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三月间，我和吕犹龙、刘瑞圣（现名刘星）报考昆明译员训练班第7期，被录取去昆明受短期培训后，都被分配到昆明岗头村鸿翔部队（伞兵部队）为美国教官做翻译工作。在接受严格的地面军事训练和艰苦的跳伞训练后，我被分配到突击总队第一队（即伞兵第一队）为一美国军医做医务翻译，并于1945年7月12日深夜3时全队180名伞兵乘十余架C——46型运输机从昆明呈贡机场起飞，凌晨空降于广东省敌后开平县苍城镇。当我在高空中从机舱里跳出时，满天都是白色、红白、黄色和绿色的迎风展开的降落伞，真是壮观，令人兴奋难忘。8月3日，准备部队从罗定出发，成功地突击了日寇驻守的重要渡口南江口，歼敌数十人，有效地干扰了海南岛日寇北撤广州的行动。我们正准备第二次战斗任务时，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我们这支装备非常精良的伞兵部队首先进入广州市，成为对日受降的先遣部队。[张汝黻：亲历，齐鲁大学校友会编：《齐鲁大学八十八年——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266页。]
金大学生杨德林当的特种兵，经历更赋传奇。他回忆：
挚友郁保罗与我一同在1945年2月入伍去泸州被编入203师。不久我被调入渝电讯班受训后，我觉得应早日为国效力，就报名参加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经四个星期训练后，4月初由渝搭美军机去昆明参加由美军主持之译员训练中心，学习普通军事常识与各种军械的使用方法。训练结束后等候分配至各部门工作。……
我获悉有一战略服务处机构需要一粤籍人，有胆量，需跳伞。该机构系中央情报局前身，内设（一）特别军事行动组；（二）伞兵训练组；（三）空陆援助组等。我立即报名参加，被编入第一组。该处美军大部分由欧洲战区调来，协助国军作战。他们身经百战，而我连枪械都未接触过，但我毫不畏缩。因我无跳伞经验，我小组的指挥官卡华斯基上尉带我去参观一折伞工场，看折伞工作者如何操作，每一工作人员在完成折伞后须签名于附着纸上，若有差池，军法判处死罪。同时告诉我在离机跃入空中一霎那伞会自动开启，而机底有一大孔，跳下时逆风跳下，随风漂流，在着地前切记双脚弯曲，顺风奔跑，再按挂在胸前的开启机，可安全着陆。并将一椅置于桌上叠高作状示范，教我着地后如何在地面滚溜。另告诉我，若跳入树林中，需双脚交叉，以防跨在树枝上受伤；若降落在水面上，需先按胸前的开启机，以免被伞拖沉入水底。
5月初我领到全副美军装备，并派发由厚布料制成一卷折药物包……并有军用360°夜光指南针，有助估计迫击炮射程距离。搭乘B24型轰炸机离昆明机场去距离1200公里的广东南路重镇茂名。……幸全体人员安全着陆。由当地驻军接应，我们住在天主教堂内，任务是在广东南路海岸搜集情报，由茂名向东经阳西、阳东、阳江、恩平至开平赤坎……
我的第二个任务是要随同一美军炮兵盖上尉去11战区皖立煌县教导营训练炮兵如何使用最新式的4.2寸化学迫击炮，以与国军并肩作战，突袭粤汉铁路一带日军碉堡。……五月中旬由昆明搭美运输机启程，赴皖立煌县附近大别山山中临时跑道与盖上尉及一少校军医同行。抵目的地后，次日清晨出发步行，傍晚到达立煌。翌日去附近的古碑冲小镇，该地已有一小组由卡门少校任指挥官，成员有康福上尉、柯尔电讯上士和潘明翻译官，我与潘同为粤籍，易相处。我负责为盖上尉翻译，教导该营炮兵如何使用此种迫击炮。……
八月初完成训练，原定8月20日出发，但美国先后在广岛、长崎投原子弹，8月11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更在15日投降。该日适盖上尉带我去立煌总部商讨出发事宜，当晚在总部知日军投降，战争终止，和平在望。大家一齐庆祝，饮酒作乐，通宵达旦，总部前有一大坑，有人向天开枪，更有人抛炸药，打讯号弹，爆炸之声，不绝于耳。……
9月底我返抵昆明，到外事局办理退役手续。再到战略服务处，见到卡上尉，当时我是和他同机跳伞。他说：若我不敢跳，他会推我下机；又我离开茂名不久，有一队伞兵空降罗定附近，不料事机不密，给日军知道，用重兵围剿，全军覆没，壮烈牺牲，同组三人被日军追逐，仅以身免；又知我在立煌协助训练炮兵，能展所长，夸我有胆量。[杨德林：从军记，《金大友声》，金大校友会内部编辑出版，2004年3期。]
一页轻轻翻过的历史
1945年8月初，李庄同济大学参军的300多位学生，最后一批开赴泸县203师受训。博士大兵杨宝琳破例被任命为青年军203师工兵二连少校指导员。他既无官气也努力丢掉学生气，摸爬滚打，立正稍息，总是身先士卒。但秀才进了兵营依旧是秀才。书生天性的自由、求知的执着，与军队纪律的严苛、长官威权的暴戾往往势如水火。
同济学生兵黄克鲁、任允中目睹通讯营营长的贪腐行径后，当面制止，竟遭受体罚和关禁闭。蓝文正同学集训时顶撞上司，竟险些被枪决。医学院入伍的许耀祖受不了***专制和连队的特务统治导致精神失常，饮弹自尽……
投笔从戎，参加国军或为盟军服务，也有一些同学奔赴延安参加共军。当初，他们多数人的动机都无可厚非；作为生命个体，也难以把握历史走向。
燕大毕业生李固阳认为：“他们去的动机如何，可以不谈。只就那时是全民抗战，去是为打日本出力，而且又不是毫无风险的，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肯定的。不过，后来好象对有的人就成了一个问题，特别是‘文革’中。据说许世诚为此而受审查，结果一腿致残，不能不令人慨叹。”[李固阳《念叨着记起的几件事》，燕京大学校友会编：《燕京大学成都复校五十周年纪念册》，75页。]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的女儿、金女大社会学系毕业生梅祖成回忆燕大从军的丈夫康峻：
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胜利，康峻立即要求退役复员。当时交通十分不便，找车非常困难，年底才回到成都复学。从被录取，到昆明参加译员训练班（班主任系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吴泽霖先生）期满，分配至美军十四航空队的伞兵队（教官是美军，伞兵是中国士兵）任口语翻译，前后仅仅四个月。他觉得，自己为抗日战争出力太少了。可是，哪里想得到，就由于这四个月，十年以后会带给他怎样的灾难……[梅祖成：康峻——参加抗战工作却被打成“美国特务”，转自五柳村文粹，http：//wuliucun.ycool.com/post.3707557.html]
几十年后，身为四川省保密局局长高位而退休的曾庆祥回忆同学聂森说：
齐大参加青年远征军的不多。聂森去了，齐大医学院他们那个年级十多个同学都参加了。后来从印度回来，本来要派往东北的，就在要上飞机前，他们集体开了小差。聂森回来转系，读社科系。解放后我们一起到西康，聂森在《西康日报》当记者，后到成都就一直在《四川日报》，前年去世。过去，他各方面都很好，业务也不错，可就是因为青年军的问题好长时间入不了党。四川日报党组织也曾找我调查。我中学、大学，后来在西康都与他一起。但我就不能证明他青年军的那段历史。[曾庆祥口述，岱峻专访，2006年11月1日，成都多子巷28号省委宿舍。]
当过盟军翻译的钱季光写道：
新中国建立后，我即回国参加了工作，在水利部当工程师。我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在抗战最紧最苦的时期，参军奔赴战场，打完仗后，又成了个穷学生。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文革”中红卫兵竟说我有“重大问题”，认为我曾在大战中得过什么美蒋的功勋最高的奖章，一再迫我交待，使我备受苦楚。[钱季光（钱淹同）《我当翻译前后》，燕京大学校友会编：《燕京大学成都复校五十周年纪念刊》，197页。]
1949年渡海去到台湾的学生兵，命运也未必通达。同济大学教授杨宝琳博士曾效命于装甲兵战车工厂，在留德的蒋纬国将军麾下。凭着杨宝琳的学养、经历，人际关系，升高官、担重任，似在指掌之间。但其性情刚直，有志难申。后来竟遁迹空门，法号“释自渡”。上世纪70年代后，自渡法师曾驻锡台北华严莲舍，念经礼佛，弘法利生。耐人寻味的是，自渡法师常在传法的著述中套入工程力学公式，阐扬佛理。1980年代，释自渡法师在巴西圆寂。
2005年9月3日，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胡锦涛：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那些“青年从军运动”的参加者——如今无论是耄耋老人抑或是九泉之下，总算听到了执政党公正的定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