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宇威，1956年生于四川长宁，下过乡，当过工人，首届高考考入本地师专，后分长宁中学执教至今。爱好写作，主要为杂文和随笔，先后在《四川文学》、《青年作家》、《散文百家》、《杂文月刊》等发表大量作品，出版个人杂文随笔集4部，6次获阳翰笙文艺奖，已入选“全国杂文名家风采”。为四川省作协会员，四川省杂文学会会员。
狂妄的卡恩、卡梅伦及其他
常见有人撰文嘲笑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活得窝囊，那些市长、州长甚至总理、总统，不但没有随意用钱、用人、用车的特权，而且在民众面前还得矮着点，自己的公仆身份含糊不得，千万别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说具体点就是作为主人的百姓可以发脾气，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可以言行出格些，而作为仆人的官员却要做到“无故加之而不怨”，要经受得住委屈，要学会隐忍，不能像锣鼓那样一碰就响，更不能针锋相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否则，纵是有理也输了。至于装大摆谱，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更是万万使不得。即使这样，这些国家的官员遭民众当面翻脸，斥骂乃至掷鸡蛋仍然是家常便饭，远不如我们一小小县市领导风光体面。对此，众人的解释几乎如出一辙：他们是靠选票选上去的，他们的官运掌握在百姓手中，自然最怕得罪百姓。
然而，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实际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有个性张扬，出言无忌的一面。
前些年在美国涉嫌性侵犯而闹得沸沸扬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就曾是长期活跃于法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卡恩的“私德”不敢恭维，他在纽约索菲特酒店的失足并非一时糊涂，而是本性使然。他本身就是一个易“性出格”的男人，有多次婚外情遭曝光，爱在公众场合向异性抛媚眼，被法国媒体赠以“伟大的引诱者”绰号。他对此却并未有丝毫忌惮，竟曾在各种场合公开扬言：“我喜欢女人，那又怎样？”看，简直狂得肆无忌惮，毫不顾及自己政治家和公众人物形象。然而卡恩的政治前程和声誉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可说是一路春风，声名日炽，先后担任过两届国会议员，萨赛勒市市长，经济、财政、工业、外贸等部部长职，直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还宣布参加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民意调查显示，他独领风骚，人气超过了现任总统萨科奇，被法国人誉为“最具影响力的部长之一”，“经济重建设计师”，“当今法国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张名片”，“法国贡献给世界的最杰出专业人才”。
英国现首相卡梅伦于年前就曾针对政府难以承受支付失业、住房、身体残疾和子女供养等巨额社会津贴而公开呼吁那些存心靠救济金度日的失业者家庭不要再生孩子，别指望靠国家救济养活孩子，甚至咄咄逼人地训斥：“养不起就别生娃。”任何社会，得罪底层都要承担更大的道德风险，这种对底层人傲慢、轻蔑、羞辱、斥骂的态度不啻是发狂，是与民选首相的身份不相称，很可能会激众怒，担大风险的。何况，英国没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生多生少是个人的自由，孩子一出世，就享有法定的获得政府救助的生存权，即使是外国人怀的孩子在英国落了地，也享有同英国孩子一样的国民待遇，因而生育得再多，获得再多的救济，不是耻辱，更不是犯法，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然而卡梅伦这样挑衅“养不起娃”的底层，并没出现媒体和舆论一边倒似的谴责，仍然在政坛高位顾盼自雄。
这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选举制国家就是这么怪，怪得有点令人不可思议。然而细想来也可理解，这就是在司法完善的社会才可能有的事。卡恩的“性出格”纯是个人的私德，法律管不着，至于在美国因“性侵门”而走麦城，那是另外一回事。卡梅伦出语狂、话难听却在理，政府过多地迁就养不起娃而不负责任超生的弱者，把大量的财政资源耗费在他们身上，实际上是对更多的纳税人的不公。即使会刺痛甚至激怒一些人，但不会担心他们作乱，有健全的法制在，谁也乱不起；也不会为他们手中的选票担心，因为会有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何况，民主制健全的国家，没有谁，也没有哪项决策会得到众口一词的支持。
当然，我并不赞赏他们的做派，卡恩的所作所为有违我们的道德观念，卡梅伦的狂言显得粗鲁而缺少人情味。然而，比照起我们的官员来，我觉得他们至少不虚伪并直率得可爱。而我们那么多好色贪官，其淫乱的程度、范围、手段、花样可说远非卡恩可比，而且都靠的是手中的权来猎色，可人人在案发前都俨然正人君子，论道师表，就没谁敢像卡恩一样公开坦承自己的“爱美雅好”。我们那众多的计生干部们，除了谈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谁敢像卡梅伦一样直击生育失控的软肋——越穷越生，这倒不是我们的计生官员很温和，工作讲人性化，而是不敢担无谓的风险，对超生者，早些年可以拆房牵猪，现在是收罚款，他们搞起这些来，是毫不含糊的。这么多年天文数字般的罚物、罚款干什么去了，只有天晓得！反正，计生单位过去非常滋润，令人羡慕，是不争之事实。中国已实行三十多年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人口却由9亿增长到近14亿，仍然保持较高幅度的增长，最少超生了上亿的人，我很怀疑，就是与此相关。
两相比较，谁才是真正的狂，谁更招恨，该有谱了吧。
餐桌与国力
近见《世界知识》上署名李景贤的文章《体验克里姆林宫的国宴》，内容确有可读性，特别是对无缘涉足国宴这一神秘领域的普通百姓，自能长长见识。李景贤记述了他1985年7月、1991年5月分别随姚依林副总理、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苏联时见识到的克里姆林宫的两次国宴，前一次丰盛气派，极尽奢华，后一次却很抠门，不但送给中方的宴会请柬限定了人数，不到20张，而且餐桌上也较一般，与莫斯科市内中上等饭店的标准没太大的差别。由此，李景贤得出感慨：“有位智者说过：‘一国之国力，请看其餐桌。’就苏联而言，此言确实不虚。苏联国力的下降，在1991年5月克里姆林宫的国宴餐桌上，就可以得到证实。”这段感慨不仅作为文章的结尾，而且还作为导言放在了正文前，可见作者撰写此文的意图。
我却对李景贤的这番感慨不以为然。自苏联解体后，由于意识形态原因，我们许多人就爱拿苏联解体前的种种症状和解体后的“黍黎之悲”说事，其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甚至是百步笑五十步，我看这篇文章也不例外。
苏联在1991年已是强弩之末，正处大厦将倾的风雨飘摇之中，国力不如1985年时，这或许是事实。但苏联最后一段时期的经济也只是处于停滞不前的衰退状况，国力不至于几年之间有大倒退，更不至于倒退到举办国宴都捉襟见肘的地步。并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解体前的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000多美元，远在当时中国之上，举办国宴的底气和实力也不至于在我们之下。李景贤却以我们接待的慷慨大方来嘲笑别人：“戈尔巴乔夫两年前（1989年5月）访华时，连苏联驻华使馆一些参加接待工作的司机，都被邀请参加了杨尚昆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这有什么炫耀的？我们诚然大方，国宴搞得诚然盛大，但“从来如此就对么”？就正常么？就能说明我们的国力在别人之上么？须知，当时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400多美元，还没摆脱贫困，特别是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时我们正值改革开放后最困难、最微妙的时期。
同时，国宴的从俭未必是国力力有未逮，这与一国的观念和体制的变化不无关系。戈尔巴乔夫轻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是非功过姑且勿论，但有点得承认，就是在一些观念和公开化方面，他与世界主流意识和做法靠得更近。具体点就是少了些集权国家及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常见的打肿脸充胖子和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虚假宣传及做法，在外交礼仪上也简略务实了些，不再像过去动辄就是盛大国宴和兴师动众地搞欢迎欢送。
当然，李景贤引用的那位智者说的“一国之国力，请看其餐桌”，这话并没有错，但这餐桌要看是什么餐桌。国宴餐桌和富翁显胄的餐桌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弄得不好，还会被迷惑，被误导。像《红楼梦》中的贾府，已是内部蛀空，大厦将倾，可随便一桌饭席就可让“庄户人家吃半年”，能说明贾府正处旺盛，老百姓都富裕么？像慈禧太后每餐必上一百二十道精美大菜，其餐桌上的极尽奢侈，就能体现晚清国力的强盛么？只有老百姓的餐桌才能说明问题，老百姓餐桌丰盛了，才见得国力的日蒸日上。
然而，国宴餐桌还是能体现点国力的，但并非成正比，好像越是富裕的国家，国宴越简朴随意，越是贫穷的国家，越是奢华隆重。美国是世界头号富裕强国，没看到过国宴铺张的报道，当年老布什总统设宴庆祝中美建交10周年的餐桌上，就只有中国的东北水饺；丹麦是北欧富国，可人家接待外宾，哪怕是国家元首都不得自行提高标准，随意增加一道菜，如果超标，谁接待谁买单。前几年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带着访华的副总统拜登下小饭馆吃饭，5个人就只要了5碗杂酱面、10个包子、3样凉拌素菜及可乐，总共才花了79元，寒酸得仿佛美国在闹饥荒。这些好像是富裕的西方国家普遍的做法，相比之下穷国就不同了。当年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国，都是贫穷国家，可人家接待的大方丰盛，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动。前些年，从电视上见到一个还需国际粮食援助的邻国对到访的我国领导人的款待，其场面的热烈气派，不但看不出其老百姓在挨饿，而且好像是肥得流油呢。
其实我们未尝不是这样呢？无论是与富裕国家相比，还是以今日的初步小康与过去的一穷二白相比。
当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值中国动乱方酣，经济异常困难，城里人每月供应半斤肉二两油，农民日子更惨。然而欢迎尼克松总统的国宴，场面之盛——人民大会堂偌大的宴会厅百余大圆桌座无虚席，食物之美——鲍鱼、大蟹、鹅掌、烤鸭、茅台，直让头号强国总统大开眼界，大快朵颐，大饱口福，竟顾不得吃相。美酒佳肴入腹之后，尼克松显得有点腾云驾雾，忘乎所以，兴奋得手之舞之地穿梭于前排宴桌之间。他在以后的回忆录中，就毫不掩饰对天朝大国饮食文化的倾倒之情，这中式大餐是他这次中国之行留下的深刻印象和美好记忆，也是贫穷落后又深陷动乱时的中国惟一能让他折服之处。好像也是当年我们接待尼克松总统惟一感到“长脸”的事，以致吃的是什么，如何制作安排都很神秘，民间就有多种说法，甚至今天对这件事的披露都有不同的版本，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洋溢着自豪之情。然而这体现泱泱大国风采的盛宴，却是什么样的国力背景呢？不说也罢。
