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华
旧日笺中的梁实秋
2007年末，我接到出版社一个活儿，写一本关于梁实秋的书。对方没做要求，写什么都可以。于是我买来了几乎梁实秋的所有著述以及各类传记，同时也查阅了不少其他作家写的回忆、怀念梁实秋的文章。2008年和2009年，我脑子里几乎天天转悠着“梁实秋”三个字，对他的成长经历、交往、文风等多有了解，我甚至以为自己可以成为梁实秋研究专家了。2012年，这本书由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名为《重品梁实秋》，印数很少，几乎没什么反响，但我依然认为这是一本较全面地研究梁实秋的作品，也有一点自己的观点。
因此，拿到四川学者龚明德这本《旧日笺》的时候，我重点阅读了有关梁实秋的篇目。《旧日笺》有一个副题——民国文人书信考。顾名思义，书中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书信内容考证。作者选了徐志摩、叶圣陶、丁玲、梁实秋、林语堂、茅盾、郭沫若等文人之间往来的书信共三十四篇，这些书信选择的角度是，以往的出版物中没有出现过的，或者是被编入文集但对书信的内容、时间、人物解释有误的，作者对错误做了重新的考证，并对写信时的各种背景做了介绍。其中涉及梁实秋书信的文章计六篇。分别为《梁实秋回复中华书局约稿》、《梁实秋恳荐部下书稿》、《梁实秋自荐译稿未果》、《徐志摩“丧中”致梁实秋》、《梁实秋致刘英士谈<雅舍小品>》《梁实秋致刘英士再谈<雅舍小品>》。
前三文中的信件都是梁实秋1930年代初写给中华书局负责人舒新城的。其中第二文晒出两封信，分别是梁实秋为费鉴照与赵少侯的作品极尽鼓与呼，希望舒新城可以收购。此二人均为梁实秋在青岛大学的同事，梁实秋是外文系主任，二人为外文系教师。龚明德判断：“在梁实秋执编《新月》的时候，费赵二位都是《新月》的投稿者，投来的稿件均被公开发表于《新月》。这层关系，是文人之间互相支撑的太自然太亲密的理由了！但是，要说梁实秋与费赵二位熟悉到什么一定的深度，也很难说，也就不过是‘文字之交’罢了。有个细节，可以证实这一点。梁实秋书信手迹中的‘费照鉴’，其实是写错了费君的大名，正确的写法是‘费鉴照’。”由此引出对费、赵二人此后去向的关注，还有研究者专门为龚明德（也是为读者）提供了费鉴照的若干研究资料。使这短短一封信有了更多的外延。
只是龚明德先生数次提到费赵二人为梁实秋下属，似为证梁之热情与礼贤，但无意中稍有以今日之腹丈量昨日之心的感觉。个人凭直觉（无资料证明），民国文人，尤其学校里的教授，确是不怎么在乎这种上下级关系，作为“上司”的人自然谦恭，作为“下属”的人也极少自认下属，宁愿以“弟”自称。我在单位是个不大不小的头目，向外人介绍自己分管部门的年轻人，常常以“同事”称之，有时由于各种原因也忍不住说“这是我下属”，但说完后常感觉自己很可耻。他尊与自尊并重，也许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是若干文人的通病？
《徐志摩“丧中”致梁实秋》较短，全文抄录如下：
前天禹九来，知道你又过上海，并且带来青岛的艳闻，我在丧中听到也不禁展颜。下半年又可重叙，好得狠！一多务必同来。《诗刊》二期单等青方贡献，足下、一多、令孺，乞于一星期内赶写，迟则受罚。
太侔、今甫、一多诸公均候。
志摩
二十八日
文字不长，但信息量大，集中了八卦、邀约、征稿。让徐志摩在母丧热孝中也“不禁展颜”的八卦，指的应是闻一多与方令儒的婚外恋。二人均为诗人，同在青岛大学任教，低头不见抬头见，摩擦起电，沈从文在其小说《八骏图》中对此事有所映射。张禹九讲的这个段子，梁实秋应心知肚明，徐志摩也知道梁实秋心知肚明，遂与其一起再度分享，类似闺蜜中互传小道消息时的相对一笑；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互为好友，邀约“同来”见面，当在情理中；“《诗刊》二期单等青方贡献”意思是这期《诗刊》要以发表青岛方面的作品为主，让梁实秋等人写稿。
龚明德由此信联系到闻一多因风流事写出的一首诗歌《奇迹》，并顺手一枪，写道：“如此生动活泼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被一帮毫无情趣的人弄成了让人头痛的‘专业’，看一看那些什么教授啊博士啊写的分析闻一多《奇迹》的文章，就可略知一二。”可谓一语中的。
成为梁实秋代表作的雅舍小品，最初的篇章均刊发在刘英士编辑的《星期评论》上。《旧日笺》中梁实秋致刘英士的信均与雅舍小品有关，但极琐碎，相当于鸡毛蒜皮。第一封信中谈稿费问题，说《男人》、《女人》的稿费已经收到，且“收条亦已补缴”。估计刘英士没有看到收条，询问梁实秋，梁答复“想必为足下弃置字簏，如须补填，请即寄下收据可也。兹附上另一收据乞收。”在另外一封信中，依然提到稿费，开头就写：“连发疟五次，奄奄一息，奉来书强勉连写两篇呈政。这两篇的稿费大概仅是我一次发疟的药费，惨”。另还提醒《星期评论》总是拖期出版的问题，说“贵刊久不出，读者均疑有变”。这种短信具体内容并不多，类似今日的微信留言或者QQ留言，不可能成为传记或当事人为文的素材，属于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但同时也是生活的肉。我们平时可以看到的，只是这个人的骨头，尤其传记，更只是个骨架，不具生命的活力。只有这些“肉”才能让骨架丰满起来。而这些也正是我所写的《重品梁实秋》中缺少的东西。
研究一个作家，一个文化人，必要研读其作品、日记以及别人写的侧记，书信却屡被疏忽。书信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除了有些例外的人，如胡适，无论日记还是书信，一字一句，似乎都做好了传世的准备，而其他大部分文人尚不具备此种“自觉”，只是有事说事，没事扯淡问安，因此都相对真实、性情。龚明德先生寻找并分析这些旧日书柬，旁征博引，缀连缝补，让其更贴近地面，非常有意义，诚如他在后记中说的那样：“我希望力所能及地把有可能打开的蕴藏在文献中的史实死结打开，为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已被宏大叙事者们糟蹋得面目全非的学科提供一点原貌性质的探究结果”。
儒林外史中的饮食
中国文化里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但这并不说明我们有美食传统。吃饭成为头等大事，原因只是生产力低下和战乱频仍，难得温饱。其实战乱也多由吃不上饭引起。而所谓美食，强调的是享受，是比吃饱更高一个层次的需求，是很奢侈的东西。它与“民以食为天”本质上相悖。饮食已为天，天上岂有天？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历代名著中谈美食的少之又少。张岱和袁枚等个别人能把目光集中于吃吃喝喝，实属难得。
《儒林外史》作为流传至今的名著，里面也多次详尽地提到饮食。作者吴敬梓出身名门，晚年贫困交加，跟曹雪芹、张岱类似。他笔下的饮食读来就有了别一番含义。
该书第十三回中提到，蘧公孙去见马二先生，两人闲聊过程中，书店里面的下人捧出饭来，乃是家常肴馔：一碗炖鸭，一碗煮鸡，一尾鱼，一大碗煨得稀烂的猪肉。马二先生饭量颇大，举起筷子说，你我知己相逢，不做客套。当下吃了四碗饭，将一大碗烂肉吃得干干净净。里面听见，又添出一碗来，马二先生再举碗，连汤都吃完了。有人说这段文字反映了文人的不羁，有人说反映了文人的虚伪性，一个动辄之乎者也的人喜欢大荤，吃相不雅。在我眼里，这些评价都是扯淡，人家这不明明在炫富吗？只需把时光倒回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改革开放已有几年，我还是个小孩子，如果读到这段文字，一定馋得口水直流。鸡鸭鱼肉怎么能是家常菜？我不相信此前的民国、清朝、明朝以及更早的时代里，中下层社会会比上世纪八十年代更好。读者有兴趣可以找明恩溥、李提摩太等外国传教士的中国见闻录来读一读，看看他们笔下的清末百姓生活。这些人的文字显然比信口开河的马可？波罗靠谱，比喜欢粉饰太平、眼睛只往上看不往下看的中国文人更写实。在他们眼中，那时的中国即使没有“家家借钱，户户挨饿”，但也好不到哪里去。马二先生大鱼大肉，吃得起放得下，让人艳羡。从作者角度讲，也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理：别看哥现在穷，但什么都见过，比你一般读者高端。有位经常挨骂的作家说过一句挨骂的话：作家写的东西，就是给不如自己的人看的。你给哲学家看心灵鸡汤，对亿万富翁讲法国奢侈品，都是自寻不快的节奏。二流作家的读者必然三流，一流读者要找特等的作者——扯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