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隆冬时节，天气虽然明朗，但冬天的寒意依然弥漫在三多寨冷清、安宁的山野之中。孙瑜戴顶黑色绅士帽，外罩麻灰色的大衣，侧分的黑发油光可鉴，他高挑的个子，清瘦但和颜悦色的面庞给在场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和李子赡谈笑之间走进刘安怀堂“彭城第”大门后，看见我父亲和剧社的小青年锣鼓喧天兴头十足的演戏场面便停下了脚步，饶有兴趣地观看起来。很快小伙子们看见了他俩，兴冲冲地围过去，经介绍，小戏迷们得知陌生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孙大导演时，一下子就兴奋起来，那情形就跟今天的歌迷粉丝见到了刘德华一样。李子赡和孙瑜示意大家坐下。微风吹过，偶尔有白梅花的香气随着冷风飘忽。孙瑜微笑着环视了一下四周，自言自语地说，这房子修得真好，院子也别有一番情趣哟！如果是在上海，这样的房屋倒不足为奇，但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能见到，确实有些意外啊！接着他说道：“你们排练得很好哦。只是如果能结合眼下国难当头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来编排折子戏的剧目那就更好了哟。你们想想，可不可以借用一些历史剧来编排呢？比如，《屈原》《易水寒》等剧目都可以改编成折子戏的，用来唤醒我们身边的人们，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决绝精神投身于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不是更好吗？……”孙瑜的一席话让小青年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方向似的，茅塞顿开。后来在我父亲等人的要求下，孙瑜住进了安怀堂，以便于指导他们新编川剧折子戏《易水寒》和《屈原》。在这过程中孙瑜和我父亲那些“咏育社”的年青人曾合影留念，那张弥足珍贵的照片可惜在“文革”抄家过程中损毁了。父亲为此一直耿耿于怀十分痛惜！我父亲解放后进入自贡川剧团成为了一位专业的川剧编剧，这和孙瑜来刘安怀堂对他的教诲、指导有很大的影响。
“真没想到！”我自言自语地感慨道。
“没想到的事多着呢，来喝烧酒！”李觉英笑呵呵的，再次把酒杯斟满酒，我们一饮而尽。
刘光第往事
“在三多寨的走廊栏杆上有八块碑文非常珍贵。它是刘光第亲手撰文为我外祖祖（外曾祖父）写的一篇寿序。”他有些兴奋地继续对我说道：“安怀堂的建成和刘光第有一定关系！”
有一年，我外曾祖父刘举臣和外曾祖母黄宜人两位先人准备为六十、五十寿辰大宴宾客，身为义子的刘光第亲自撰文手书一篇寿序《诰封奉政大夫刘举臣六十暨配黄宜人五十寿序》用以祝寿。这是一篇“以规为颂”的寿序。在寿序里，刘光第以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本欲在颐和园举行规模庞大的庆祝盛典，但恰在此时中日战争爆发，面对清军连续战败，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严峻现实，慈禧太后不得不取消了颐和园的祝寿大典这一事例，规劝举臣公居安思危：“余谓方今时事阽危，高瞻远瞩之士，宜有深怀，约乡里贤人长者，尚诚朴，去奢伪，正人心而厚风俗。悉罢一例浮虚不急之费务，储财积谷，择深谷险远能保安之地为守备，以防大患。”在这里刘光第的“择深谷险远能保安之地为守备，以防大患。”这一建议为后来我外祖父所采纳，所以有了偏僻之地三多寨的刘安怀堂。
有关我外曾祖父刘举臣和刘光第的关系有些文史资料说法不一，有的说刘光第是刘举臣认的同姓不同宗的族侄；有的说举臣公认识刘光第时已经是饱学之士了……这不是事实。我外曾祖父，祖籍广东，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刘氏祖先自广东迁至威远县观音滩（今双河口）一带务农。道光末期，随着富顺一带井盐产销的日渐兴盛逐渐带动相关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刘氏祖先由此举家迁往富顺县赵化镇居住，并开一家小型的中药铺，取名安怀堂。在二三十年的经营中积累了相当部分财富并开始购置房产。在此过程之中，安怀堂我外曾祖父刘举臣结识了以剃头为生的刘光第的父亲。在彼此的接触中，刘举臣发现幼年的刘光第很有灵气，绝顶聪明，但出身贫寒，在那个年代穷人家的孩子是没钱读书的，正如诗人导演孙瑜在《武训传》里反映的那样，即便读了书也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况且刘光第的父亲是剃头匠，在清代，有两种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最低的，这就是剃头匠和妓女，这两类人在当时的四川连加入“袍哥”都是不可能的，参加科举考试就更不可能了。于是，刘光第的父亲欣然接受我外曾祖父刘举臣的提议，将刘光第收为同姓不同宗的义子，接到安怀堂（富顺赵化安怀堂），请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对刘光第和亲生儿子刘庆堂传道授业。外曾祖父后来迁居自流井斑竹林，刘光第也跟随来到新居。这样便改换了他的门第。刘光第果然不负厚望，连中秀才、举人，最后进京殿试高中进士，为光绪所赏识，任刑部主事，四品京堂着在军机处行走，参与变法。听我母亲说，刘光第是个很有血气的男人，当时在北京菜市口刑场上，他是唯一绝不下跪受刑的。在他看来，他上跪天，下跪地，再跪父母双亲和皇帝。所以绝不跪其他人，刽子手出于对他的敬仰也就遂了他的意。当那把锋利的大刀准确地从他后脑下的颈骨和脊骨之间扫过，人头落地的瞬间，刽子手听见翕动的嘴唇在说话：“好刀法！”。这是来自落地头颅的声音，人头落地，身躯却依然站立不倒，这让行刑的刽子手大惊，立即双腿跪地喊道：“给刘大人道喜啊！”。这句“给刘大人道喜啊！”我母亲从年轻时听说到现在，每当提起刘光第，她都还在念叨。
戊戍变法失败，刘光弟在北京菜市口被害后暴尸刑场多日而无人敢去收尸，因怕受株连。最后我外曾祖父刘举臣“顶风作案”，暗托可靠人士装殓，极其隐密地由陆路从北京运往通州，然后装船沿运河运往杨州，转入长江，再溯江而上到达四川泸州，又转入沱江，逆水而上运回家乡赵化原籍安葬。后来我外曾祖父把刘光第的子女接回家中，一直给予培养，教育直到成人。客观地说，刘光弟为振兴民族大业而早殇，被国人所怀念并载入史册，与我外曾祖父在思想上、经济上帮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1970年代中后期，我父亲李云汉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省文史馆的信，寄信人是当时四川省文史馆负责整理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历史材料的王善生，他是我五舅公。来信内容主要是询问我父亲是否保存有刘光第的历史遗物和其它材料（王善生了解刘光第与我家族的关系）。我父亲回了信，在信里我父亲介绍了“刘安怀堂”刘光第石刻寿屏的相关情况。王善生收到回信，了解到相关的情况后，立即向当时担任四川省副省长兼省文史馆馆长的张秀熟汇报，张秀熟随即叫王善生给我父亲复了信，请先寄去样本审阅。我父亲收信后，通知了在安怀堂废墟中找到石碑残片的李道微，李道微是我四哥，搬运石碑残片时我也参与了，至今还记忆犹新。四哥后来将此石碑残片上的字迹拓印成纸样寄达成都。不久，富顺县文化馆派来两名干部持王善生信函与李云汉取得联系，收集挖掘工作就这样开始展开。
刘光第石刻寿屏，是公元1895年安怀堂刘举臣公六十大寿暨夫人黄宜人五十寿辰由刘光第亲自撰文并用颜楷体书写的一篇祝寿序，由刘庆堂（举臣公之子，我外公）请当时自贡市著名建筑、石刻家陈葆初临摹雕刻在石碑之上而成。石碑共八块，两面皆刻有碑文。采用的是湖北楚石，质地坚韧。每块高104厘米、宽44厘米、厚8厘米，双面镌文。有两块石碑一面刻寿联，大字字径约14厘米、小字字径约4厘米；两块寿联背面及其它各块两面均刻寿文，每面竖刻文字六行，满行为14字，少数有空格，故每面80余字不等，字径约为5厘米。此碑当年刻成之后，存于老宅双河口竹林湾，三多寨新修安怀堂落成之后由双河口刘氏宗祠运至三多寨镶嵌在“安怀堂”底楼过道顶上。解放后由于安怀堂年久失修，房屋坍塌拆毁不知去向。
1981年，在李云汉和富顺文史馆工作人员的多方搜寻下，这组石碑共八块全部找回，但部分石碑已经损毁。曾几何时，它们有的是附近村民们猪圈里面的石栏板，他们在为那些吃了就睡，醒了就吃的“老爷们”遮风避雨；有的匍匐在鸡窝里，成为了鸡们的卧榻之地；有的躺在臭水沟里，他们硬朗的质地在源源不断的污水中沉默着。看得出啊！那些镌刻着珍贵文字的石碑在十年动乱里也在为他们的新主人鞠躬尽瘁！那八块石碑找齐后，至今还保存在富顺县文物管理局，这也算有了好归宿……
夜深了，客走主人安。道别之后的我匆匆上了一辆出租车。透过车窗，到路边熠熠闪亮的街灯缓缓向身后远去；那些霓虹灯璀璨的光芒毫无声息地被抛在身后；夜宵店暗淡灯光下宵夜的人们在觥筹交错的推杯把盏之间，在猜拳行令之间和吵吵嚷嚷之中逐渐被脚下飞转的车轮碾碎、消隐。
我想起了刘安怀堂，那是一个月前留给我的印象：阳光从东方空旷的原野上斜照下来，它把灰暗、褪色的，泥灰剥落的“彭城第”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在古老的青砖灰瓦和石墙构建的堂屋左侧，突兀地连接着当下砖窑里烧制的红砖墙，它们和上世纪初建成的安怀堂古怪地不很协调地焊接在一起，仿佛一个庞大的爬行在这山巅上正在蜕变的怪物。正门、侧门、窗户为红色的砖块封闭着，似乎它要让安怀堂久远的过去，和着这日渐坍塌凋敝的住宅封存起来，不让它重见天日。不过我想，这种可能性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