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个体能够感受到一种无法逆转的“集体命运”或社会趋势而又不愿意利用这一趋势获取“势利”，就会陷入“个人命运的困厄”。詹姆士曾说当宗教的真切性被个人感受到时就是个人命运的困厄，而今可以说，“政治”或“社会”在一个人感受到它的存在时就揭示了个人命运的困顿。个人情感的幽深层面与社会认知领域令人盲目的晦暗加剧着一种困顿。
你在沉默的书写中暂时享受着书写的自由；取消了“声音”使无声的言说进入文字符号，这一退藏使得你的身体得以逃逸声音的监控系统。书写的文字中隐藏着一种另类的自由？隐身在书写后面，而书写隐身于滞后的迟迟不能到来的阅读后面。或许你只是在一种非自传的社会经验中书写着一种纯属他者的自传，在一种新闻式的书写中书写着历史的片段。
历史性不只是由行为——事件构成的，还有叙述事件——行为的话语。“历史在两个面之间摇摆。一方面，它是一种实践，是一种现实；而另一方面，它则是一个封闭的叙述、一种由精神模式所组织并完结的文本。”但是如果一种叙述话语过于封闭，成为终结于自身的文本，或者在文本的传统之内“完结”，“历史性”就出现了精神分裂：文本没有历史可见性，可见的社会性实践没有文本的意义，还是德赛尔托的话：“该历史性包含了一种将阐释性实践和社会性实践结合在一起的运动。”（《历史书写》5）而连结阐释性实践与社会性实践的首先不是文本，而是携带着声音的历史的初始情境。
据传在库车（龟兹）天山大峡谷的某些风高月黑的夜里，人们能够听到早已消失了的声音，战争嘶喊的声音，兵器与盔甲的声音，人仰马翻的声音，祈祷的声音，念诵经文的声音……似乎在峡谷的岩石与缝隙中，历史的声音被录制了下来。在穿越天山峡谷去往崖壁一个鹰巢式的小石窟寺的时候，有人讲述了这个传说，这个声音的神话或声音的自发性叙事。在那些古堡似的岩石、岩洞、峡谷里，声音的确会被刻录在每一种岩石中，会被渐弱地传递下去，但不会彻底消失。而有些峡谷自身就像是一种瞬间被冻结了的声音。或许连我们的脚步声，静悄悄地说话声，心跳声和呼吸声……也正在被傍晚的峡谷录制着。
一种即刻脱离身体——物体的声音、在颤动的空气中迅速消失的声音被无止境地传递下去的愿望，一种声音的神话在技术中实现了，但神话般的声音消失了；声音的技术录制在保持了声音的同时，使声音与作为声源的事件现场分离开，使声音与初始环境分离了。
被称为“魔鬼城”的丹霞地貌的沟沟壑壑里，的确录制了荒漠中各种风的声音，冬天冰封的风声，夏天解冻的风声，不同季节的风沿着古老的回旋路线重复着的声音，在魔鬼城的传说中成为一种变异了的声源。
除了机械，大部分自然物都是沉寂无声的。自然界的声源多半来自风声。因此，习惯性地询问―听到什么“风声”没有―表现出对声音问题的直觉。
书写变得比声音安全了？时代使之发生了一次颠倒。一种声源―犹如占中者―透露了一种在场的直接性，人们用声音进行斗争，用声音做事情，在同一时刻发出声音，让权力听到它自己声音之外的声音，或在同一时刻让声音抵达一个共鸣群体。你看到的是图像，而听到的却是声音，那是一些在发出声音的姿势。即使声音被消音被关闭了，这些形象依然是呐喊着的。声音具有青春的特质，一个青年群体的声音为一个社会不断复活青春期式的反抗的活力。与之相比，书写则是迟暮之年的所作所为。
书写是旁观者的记录与阐释？声音转瞬即逝，声音与事件紧密相关，当事件结束声音也就消失了。现在人们不再依赖天山峡谷的传说刻录声音，但与事件血肉相连的声音不是复制的声音。你的书写充当的则是天山峡谷中的岩石，将那些激烈的声音刻录在不可能的载体上，让血肉之中迸发出来的声音冻结在岩石般冰冷的文字中？
经年累月的书写或许将会构造一座天山峡谷式的“连山”，使没有被后世或远方听到的声音“归藏”于其间。或许，书写者同时在沉默中融进了内心的声音。
声音是自发性的、偶发的事件和情境的戏剧，声音是民主的、现场的、即兴的诗篇，声音是群体性的、未经组织与谋划的政治；相反，官方的“声音”则多半是事先“书写”的八股，“书面”对声音的操纵，就像意识形态是先于事件、境遇与理解的政条。
这是一种语言被收归国有的集权式书写，一种源于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任务所催生的官僚化语言、行政化语言、治安化语言，混合着欺骗性的意识形态语言的书写。这一国有化的书写语言消除了真实的声音，蚀空了批判精神，销蚀了叙述现实的能力。
一切能够被文献化的经验与记忆的书写、一切有意识的表达，多少都经过了权力集团的默认，或者是它刻意宣扬的或许是出于别种意图的疏漏；而一个社会时期的声音却消失了，遭受着非人折磨的叹息诅咒、肝肠寸断、饥肠辘辘、哀泣诉求、绝望的愤怒和无助的呻吟，都没有被文献化，没有进入书写，无法建构一个时代、建构时间、起源或历史，也无法建构一种主体和意识。而后世的历史研究，则只能合法地、学术性地、规范化地求助于文献化的材料，重新组织书写，却无法呈现曾经的“声音”。口述史则是一个勉为其难的迟到的、延异的声音。历史则是一种让书写与声音的关联性现身的叙述。
为什么声音与“灵魂”之间存在着更可靠的联系呢？声音最富于个性特征。声音总能够清晰地标志出一个人的一些内在特质。声音比面孔、甚至比眼睛离一个人的内在性更切近？声音不能化妆，声音上一丝一毫的作伪都让人起鸡皮疙瘩。矫揉造作通常是从声音里被人辨认的。
死亡不会被医学的话语与技术管辖在一个有限的范围，死亡常常会在严格划界的领域穿越，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战争之中，在身体、欲望、欢愉、需求、牺牲、磨难、压迫、虐待之中，人们会随处可见这个幽灵参与制造了事件，它出现在新闻事件中，也瞬间退回到无意识的幽暗中，并提供了不在场的证明。
自从死亡不再出现在宗教话语与神话叙事中，不再出现在关于复活、转世、循环的叙事话语中，死亡就进入了人的无意识领域，换句话说，进入了诗和艺术的沉默表达。英雄主义是死亡重新出现在貌似理性话语中的变异形式，就像蕴含在当代战争语言和民族主义话语中的牺牲概念一样，死亡被各种意识形态话语夺去了，并企图垄断死亡的全部意义，尤其当理性对之三缄其口之时。
民主政治不谈论死亡、爱欲、孤独、忧伤、虚无，无论是议会还是街头政治都不会涉及灵魂、意义、真理、终极价值，不奢谈救赎、疗治、慰藉、赐福、宽宥、赦免罪恶、再生、复活。而每一个人，谁不在内心中对此感受着一种忧虑与饥渴？唯有拥有理性、勇气、毅力的人才拒绝向假虔诚的诈骗和头脑简单的冒牌货妥协，宁可留在精神的焦虑与饥渴之中。
与“激情”的命运一样，自从浪漫主义开始，现代社会也把“死亡”一并扔给了文学；激情，幻想，欲望，死亡，从政治哲学、经济学、法学所构成的理想国中被放逐了，小说收容了理想国的弃儿，企图给它们一种感人的面孔与合法的身份。自精神分析学开端，无意识、幻想、欲望、死亡以及所伴随的“激情”成为被治疗的对象，成为一种疾病，但也由此在精神分析学的修辞中获得了一种准科学的面具，并经由这一精神分析的修辞进入了人文学科的话语与论述之中。
尽管充满矛盾的感受，当“激情”、尤其是群体激情出现在政治领域时，的确令人厌恶，政治、经济、法律领域是理性、对话伦理所支配的领域，偶然的激情附属于对话与论辩的理性原则，原教旨主义和极权主义政治颠覆了民主政治的理想国，让激情不正当地释放到理性王国，却又让僭越的理性践踏了所谓艺术与信仰的个人领地。
原教旨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神秘面纱后面是死亡，它的诱惑是死亡的诱惑，它承诺的永恒性背后是毁灭。但当民主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将非理性、欲望、死亡驱逐出去，又未能给予死亡、欲望、激情以艺术的象征形式时，没有对之进行有效的转换并将其语义释放于人类社会，即没有将激情重新纳入社会生活的象征秩序时，原教旨主义和极权主义就非法地僭越了属于艺术与象征符号的领地，并非法地将激情与死亡的诱惑运用于政治范畴。
神秘的不是面纱后面的东西，而是面纱。这是没有神秘的神秘主义。
智力平等、认知态度、智识阶层、开放社会、现代史、渐进改良、自由民主制，构成了社会的中上阶层及其价值观；膜拜领袖、反智主义、信仰态度或神经官能症、愚民阶层、封闭社会、史前史、暴动与大救星、家长式的专制，构成了社会的底层结构。希望存在于二者的连结方式、智力流通与转换空间。悲剧也存在于二者的短路式连结、并置和断裂。对于后者、即对于缺乏智力平等及其理性的自由流通的社会来说，连结他们的是“信仰”。
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功能的社会组织是“理性”的体现，诸如大学、公司、法治社会中的社团和政党组织。而极权主义政党如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黑帮或各种邪教组织，则是“非理性”的载体。一个社会是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宗教的和历史的诸种范畴精神分裂式的混合体，这一混合体总是处在不同的动态力量所造成的失衡与再次获得短暂的平衡之间。极权主义政体的统治技术构筑了上层阶级与底层社会的拓扑学结构，上层阶级投底层社会群众之所好，将底层社会的流民习气、愚昧无知、盲目冲动塑造成极权者可以掌控的暴力，利用底层社会最主要的社会情绪，即对结果平等而非起点平等的非法诉求及其由乌托邦式的平等观念所唤起的仇恨，对脆弱的理智所支持着的秩序进行宣战，推翻社会原本的上层结构，以流民的观念与行为方式取而代之，其社会后果就是，重新占据社会上层的权力阶级在“文化”价值上崇拜的是底层社会所膜拜的东西。当底层社会的一部分流民翻转为上层阶级即统治阶级时，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也出现了一种拓扑学的翻转：权力利益天壤之别，意识形态互为表里。一个诡异的情况出现了：当底层再次品尝到不平等和被剥夺殆尽的滋味时，即使在失去了主人的幻觉时依旧精神分裂式地以剥夺者的话语诉说着他们的不幸，由此他们得以继续混淆在一起并将是非判断混淆在一起。并且由此，智识态度或知识分子依然能够成为他们假想的和真实的敌人。
极权政体是人类早期社会收取或榨取“保护费”（“税收”）的黑帮组织的集团化与规模化；它愿意在想象中把政体的功能维持在社会最低级的初始阶段：没有收取保护费的武装集团，就没有社会安全。事实上它的想象力比初始阶段还要低级：没有收取保护费的维稳集团，纳税人就会陷入自残与混乱。它侮辱纳税人的智力、剥夺掉人们的批判精神并培育对税吏官的虔诚。以至于每当纳税者得到一块糖果，也要含着热泪颂扬税吏首领的恩情。民主政体则是这一税收体制的分离形式与规范化，民主政体被纳税人要求确实必须履行对社会的承诺和平等地履行对每个社会成员的“保护”职责。前一政体依赖对内使用武力威慑，后一政体将这一武力威慑的功能符合初衷地指向外部；前者将保护变成了对保护费缴纳者的讹诈与监控，后者将监控权逆转过来，变成对“收税者”及其财政使用情况的监控、审核。民主制就是纳税人反过来制约“收税者”或“税吏官”不能对纳税者使用暴力及免于被横征暴敛，并将税收尽可能公开、透明、公平地使用于社会，而非任其服务于一个贪婪残暴的税吏官集团。而且，税吏官们不再只是一个独占暴力系统以应对安全的警察组织，而主要是一个依赖被普遍认可的公理体系协调社会生活的政治组织。私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不仅不受外患之忧，也不受苛政猛于虎的威胁。
一定程度的隐私权不仅是个人尊严的一部分，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与保护，也是精神生活和富有创造力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在权力以道德面具出现的时候，权力阶层的密谋权依然还在，侵犯的只是私人生活空间。以道德之名对私人生活的审查并不是现代政体的职能与特征。
德塞尔托：“由言论所制造出来的‘可能的君主’从来就不是‘事实上的君主’。现实与言论之间的鸿沟从来就没有得到填补，当隔阂越发严重时，言论也便没有了意义。”（《历史书写》12）他指的是马基雅维利所处的位置，所谓的哲学王拥有君主的授权又不得不唯唯诺诺，那些既是主人又是仆人的言论，很难让政治分析介入到权力运用中，言论对权力产生作用的可能性是渺茫的。民主体制则让言论从“可能的君主”变成了“事实的君主”。“言”表述、反思与批评“事”，且能够“以言成事”或“以言行事”。言是一种力量。这是“太初有言”的世俗化运用，言是第一推动力：从神话到政治。而在非民主制的地方，言论和它的表达者仍然处在被囚禁的状态。不是言论将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而是权力将言论关进了专制的牢笼。
那么，你的写作从属于一种什么样的书写体系呢？另一种形式的遗嘱式的书写？可它又是如此地关注“新闻”视野内的“历史”？在它充满危机感的靠近现时性的时刻依然包含着对古老的书写体系、一种经文抄写般的书写体系的克制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