院找了平时授课很好的老师，抽时间组织全员补课。一个个在渐渐热起来的教室里，不停喝水、扇扇子、交头接耳。
那段日子，我和小诗再次聚在一起。因为2011年我参加过一次大赛的报道工作，很熟悉流程，也有一些心得体会。因此，她常来问我一些问题。
小诗是一个非常严谨较真儿的人。她对事情的态度常常是看起来毫不在意，但真正答应要做，就一定会竭尽全力做好。
她们组的主持是一个小学妹，开学第一天我迎新的时候见过。学妹基本功需要练习，外景主持很紧张，小诗写的导语她总忘词，卡了许多次壳也没能完成。
小诗很着急，对学妹说：“你能不能再认真一些？我们休息一下，你缓缓再讲。”
我们当时的工作量很大，一天要跑三四个比赛现场，如果一个赛场耽误太多时间，就会影响接下来的拍摄。小诗的急切不无道理。
那天刚巧我们的赛场也在一个区，学妹跑来找我，把我拉到一个角落，没说几句话就委屈地哭了。我有些不知道怎么劝慰，拍拍她的背，说：“小诗对事不对人。你不要太放在心上。”
学妹哽咽着点头，只是掉眼泪。我抽出纸巾递给她，聊了一会儿就让她平复情绪，赶快回去。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才跟小诗碰面。她看起来情绪也不是很好。也许，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因此不知不觉间对别人的要求也就高了起来。
其实，这不是好的习惯。那天，我们就这个问题聊了好久。她渐渐好了许多，得知自己的问题。她找了学妹将问题摊开，讲清楚自己的想法，并没有苛责的意思，只是希望能更好地完成一次报道。
后来呢，那个学妹现在在她们家乡做电视台的外景主持，在慢慢成为一个专业的外景主持人。
我想，率性而带有多种情绪的小诗更真实了吧。至少在我的世界里，更加有血有肉了，像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书，每一个章节都有新鲜的叙述。总而言之，故事里，故事外，都是让人喜欢的主角。
后来，小诗就更频繁地往返于京津两地。
她开始将生活的一部分重心移到北京。那段时间她总是周五最后一节大课一打铃，就准时地跑下楼，赶下午六点左右的905到天津站，然后乘坐一趟从天津到黄村的慢车，晃晃悠悠地驶去北京。
我们加了QQ，她每次更新空间，我都能看见。那里成了一个小小的窗口，我看见小诗其他生活的窗口。我站在外面，看着她的许多用手机拍摄的照片、途中遇见的陌生人、在京的亲人趣事，这些点滴好似一个个美妙的音符，为我谱写出一篇轻快的乐曲。在她不知道的角落里，我为她的生活感到发自内心的欢喜。
当时我们系有一门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教授是我很喜欢的CN，她有一个特别的授课方式，按照规则进行“每周播报”，按组划分，每周十名学生准备稿子、PPT（也可以是视频），站在讲台上进行播报。
小诗准备的一篇稿子是关于出走社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出走社，之后就完全被他们吸引住了。
出走社在北京，小诗经常参加他们的开题活动。这个社团主张行走非景点的野山、野长城，一行人穿行在灌木丛、茅草丛中，崇尚绿色出行、简单消费，每次开题都会明确地标注路线、交通工具、所带装备、集合地点等。
原本就游离于我生活之外的小诗，再次行走起来了。她一年可以去17座天南地北的城市。那样随性地走来走去。
那段时间，我和小诗聊天的机会越来越少。
我毕业前的那年基本在杂志社实习，她也去了一家杂志社做事。
如果不是因为她后来去了深圳的一家出版社，也许我们还会一起合租一段时间。
当时我正在淄博出差，我们在微信上聊天，偶然聊起可以在哪里合租的事情。我还憧憬了一下两个人可以生活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情景，但她突然接到了面试通知，一个人乘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赶去深圳，累了就趴在冰凉坚硬的桌子上休息。回来之后，确认将去报到，离去的行程又安排得很紧凑，原本打算在西单见一面，又因为她买行李箱的事情搁浅了。
关于那段时间的经历，她曾写过：“我在天津的时候，用着乌鲁木齐的手机号；后来我换了个天津号，人就去了北京；再后来铁了心当北漂，于是牛哄哄地换了个北京号；最后傻兮兮地来了深圳。”
对于跟她打电话，永远长途加漫游的花费，我总是各种吐槽。再后来，就真的没办法吐槽了，因为她留在了深圳。工作日看稿子，参加书展；休息日去港澳游，偶尔在微信圈发文字帮朋友代购。小假期的时候，会乘飞机去上海或北京，但总是没有机会见一面。我们所有的联系都通过没有信号就断裂的网络，虚无缥缈，软绵绵的，没有真实感。
不过，这就是小诗吧。
她说：“终于懂了，永远真的太远。什么许诺，什么发誓，我都不信，也不期待，我只求平平稳稳地过属于我的小日子，命运把我往哪儿指，我就跟着往哪儿闯。”
小诗行走的路途很简单，总是一场又一场地奔赴，去一座有朋友、家人、故事的城市，拍花朵、夕阳、海面、建筑，拍老人、孩子、奔跑的青年。光影与文字结合，为我带来小诗的消息，我盯着屏幕，满足地叹息。
那是我们沟通的方式，不需要特别地靠近，但只要她需要帮忙，我总想全力以赴。
就像小诗说的：“有时候，生活是需要些许醉意的，有一种聊天就有这种推杯问盏的疗效，梦想似乎更靠近现实，极致的简单而自由，就像冥想一样构架出另一个自己，更接近无他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