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远古的雕刻
藏民族的雕塑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西藏人类起源问题，通过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充分证明藏族自古以来生息、繁殖在这块高原的土地上。作为土著民族，在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
一，旧石器时代
到目前为止，西藏旧石器考古工作仅限于一些地面采集，真正的考古发掘还没有进行过。因此，古人类居住情况知之甚少。但是相传为西藏猕猴变人故事中的猕猴和岩魔居住过的山洞有好几处。人们普遍认为是藏族发源地的雅隆河谷东侧山贡布日山上就有几处山洞，人们把它作为圣地朝拜和供奉；还有青海省兴海县的“扎噶宅宗”，也是当地人供奉为祖先猕猴的住处，周围修建一座佛殿，供人们朝拜。这些同距今约五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北京人所居住的天然山洞十分相似。应该说，比较符合原始人成群居住的情况，还没有达到造就自己新居的智慧和能力，只能栖息在天然山洞里。
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杜奇在西藏努扎、昆仑（至今未能确定准确位置）发现有壁饰的山洞，在羊卓雍措湖附近发现的洞穴；在藏北的雅龙和多杂宗又发现一些洞穴；在西藏西部阿里境内的擦帕戎等地也找到一些原始或史前世纪的居点。对斯瓦特的发掘中得知，洞穴内出土了重要堆积层，从顶层到底层由16至17世纪伊斯兰教陶器一直延伸到旧石器时代早期。这些外国文献从法文到英文，又从英文到中文几番翻译，发掘点或洞穴所在地名已很难找到与现在对应的确切位置。但这些资料足以证明西藏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从原始社会到史前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在高原各个角落里的生存和活动。此外，藏族史书里面记载的马桑九兄弟、二十五小帮、十二小帮、四十小帮等时期，他们都会制作和使用石器、骨器、木器和蚌器。
二，新石器时代
约1万年前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时间相对比较接近。加上我国考古工作进一步深入，所发现的新石器地点和遗迹较多。雪域高原的藏族祖先不仅会使用和创造石器、木器、骨器、陶器，还会冶炼金属，这可以在以康藏地区为代表的藏东澜沧江河谷的昌都卡若遗址、以雅鲁藏布流域地区为代表的拉萨曲贡遗址、以安多地区黄河上游为代表的马家窑遗址、以藏北高原地区为代表的藏北细石器遗址中得到证实。这些器物上的纹饰和雕刻，各地发现的远古岩画，就是藏族最古老的雕刻作品。远古岩画的内容丰富多彩，有游牧、骑马、狩猎、战争、耕作、歌舞、习武、宗教活动等内容，绘画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文字符号和日、月、星辰等，所绘动物中有野牦牛、藏羚羊、马、狗、鸡、鸟、虎、豹、野猪、鹰、鱼、鹿、獐、骆驼等，文字符号有类似文字的图案，有雍仲符号。
为了了解新石器时代藏族人类活动分布情况，我们把主要发现新石器的地点作一简略介绍（《西藏考古大纲》）。
1.小恩达遗址
位于昌都镇西约4公里的昂曲河（澜沧江支流，在昌都镇与杂曲河汇流为澜沧江）北岸一个阶地地面。面积1万平方米，附近是小恩达村。海拔3200米，东经97°10′，北纬31°11′。发掘中发现红烧土块，应该是建筑遗存，没有发现墙体残存。但从这里发现大量打制石器、细石器。2.云星遗址位于林芝县云星乡西侧崖坡边，崖坡下临公路，尼洋河沿公路西侧约30米处自北向南流入雅鲁藏布江。海拔2800米。
20世纪80年代，周围村民修建一条排水沟，用推土机推出长14米、宽4米、深2.5米的大沟时，在距地表面1.1米的断层中发现灰层，在就近范围内出土石器、陶片百余片及红烧土等。因遭到人为破坏，没有找到建筑遗址。穿孔石器等细石器出土件，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应该说是新石器时代农区人的活动遗址。
3.居木遗址
此遗址同样在林芝县境内，位于尼洋河西岸的居木乡的背后山坡上，海拔2800米。在人们开挖田沟的断壁上，距地表面层以下1米至1.5米处有十分明显的文化层。采集石器8件，碎陶片很多，文化特征与云星遗址相同。
4.加拉马采集点，红光采集点
这两个分别在林芝县境内的加拉马乡西南侧山坡台地和红光乡山头上，和尼洋河与雅鲁藏布江汇合处的北岸山坡上。海拔均为2800米。这两个地面采集点采集的石器、陶片均为云星遗址同一类文化。因为是地面遗存，未发现建筑遗迹。但都说明当时人类活动分布情况。这些遗址和采集点的共同特点是依山面水，同现代人生活的村落位置十分相似，足以证明当时人类已进入农区生活。
5.墨脱县境内采集点
墨脱县为西藏东南的亚热带气候区域，海拔高度500～700米，山峰高度1000～5000米，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气候温暖湿润，自然条件好。这里共有采集点七处，均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下游两岸的河谷台地上。采集到石器几十件，也有部分陶片。其中大部分是当地群众开荒种地时拾到的，缺乏系统的采集，无法明确地层关系。但是考古专业人士从其制作工艺和器形看，初步确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
6.卡若遗址
位于昌都镇西南约12公里处，澜沧江西岸的卡若村附近昌都水泥厂厂区内。海拔3100米，遗址面积1万多平方米，已发掘1800平方米。
卡若遗址是1977年昌都水泥厂工人修建厂房时发现的。同年西藏文管会进行了调查和现场保护。过后1978、1979两年时间里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以及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
大型打制器占石器总数85%以上，近7000件。原料有细砂岩、石英砂岩、石英岩等。石器种类很多，除石核、石片外，有铲、斧、锄、犁、钻以及切割器、刻刮器、研磨器、尖状器、砍砸器、矛、镞等。
出土的细石器占石器总数的8%，原料有玛瑙、硅质岩、石英、燧石等。经过修整的标本629件，其中细石核83件，分船底形、楔形、锥形、柱状、龟背状、板块状。细石叶169件，均为间接法压制产生。细石器377件，器种有镞、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等。
磨制石器占石器总数的6.4%，共511件，原料有硬玉、火山岩、硅质蛇纹岩、流纹岩等。器种有斧、锛、研磨器、切割器、镞、重石等。
共出土陶片2万多片，均为夹砂陶，分夹粗砂和夹细砂两种。大部分陶片表面经过打磨。陶色有红、黄、灰、黑四种，以黄为主，均手制，火候不高。纹饰以刻划为主，也有绳纹，附加堆纹、压印纹、蓖纹、蓝纹、抹刷纹和彩绘。主要图案为三角折线，还有平行线、方格、菱形、连弧、三角、贝、圆圈及四方形纹。器种主要有罐、钵、盆，均为小平底，只发现一件带流器。
骨器约400件，主要是生产工具，少数为装饰品。包括锥、针、斧、抿子、刀梗、片饰、簪、璜、珠、项饰、牌饰、贝饰等。
另外，卡若遗址还出土了猪、羚、狍等十几种动物骨骼。猪为人工饲养。粟类谷物也有大量出土。
卡若遗址的年代，根据地层出土特征，可分为早期和晚期两种。经碳十四测定，早期为距今4955±100年（树轮较正为5555±125年）至4280±100年（树轮较正为4750±145年）。晚期为距今3930±80年（树轮较正为4750±135年）。卡若遗址的年代约距今4000年到5000年。以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如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与陶器、磨制石器等共存；陶器均为小平底；器种以罐、钵、盆为组合；纹饰主要是刻划纹，以三角折线纹为母体花纹；圜底房屋和石墙房屋等。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卡若遗址附近有澜沧江等江、河、湖泊，鱼类资源丰富，但众多出土物中却没有发现鱼骨及与捕鱼有关的工具等。因此推测卡若原始居民可能有不食鱼的习俗或以鱼为氏族图腾。
以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详细介绍是亲自参加过昌都卡若遗址的发掘工作，而且在西藏十几年工作中致力于西藏文物考古的调查研究，并与其他同志一起为藏区考古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候石柱同志编写的《西藏考古大纲》一书中介绍的昌都卡若遗址的具体内容。
这篇文章还认为：“卡若文化同其他文化一样，并非独立发展。而是在其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不断与周围有关文化发生着密切联系。例如：卡若遗址的半地穴红烧土房屋、彩陶花纹、陶器造形等可以和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原始文化进行比较。而粟类谷物的大量发现可能受到了黄河流域原始农业的影响。卡若遗址陶器罐、钵、盆器物组合，小口高领平底、陶器纹饰以刻划纹为主等特征和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所代表的原始文化有渊源关系。”
文章中还提到有的学者童恩正等认为，卡若遗址石器中，有少数标本具有“勒瓦娄吐技术”。如有少数大型打制器先在核体上修理成所需的外形，再行打片。打下的石片基本符合器物的形状，仅在局部边缘稍作加工即可使用，像梯形切割器、平柄端刮器、窄柄端刮器等。这种技术在我国内地未见报道。相反，这是旧石器中期广泛见于欧洲、北非和近东的一种技术，在中亚、南亚旧石器文化中亦常常使用。由此暗示出卡若以前的西藏古代文化与南亚、中亚、近东乃至欧洲、北非有过文化接触。
在西藏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半地穴式房屋以及长方形双孔石刀，可能是受了中国黄河流域的影响，而通过卡若遗传播过去的。还有卡若出土的一种中长方形骨片与伊朗西部克什米尔曼沙区甘吉·达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的如出一辙，暗示出西亚文化很早即可能与西藏进行过交流。
西藏卡若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是西藏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科研成果，填补了西藏新石器时代和史前世纪建筑历史的空白。这是一处保存较好、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它把西藏历史确确实实地提前到距今5000年前。从而否定了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西藏人种外来说”的错误观点。
岩画制作分凿刻法和磨制法两种。凿制法中又分垂直凿刻、倾斜凿刻、打击法三种；磨刻有磨划法，还有第二次打击的痕迹。
远古岩画内容主要是反映原始人类的劳动生产、生活和图腾崇拜等内容，带宗教色彩的比较少，如琼结和洛扎地区的山上有石头雕刻出来的立体生殖器，但已经被毁坏。现在可见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洛扎县境内一些古老民居，一个是拉萨大昭寺主殿南面檐口，都有用石头打制的男性生殖器。还有，在阿里日土乌江沟内发现的齐吾普岩画，有人物从左向右移动，有拄杖者，背驮者、骑牛者、骑马者。画面中有牦牛、羊、马、狗等很多动物。
三，小邦王国
3000年前到公元前825年左右时期，藏族史书中说开始出现王、臣和属民的小邦王国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古象雄国，是藏族远古文明古国。古象雄时期，佛教还未出现以前，逐步形成了古老的本教，根据文献记载，象雄文化曾在西藏的西部和北部地区盛行。西藏西北部包括现在的阿里地区以及那曲地区的西部四县即班戈、申扎、尼玛和双湖，还有日喀则的吉隆、仲巴和萨噶县，均为象雄文化分布区。据藏文史料记载，象雄地域分上、中、下三个区：上区为冈底斯山以西地区，包括波斯、拉达克和巴拉帝一带，以琼隆银城为其政治核心；中区为冈底斯山以东地区，包括今阿里东邵和那曲西部地区，当惹穹宗为其政治和军事核心；下区为琼波六峰山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包括今天的那曲东北部，也叫松巴基木雪。古格遗址里面发现多为金银佛教造像，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被称为古格银眼的雕像。
与此同时，青藏高原北路玉树、南部九龙、康定等地嘎木雅为南部木雅，果洛、天水、武威一带的冬木雅为北木雅，一直到藏北那曲、阿里一带游牧地区，从商、周、汉开始的汉史被称为大西羌，是包括嘎木雅、冬木雅，一直到藏北那曲、阿里一带游牧地区。“羌”在藏语中是“北”的意思，即北方人，甚至把他认为是一个民族，故称为羌族。他实际上是生活在高原北方广阔地域里的北方游牧民，并不是藏族以外的其他民族。
后来，汉文史书中早期东和羌加在一起称为党项族，又写成了一个另外的民族。宋朝时期，西夏藏语称为木雅，也被称党项羌或党项国。木雅人不仅因为以能够建造房屋而出名，也有很多精良的工匠、石匠。
藏族雕刻艺术已有至少6000多年的历史，是在雪域高原上萌芽逐步完善的本土艺术，一些资料中称藏族雕刻是依据尼泊尔、印度的雕刻艺术而形成的说法是不妥的，当然藏族雕刻艺术在发展中吸收了很多佛教雕刻的技巧是事实。
第二节吐蕃时期雕塑概况
雅隆部落的第一个藏王聂赤赞普，信奉本教。据许多藏文史籍记载，他修建第一座宫堡雍布拉卡尔内供奉有聂赤赞普、拉脱脱日年赞、松赞干布的塑像，可惜被毁。
据《贤者喜宴》中所说，佛教第一次传入吐蕃的年代是吐蕃第二十八代赞普拉脱脱日年赞时期。据古藏文史料所说，当时是天降神物即佛经和佛塔，后来根据大学者根顿群培分析，这些圣物是大译师班智达从尼泊尔带到藏地。实际上当时尼泊尔一带，喜马拉雅南侧是高原土著人，国内学者如已故赵朴初也认同释迦牟尼是黄种人。当地佛教已经非常发达，慢慢传入西藏，当时佛祖的父亲净饭王统治尼泊尔，当地有很多塑像。
631年，吐蕃三十二王赤松赞，尊称为松赞干布，迁都到拉萨，始建布达拉宫作为王宫，当时称红山宫。整个宫堡规模宏大，外有三道城墙，内有千座宫室，是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但10世纪，因宫殿遭雷击引起火灾和战乱，整体建筑被毁坏，法王修法洞和观音佛堂被幸存下来，内部的松赞干布、尼泊尔赤尊公主、文成公主、禄东赞、赤日巴坚的塑像现在还可见，这些塑像应该是吐蕃早期的塑像。
松赞干布时期，修建了大昭寺、昌珠寺，以“罗刹魔女”为形象在高原地域范围内修建了108座寺庙，如日喀则吉隆县帕巴寺，据传是松赞干布迎请尼泊尔赤尊公主时在边镇所建立的镇边寺庙之一。其建筑风格主要依照了尼泊尔寺庙的格式，文革时期，寺庙被毁弃，1986年重新恢复。西藏林芝不曲色以拉康、四川甘孜州白玉县邓廓卓玛拉康、洛扎县昆庭寺，里面有佛塑像等，主要出自尼泊尔工匠。
根据藏文《巴协》桑耶寺志一书记载，赤松德赞时期，桑耶寺建筑完工后，大臣问藏王佛像应该怎么塑像，藏王说底层雕塑按藏族人的服装打扮来塑，二层汉族，三层印度人，并表示：“我希望让吐蕃喜欢本教的人们，对佛法生起信仰，所以无论如何，请把佛塑成吐蕃人的模样。”莲花生大师说：“那好，把臣民们召集起来，照着吐蕃人的样子塑造佛像吧！”于是从召集起来的全体吐蕃臣民中，仿照美男子桂·达察的模样，塑造两手观音；仿照最俏丽的女子觉若妃布琼的模样，塑造了光明天女；仿照同样美丽的觉若妃拉布门的模样，塑造了白度母；仿照塔桑达勤的模样，塑造了四手观音；仿照门耶高的模样，塑造了马鸣菩萨的守护者。他们不仅身着藏族服饰，穿的也是藏族牧民的毡靴。而现今绝大多数寺院佛堂可见的佛像完全根据印度风格，是光脚不穿鞋子的形象。后弘期的时候，寺院内部巴和热两派为了争夺桑耶寺主导权，放火烧了寺庙，以上塑像全部被毁。3米高释迦摩尼主尊由于体积大而且是石制的，被保留下来，可惜“文化大革命”时期头部被毁，至今下落不明。20世纪90年代初，顶果钦哲仁波切带领不丹的工匠们修复了头部，佛像又再现光辉。当然赤松时期桑耶寺四大洲、八小洲的各殿堂里塑有不计其数的各种塑像。
11世纪后弘期，扎巴欧西大师参照桑耶寺藏式佛祖八大弟子的塑像，在扎囊县扎堂寺塑造了藏式雕像，后被毁坏，1930年意大利的杜奇拍过珍贵的照片。差不多同时期在日喀则康玛县艾王寺也塑有藏式雕塑。
赤松的孙子赤热巴坚在拉萨柳梧修建了九层宫殿，上三层供奉佛像，中间三层是僧侣居所，下三层是藏王和大臣居所，在朗达玛时期已经被毁坏。
10世纪末，藏王朗达玛之重孙吉德尼玛衮占据阿里，重振吐蕃王朝。吉德尼玛衮有三个儿子，长子白吉衮，占据芒域（拉达克）；中子扎西衮，占据布禳（普兰县）；幼子德祖衮，占据古格。扎西衮父子大兴土木，创建科迦寺，邀请古格大译师仁钦桑布指导并主持寺庙。科迦寺初建于公元前的古代象雄时代，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属本教寺庙，当时主供的本教“敦巴西热”的铜像后来被供在科迦寺主殿旁的转经房里，已被毁。15世纪和17世纪曾两次被克什米尔地区的森巴人侵占，寺庙文物遭受抢劫。文革中科迦寺又受到严重破坏，觉康殿的金顶，两座殿堂屋顶的金端、金幢全部遭毁，寺庙文物严重破坏，大量珍贵合金铜佛像被当作废铁烂铜，用上百辆汽车运往新疆。寺庙西南角高十多米的过街佛塔也被拆除。寺庙外围院墙及院墙四角边建造的如来八塔被全部拆除，院内空地和僧居都被群众占用。两座大殿也用来做粮库和牛、羊圈使用。尽管这座寺庙几经毁坏、几经简陋的修复，佛殿内部木构件和彩画等都遭受很大损失，但整个建筑被基本保存了下来，建筑主体还属原物。殿内珍贵壁画也基本保留至今。在僧人和群众的极力保护下，部分文物还是幸运地留了下来。这几年在国家文物局和区党委、政府的关怀和重视下，科迦寺已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节10世纪以后的雕塑和绘画
萨迦王朝时期，昆袞秋杰布是萨迦家族的先祖，由他传下萨迦世系，1073年建立了金刚座吉祥萨迦北寺，简称萨迦北寺，有萨迦王朝宫殿、措钦大殿、特殊的两个魔女护法神殿。1268年八思巴从凉州回到萨迦，模仿北京的元大都修建了萨迦南寺，最早建筑有拉康钦波（大佛殿），由门廊、大经堂、欧东仁增拉康、普巴拉康、次外拉康、拉康拉章等组成，殿内有许多大型佛、菩萨、护法及萨迦祖师的造像和灵塔、宝座，西边整墙供奉珍贵手抄经书，重达几十吨3米多高的铜塑，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后来，随着萨迦教派的发展，陆续在整个藏区各地包括四川、青海、云南等地修建了萨迦寺，并塑造佛像。
乃东王朝是噶举发展的鼎盛时期，1121年米拉日巴的徒弟达波拉杰为师，学习佛经和修习多年，他来到今山南地区加查县达拉岗布地方修建达拉岗布寺，内有八瓣莲花金刚坛、释迦牟尼合金像、不动明王像、金刚杵、5米高玛尔巴、米拉日巴、达波拉杰等泥塑，在佛殿西端建有塔布拉杰佛殿，内供该寺历代转世活佛的肉身镀金灵塔八座，现已不存。
同时，在乃东王朝支持下，宗喀巴创建甘丹寺，宗喀巴圆寂以后，他的弟子们修建了灵塔。他的弟子们还修建哲蚌寺和色拉寺，内部有大量的佛像，是雕塑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逐渐形成的山南洛扎县门当派和山南贡嘎的千字派，壁画和雕塑的尺度进一步完善，形成了自己绘画和雕塑的风格和量度标准。
甘丹颇章王朝时期是雕塑艺术又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五世达赖喇嘛重新修建布达拉宫，第巴·桑杰嘉措扩建，其中的铜像、泥塑等非常多，距今只有300多年，现在都可见到。
15世纪初，著名的奈群活佛绘塑双全，他领导许多匠师塑造了甘丹寺央坚密宗殿的主要本尊佛，还有哲蚌寺密宗院的大威德塑像，这些都是西藏最有代表性的造像。
噶举寺创建于1747年，由珠旺·阿达和贡玛·丹增尼达主持修建，距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属噶举派寺庙。据传当时此地多有野兽出没，危害牲畜和人员的安全，故当地老百姓特迎请仓札寺的贡玛·丹增尼达，在仓札寺下方修建噶举寺以镇妖魔。总高二层，上层为噶举颇章及活佛住房，下层有门廊、经堂、护法神殿等建筑。大殿门前有5级石阶，门廊立柱为2根，门廊南墙上有1米宽的原古壁画。经堂在大殿正中，其横向为3间，进深为3间，共有4根立柱，其后部还有1.2米高的须弥座，在大殿西墙北部还留有原壁画。经堂西侧为噶举派的护法神殿，其横向为3间，进深为2间，有2根立柱，墙面壁画为原古壁画，在神殿门楣的上方还有当时驻藏全权大臣升泰所书的“大放光明”的牌匾。其东侧是格鲁派的护法神殿，是由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把中英隆吐战役后所废弃的巴夏贡巴迁入于此，其横向也为3间，进深为2间，有2根立柱。在该寺外部的西侧还有一规模不小的拉章即活佛的居所，现已废弃。
根据德国波恩大学中亚研究所察雅罗丹西绕的分类法，藏族绘画雕塑流派，可分为噶玛巴画派、拉美顿珠嘉措画派、新拉美顿珠嘉措画派、岗堆钦孜画派、齐乌画派，藏南达布达热画派，大昭寺画院画派和其他艺术画派。
根据泽仁邓珠的《藏族通史》一书观点，从各个地方的艺术特色来看，藏族绘画艺术又可以分为：阿里古格流派、后藏流派、拉萨流派、青海热贡流派、康流派、噶玛流派、贡嘎晴日流派等七大流派。这七大流派都吸收了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中原汉地等地区的艺术营养，青海热贡和阿里古格艺术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也有把绘画雕塑分为流行于卫藏地区的洛扎勉唐勉拉·顿珠嘉措勉唐画派，流行于后藏和山南地区、创始人是贡嘎岗堆·钦泽切姆的钦泽画派，流行于藏区东部、以四川省甘孜德格和西藏昌都为中心噶玛嘎孜画派，和流行于安多地区（青海地区）的热贡画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