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葛筱强
秋天不仅仅是一个适合安静阅读的季节，也是思念常起的季节。比如在清晨或黄昏里散步，忽而会有一片落叶触摸到你的头顶或掌心，就会让你心弦一拨，让你想起某个夜晚闪闪发光的词语，或居于遥远之地的、灯火一般的旧朋老友。譬如此刻，我从逼仄的街巷里穿行之后，在长久的阅读之后，眼望着窗外散乱飘零的树叶，忽然忆起和作家宁肯的一些交往，并开始重新翻读他的几部散文和小说。
那是1999年7月，在散文作家苇岸去世两个月后，我第一次来到北京，通过诗人黑大春，我得以与宁肯相识。彼时宁肯虽在年轻时发表过诗歌和小说，但尚未暴得大名，供职于《中国环境报》社，主持副刊工作。而他此前的成绩和经历更令我惊讶和叹服。他大学毕业后主动去西藏工作两年，回京后在报社下设的广告公司当经理并取得骄人成绩。在别人眼中已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成功弄潮儿时，他却交出公司的车钥匙和一切俗尘杂事，沉潜于自己的梦想之中，重新开始文学创作，并写出了《沉默的彼岸》这一新散文领域中的扛鼎之作，发在云南的《大家》上。为此，作家苇岸还专门写了一封题为《艺术家的倾向——致友人书》的信刊发在报纸上，和宁肯畅谈了对新散文的看法和认识。稍后的2002年，我远游内蒙后在返回东北时，途经北京，宁肯不仅携妻女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还送了我一本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蒙面之城》，正是这部作品，让宁肯获了诸多实至名归的荣誉，如老舍文学奖。也因为这部小说，宁肯的工作也有变动，从《中国环境报》调到《十月》文学杂志社任副主编。
《蒙面之城》的问世，对于宁肯，无论是哪个角度来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作为中篇小说《青铜时代》的升级扩容版，宁肯最大的体验是“在三年的写作中，我恍如隔世，身非是我，忘记一切，几乎过着一种飞翔的生活”，写完它，就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一切都在离我而去”，觉得“像是快要走不动的人”，“我与这个世界已经无关，好像已经写尽了某种东西。”《蒙面之城》最早发于新浪网，是一部关于爱与生命的小说，作品以近乎音乐的四个声部描述了一个叫做马格的年轻人七年的人生经历，展现出北京、秦岭、西藏、深圳等截然不同的地域生活画卷，涉及了原始艺术、诗歌、商业、地下音乐等领域。在这部小说里，宁肯以其出色的才华创建了一座属于自己的无所不包的“城市”，“它所展示的生活场景的广度、时代问题的深度、地域空间的跨度、哲理思考的力度、情感体验的浓度都是网络文学中罕见的，它提供了20世纪中国小说中一些尖锐或异质的‘人类的内分泌物’（福克纳语）。”（袁毅《通往自由的途中》）
在这本书中，最令我心动的，仍是关于主人公在西藏的种种经历，以及作家关于西藏的倾心描述与抒写。在这部小说里，西藏，是主人公精神起跑的“飞地”，是其人格与精神得到净化与升华的炼金容器。作家以平静克制的叙说语调，在描写了西藏硕大壮美的自然景观的同时，也完成了小说主人公心灵波澜狂卷的涅槃：
“他翻过那道山。遥远的牙齿般的地平线，是牙齿般银色的雪峰。雪峰之下，山脉与大地裁出一角蔚蓝色的天。不，那不是天，是水。湖水挂在天边，仅能看到湖的一角，以为是天。太远了。不可能走到湖边，但他无法停住脚步。那湖仿佛一种宿命……他幡然醒悟，立刻掉头——这应是动物的直觉，人就得思考。”
这些年来，我虽然与宁肯联系得很少，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中断了联系，这主要缘于我个人的性格使然。因为我觉得，宁肯的创作已抵达了某种高度，他获得了尘世的名声（虽然这名声与他真正的创作成绩仍有差距），我已不便和他主动亲近，给他添任何麻烦，即使我深知他为人的真诚与胸怀的宽广。他这几年出版的小说《环形女人》、《沉默之门》和散文集《说吧，西藏》、《大师的慈悲》，我都在第一时间买来并认真地阅读，我觉得这样最好，喜欢一个作家，认认真真地阅读他的作品就行了，这是对作家最高的敬意。
波兰诗人米沃什在其《诗的见证》一书说：“诗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后重写的羊皮纸文献，如果适当破译，将提供有关其时代的证词。”在我看来，宁肯截至目前的所有写作，都是在为其短暂的西藏生活提供终将跟随一生的精神活动的证词。用他自己的话说：“人的任何一次表面经历事实上都不过是内心经历的冰山一角。有人轻视内心，而一个轻视内心生活的人显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人，甚至是不幸的人。”以他的散文为例，无论是他早期的《一条河的两岸》、《西藏日记》，还是近年的《沉默的彼岸》、《喜马拉雅随笔》，我们会发现，两年的西藏生活，风景，人物，雪水一样自然的磨砺，鹰一样神性地沉思，都融汇为宁肯血液里日夜奔流的回望，并最终在他的骨骼里结晶为闪闪发光的硬核，在他自己不知不觉的修炼中，甚至成为佛教中的舍利，穿透时空的重重帷幔，令我们望而起敬，彰显出遗世独行的精神加持。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2002年在宁肯家中，他为我朗读散文《藏歌》的情景，语言是纯净的藏蓝色，声音是低缓的风琴，二者完美地结合为一种震撼和笼罩：
“寂静的原野是可以聆听的，唯其寂静才可聆听。一条弯曲的河流，同样是一支优美的歌，倘河上有成群的野鸽子，河水就会变成竖琴。牧场和村庄也一样，并不需风的传送，空气中便会波动着某种遥远的、类似伴唱的和声。”
如果说这样的静思与叙述是渐合的暮色，那么宁肯后来的越来越阔大的敞开的言说则是从地表隆起的黎明。这个“被西藏囚禁起来”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被时间囚禁起来”的人，不仅为西藏所塑造，也在以自己独特的虔诚之心同步塑造着只属于他的西藏，他的步履越来越沉稳，他的目光越来越澄澈，他的文字越来越像暗夜中的灯火，在拂掉我们内心灰尘的同时，也凸显出汉语纯粹的光芒：
“冬天，依然温暖，阳光强烈，但植物还是回到了土地。冬天漫长，天空简明，自然界安静。一场雪降临，两三天融化。河岸上残雪点点。残雪聚集着阳光，燃烧自己，也点燃了阳光。”（《一条河的两岸·冬天》）
2010年6月，时在北京鲁院培训的海南作家赵瑜，因与宁肯同期学习，便将一册宁肯的新著《天·藏》签名本寄我。我兴奋地发现，在这本书里，宁肯不负自己的多年沉潜与思索，也不负众人所盼，终于写出了一个足可以屹立于精神世界的，不同于诸多关于西藏文本的自己心中的西藏。他在谈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时说：
“我的写作不是讲述一个人的故事，而是讲述一个人的存在，呈现一个人的故事是相对容易的，呈现一个人的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还说道：西藏给人的感觉，更多时候像音乐一样，是抽象的，诉诸感觉的，非叙事的。两者概括起来可称为‘存在与音乐’。这对我是两个关键性的东西，它们涉及我对西藏总体的概括，任何针对西藏的写作都不该脱离这两样事物。至于故事，叙事，它们只能处于‘存在与音乐’之下，以致我多少有点否定叙事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