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等待戈多”
1940年，一群逃出**追捕的犹太人聚集在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处的一个小镇，等待出境许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就可望逃脱**的追捕。当天却传来消息：边境已经关闭，任何人不得出境。这就意味着滞留于此的犹太人只能坐以待毙。瓦尔特？本雅明由于不愿自己落入盖世太保之手，乃于当夜服过量吗啡自杀。然而，第二天早晨，当人们来到过境处时，却意外地发现，边境并未关闭。此前的说法只是惶恐的流亡者的一个误传。人们顺利地抵达安全地带。本雅明却同错误的传言一道留在昨天，留在山的那一边。
作为犹太人，本雅明演绎的是一次失败的“出埃及记”。作为现代人，则像是一出演砸了的荒诞剧。角色死于戈多到來之前，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关于现代性的时间神学的寓言。卡夫卡先知般地预言了这一境况——“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其他罪恶均和其有关，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也许只有一个主罪：缺乏耐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由于缺乏耐心，他们回不去。”（卡夫卡：《箴言——关于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作为卡夫卡的忠实追随者，本雅明宿命般地以自身生命验证了卡夫卡这一预言。
但耐心所依靠的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对弥赛亚的盼望。关于未来的盼望，关于弥赛亚降临的盼望，是耐心持守的唯一依据。“弥赛亚回来，不是在最后那天，而是在最后。”（卡夫卡：《第三本八开笔记本》）同卡夫卡一样，本雅明显然能够理解他们祖先的文化中的“耐心”的涵义，但他却丧失了“盼望”。等待有时，而弥赛亚却不在时间中。弥赛亚只在最后来，而此时的绝望仿佛就是为那个“最后”的希望和得救所支付的“赎金”。值得安慰的是——如本雅明本人所说的——“只是因为有了那些绝望的人，希望才赐予我们。”（本雅明：《歌德的〈亲合力〉》）
收藏癖与百科全书
在儿童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收藏癖”。儿童的收藏癖，是儿童对物质世界的占有本能的想象性的满足。收拾和珍藏那些物质的碎片，作为对整体性世界支配欲的一个代偿性的提喻。而这一点，也正是“百科全书”主义的心理基础。
百科全书的出现，是启蒙时代科学理性主义的高度自信的结果。17——19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一方面热烈欢呼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又对过度膨胀的物质世界充满了疑惑和焦虑。在这种过分强烈的关注中，包含着对物质高度膨胀的焦虑。人的理性急切地期望在总体上控制庞杂的物质世界，为它们分类、编目，将物的秩序纳入到理性的逻辑当中。林奈的分类法，即是对这一梦想的具体实施。他试图以理性的方式重新整理、编制和命名物性世界。百科全书派的梦想，是将世界收集到一本书中，并赋予它们以秩序。
上帝好像一名图书馆的馆员，按照字母顺序为世界万物编目。这一想法从到20世纪阿根廷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那里被推向了极致，他在《巴别图书馆》中，把宇宙想象为一座有无限循环的六面体回廊所构成的图书馆，那里收藏着全部的图书和宇宙的秘密。
“……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德国思想家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说法把诗的政治性推向了极端，成为二战后诗人的内在焦虑。“文革”后的1980年代中期，这句话也传到中国，常常作为人们指责诗歌艺术之道德亏欠的依据而被引用。
诗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隔膜，当现实变得残酷时，诗意的美妙和言辞的优雅非但不能对抗现实，反而因此成为残酷现实的粉饰，而被阿多诺视作“野蛮”的同谋。但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这个问题却有所不同。在中国，“文革”后期不但有诗歌，而且写诗的人还越来越多。这一时期的诗歌基本上以“手抄本”形式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诗歌显示出强大的政治批判性和道德勇气，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终结“文革”的激越前奏。这一阶段的诗歌形态，印证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兴观群怨”的多功能特性。从这一诗学观念出发，可见阿多诺的诗学的褊狭，或者可以说，他所说的“诗”是一种有限定的特指。但阿多诺诗学以其片面的深刻，揭示了诗歌在现代社会中的尴尬处境。诗在与暴虐现实对抗过程中，习得了某种程度上的“野蛮”特质，北岛的激烈、多多的尖刻、杨炼的喧嚣，都是这种“野蛮性”的见证。即便是舒婷式的甜腻和轻柔，也或多或少可以反衬出一个时代的冷漠和残酷。但这种“野蛮性”却是必要的。诗歌以自身的野蛮来对抗野蛮的政治，就好比一个少年在进入凶险的成人世界之初，往往要以一副夸张的粗蛮形象来显示出自己的貌似不可侵犯的强大。
笛卡尔的火炉
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透露了被称之为“近代哲学的始祖”的笛卡尔的一个生活细节——“因为天气苦寒，他早晨钻进一个火炉子，整天呆在里面潜思；据他自己述说，当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哲学已经半成。不过这话我们也不必太拘泥字义去理解。苏格拉底惯常在雪地里终日沉思，但是笛卡尔的头脑只当他身暖时才起作用。”（罗素：《西方哲学史》）
哲学家在告诉我们真理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发现这些真理的。这些真理的炼金术士，给我们看了金子，而他们的炼金密室和炼金术却秘而不宣。当笛卡尔从火炉里出来，向世界宣称他最新的哲学发现——“我思故我在”时，人们被这一伟大的哲学箴言所吸引。这个伟大的“哲学火炉”，孕育了近代哲学的胎儿。但这个近代哲学温暖明亮的“子宫”本身，却被完完全全地忽略了。玄思仿佛是从火炉中突然像火焰似地冒出来的。
而我感兴趣的是，在这个“哲学子宫”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作为“精神现象”的现象学
在大多数情况下，现象学只是以一种方法论革命者的形象而进入精神哲学领域。但它更像是一种“智力体操”，而且哲学家们迷恋于这种“体操”，以致遗忘了更为根本的任务。
如果已然将世界“现象学化”了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直面任何“现象”，并对这些“现象”加以“现象学式”的谈论。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所谓“现象学”在基本上无视任何一种世界“现象”。今天的哲学家固然未必要“改造世界”，问题是，他们甚至也不“解释世界”了。他们不解释世界现象，而只是解释“现象学”。“现象学”本身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病态的“精神现象”。哲学已经感染了一种“现象学”病毒，害了一种“现象学综合症”。病入膏肓的哲学已经深度昏迷，依靠学院的呼吸机维持。一旦拔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输氧管，它将一命呜呼。
属灵的启蒙主义
古希腊哲学在人的问题上乃是要认识人自身，是人的自我发现。这是日后启蒙主义的历史渊源。而保罗因圣灵的感动，所发现的更为根本——人不仅只是“人”，而是“神的儿女”。因为人乃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在他（她）的里面，有神的基因。这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
古希腊哲学自米利都学派开始，主张精神与肉体的二分，进而便有理性和感性的二分。理性认知成为其启蒙主义的核心部分。但《旧约》哲学则看到了人的“灵——魂——体”的三分世界。并且，属灵的生命因着圣灵的同在，而让人从世界的捆绑中得释放，重新找回在属世生活中失落的“神的儿女”的位份，在神的道所传达的真理中得自由。保罗的哲学正是关于“属灵”生命的启蒙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